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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1952—2016年省域和四大区域层面两大类不平衡指数度量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性的程度，总结其长期演变规律为：首先，省域层面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的总体趋势以16-24年为周期呈现出不均衡程度趋于减少且波动幅度趋缓的格局；其次，省域经济增长不均衡程度呈下降的同时，经济集聚却呈扩大趋势，究其根源在于沿海地区工业化的虹吸效应使内陆地区优质人口快速流向沿海地区，累积循环效应加剧区域经济集聚；再次，地区经济不均衡经历了从区内不均衡为主导转变为区间不均衡为主导，且区间不均衡趋势正在加剧；最后，数据与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近年开始进入扩大周期。针对区域经济不均衡长期演变与我国产业分布不均衡的相关性，我们认为技术赶超战略的产业政策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战略。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性的趋势与现状研究，学界主要有以下研究结果：一是区域经济不均衡指数表明区域经济趋于收敛［1-4］；二是基于空间效应视角显示省域与县域经济趋于收敛［5］［6］；三是认为省域空间经济不均衡存在“倒U”形，即先增后减过程［7］；四是三大区域经济非均衡趋于减缓［8-10］。因研究中的指标、度量时期、区域经济模型和指数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指标差异。度量区域经济不均衡的指标主要有人均GDP、人口、GDP、空间距离和地理面积等。目前，大部分文献主要采用人均GDP，一项研究用多指标代替单一指标对区域经济不均衡进行度量是一种有益尝试，它从多角度审视区域经济不均衡。［11］时期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处于收权与放权的循环中。放权时期，发展能力强的地区经济增长快，区域经济差距趋于发散。反之，收权时期，区域经济差距趋于收敛。倘若在收权时期区域经济不均衡会偏小，而在放权时期区域经济不均衡会偏大。［12］因此，时期选择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很大，类似文献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本文的研究基础。［8］［12］［13］模型差异。区域层次差异会在经济上传导出不同的宏观经济行为从而导致结论差异。区域经济模型可分为地理和行政两类模型：地理差异模型依据地理空间显著差异划分，先后出现过“二”“三”“四”“六”“八”区域经济模型①；行政区划区域经济模型依据行政单位不同划分，主要分为省、市、县域等行政区划经济模型。指数差异。目前区域经济不均衡分为经济增长不均衡与经济集聚两大类指数。经济增长不均衡大类指数分为五种指数：泰尔指数（Theil）、σ-收敛指数、变异系数（VC）或加权变异系数（WVC）、基尼系数（Gini）和Atkinson指数。经济集聚大类指数分为四种指数：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EG指数、地理集中指数（GC）和经济发展潜力指数（EP）。［14］综上文献可知，指标、时期、模型与指数等方面差异会导致研究结论不同。

如何解决区域经济不均衡问题，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地区要素配置、FDI分布不均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总结近年的文献，导致区域经济不均衡有如下因素：一是资本流动与差异［15］；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差异［16］；三是人力资本差异［10］；四是区域产业分布差异。无论资本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差异还是人力资本差异，最终都会体现在产业差异上。关于产业分布差异对区域经济不均衡的影响，范剑勇认为，地区间差距产生并扩大的根源在于制造业与非农产业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扶持西部地区制造业扭转中西部非农产业的区域分布不均是协调区域经济的主要途径。［17］吴三忙、李善同发现地区经济不均衡呈倒“U”型并且主要体现在三大地带之间，第二产业差异是主要原因。［18］周明、黄慧认为第二产业的地区不均衡与向沿海空间集聚是区域经济不均衡的决定因素，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东中西部区域产业平衡分布是缩小地区不均衡的关键因素。［19］陈雁云和邓华强实证研究显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但区域间差异较大。［20］王奕鋆通过对2003—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区域经济不均衡与金融水平呈倒“U”形。具体规律是：金融水平高的地区会吸引资本，从而使产业集聚并导致区域经济不均衡，但随着金融水平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不均衡又会缩小。［21］因此，产业分布差异是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的显性因素。

本文基于1952—2016年多个经济指标的长期数据，立足省域和四大区域两个层面并采用两大类不平衡指数，度量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长期过程并总结其动态演化规律。通过对区域经济长期演变的动态规律和经济历史事实进行分析，找出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的原因，并探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

二、区域经济不均衡指数与度量结果

如前文所述，区域经济不均衡的度量指数分为经济增长不均衡与经济集聚两大类指数。经济增长不均衡侧重人均GDP指标，经济集聚则涵盖总GDP、人口、地理面积与空间距离等指标的测度。同一大类指数度量结果整体趋于一致，但不同大类指数间的结论有较大差异。

判定经济增长不均衡指数主要有：（1）泰尔指数度量经济体增长不均衡；（2）σ-指数度量区域经济收敛；（3）变异系数或加权变异系数度量区域与σ-产业结构非均衡；（4）基尼系数度量收入与地区差距；（5）Atkinson指数度量地区与产业结构。变异系数或加权变异系数倾向于测度产业结构不均衡，基尼系数倾向于测度收入差距，而泰尔指数与σ-指数倾向于度量区域经济不均衡。我们选择泰尔指数和σ-收敛指数度量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经济集聚度量指数主要包括：赫芬达尔指数（HHI）、EG指数、地理集中指数（GC指数）、经济发展潜力指数（EP）。比较常用的是赫芬达尔指数与地理集中指数，我们选取赫芬达尔指数（HHI）和地理集中指数（GC）来度量区域经济集聚程度。选取的四个指数，其公式分别如下：

泰尔指数（Theil）。本文用泰尔指数度量省域不均衡状况，用泰尔指数一阶分解形式度量四大地区不均衡状况，公式如下：

Yi,t是省份的GDP，Pi,t是地区i的人口，t是指时期，Nt、Yt、Pt分别为全国第t期的区域数、GDP和人口数。泰尔指数取值在［0，1］范围，数值越大代表不平衡程度越高。按照四大地区将泰尔指数分解，总体差距可分解为组间差异（TBR）和组内差异（TWR），它们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反映了地区与省域不同层面空间经济不平衡状况，公式如下：

Yi,t和t分别表示省域和人均GDP对数，当σt+1＜σt时，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反之则是发散。

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简称赫芬达尔指数，HHI）。本文用HHI度量省域经济集聚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Yi,j,t为第t期省份的iGDP，Yj,t为第t期地区j的GDP，Pi,j,t为第t期i省份的人口，Pj,t为第t期地区j的人口，其余与前述一致。

σ-指数。本文用σ-指数度量省域不均衡状况，长期数据可直观反应省域经济增长不均衡长期动态演化过程。收敛指数可与泰尔指数相互验证并便于同相关文献比较，其公式如下：

公式中的符号与泰尔指数公式中符号含义一致。HHIt∈［1/Nt,1］，趋近1表明区域经济集聚，反之则表明区域经济发散。

地理集中指数（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GC）。在赫芬达尔指数公式的基础上加入区域面积因素成EG指数，但其最大的不足在于无法与其他指数进行横向比较。为纠正这个缺陷，EG指数通过绝对值改造变成地理集中指数（GC），公式如下：

si,t为省份i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其他皆同上。

本文数据来源于三个方面：1952至2008年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至2016年数据来源于NBS；空间地理数据来源于文献。数据以1952年为基期作实际值处理，缺省值按均值插值法处理。根据上述公式和数据得出1952—2016年我国经济不均衡状况度量结果。表1是省域σ（Std）指数、泰尔指数、HHI和GC指数度量结果，分别基于两种相互印证的指数度量区域经济不均衡；表2是地区泰尔指数一阶分解，TheilBR表示区间不均衡程度，TheilWR表示区内部的不均衡程度，TheilT表示区域经济不均衡程度总和（限于文章篇幅，数据部分呈现，读者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表1 区域经济不均衡指数

表2 区间Theil、区内Theil与总Theil

三、区域经济集聚长期动态演化规律与分析

经济集聚反应总量不均衡，而经济增长不均衡反应人均量不均衡，两者呈现出的规律差异较大却有内在联系。为行文方便，我们先分析经济集聚，再分析经济增长不均衡。

图1-图3是经济集聚趋势图，分别是：省域赫芬达尔指数演化图、地理集中指数演化图以及两者的趋势图，图3可看出两者整体趋势一致。图形可以总结经济集聚演化规律为：改革前低水平但剧烈波动、改革后急剧扩大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下降中反弹的总体趋势。以图1赫芬达尔指数具体分析，将区域经济集聚的演化历程划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图1 省域赫芬达尔指数演化图

图2 省域地理集中指数演化图

第一时期，改革开放前是生存时期。此时期以军重工业化为主导，是典型的内向型“资本积累阶段”，经济大起大落，区域经济不均衡具有显著的周期性。［22］（P35）工业化目的明确，旨在构建重工业体系满足安全需求。苏联对华工业援助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苏联撤援后，为使这些军重工业项目能持续，国家发动地方工业化运动，即“大跃进”运动，其实质是举全国之力延续苏联援建项目和军重工业项目，因而加剧了区域经济不均衡，这是图1和图2在1960年左右经济集聚程度很高的原因。1960年末，党中央取消了“大跃进”运动，从而使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得以缓解。同时，我国周边地区国际局势紧张，1964年中央提出“三线建设”，将原本集中于边境地区的工业“靠山、分散、隐蔽”分布于内陆地区，该运动于1971年基本结束并于1980年全部结束。这些历史事实解释了图1和图2中为什么经济集聚水平在后数十年经济集聚水平处于低水平但剧烈波动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前，军重工业项目集聚与迁移是我国区域经济集聚波动起伏的原因。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是发展时期。在满足安全需求基础上，此时期的工业化目的是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物质需求。因而开启了自下而上的农村工业化进程［23］(P138)，地方工业和轻工业占据重要地位，称之为“工业化中期阶段”。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沿海经济飞速增长，经济集聚从建国初期的集聚东北到改革开放后“地陷东南”，实质上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图1中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的低谷正是这一经济集聚转移时期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使经济迅猛发展，从图中1中表现为80年代中期开始至90年代的经济集聚水平处于快速上升期。2001年，中国在加入WTO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区域经济集聚程度。

第三时期，2008年至今是转型与调整时期。“中期工业化阶段”基本满足多样化物质需求后，我国工业化应该转向两个方面：一是转型升级满足一部分人对高品质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调整结构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而遗留的贫困问题。2005年实施新农村建设和2006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缓解了区域经济集聚程度。金融危机爆发使嵌入全球化程度很高的沿海地区受到冲击，沿海经济增速减缓。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是经济集聚趋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我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

图3 省域赫芬达尔与地理集中指数趋势图

图4 省域泰尔指数演化图

图4—6是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演化图，分别是：省域泰尔指数演化图、省域σ指数（图中用Std表示）演化图和两者的趋势图。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较，我们与前人结论保持一致。例如，林毅夫、刘明兴等人的结论是1978—1990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呈缩小状况，而1990年以后呈扩大趋势［3］，林光平等人的结论是1978—2002年省域经济存在σ-收敛［1］。我们的度量结果显示1978-2002年间，省域不均衡状况先减后增。1978年σ指数为0.5497，泰尔指数为0.1563，2002年σ指数为0.5394，泰尔指数为0.126，2002年不均衡指数小于1978年而呈现绝对收敛。无论是泰尔指数还是σ-指数都能支持该结论，但基于更长时期数据和趋势，则能揭示更有意义的演化规律。

图5 省域σ（Std）收敛指数演化图

图6 省域泰尔指数与σ（Std）收敛指数趋势图

图4—6的演变趋势清晰地显示出如下规律：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的总体趋势以16-24年为一个周期呈现出不均衡状况趋于减少且波动幅度趋缓的格局。以图4泰尔指数为例分析，该指数显示我国已经历3个演化周期（1952—2014）。第一个周期历经16年（1952—1967），呈现为两阶段：1952—1960年扩大阶段，1960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961—1967年缩小阶段；第二个周期是历经22年（1968—1990），呈现为两阶段：1968—1978年为波动中上升阶段，1978—1990年为波动中缩小。第三个周期历经24年（1991—2014），也呈现为两个阶段：1991—2003年为扩大阶段，2004—2014年为缩小阶段。从图形和分析可知，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周期越来越长，不均衡震荡幅度越来越小。因此，我们预测2015年后的十年左右时间，我国都将经历不均衡扩大之后进入缩小阶段，并且扩大和缩小的幅度将小于前面周期。

根据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不均衡图形可知，在改革开放前，两者图形有一致性，而改革开放后两者趋势差距甚远。究其原因，优质人口的流动是造成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不均衡异同的根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流动较小，人口依户籍而被固定在农村或者城市。因而省域经济总量与人均量反应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改革开放后，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吸引内陆地区“草尖”③人群向沿海地区转移。［22］除其他因素外，人口流动因素在导致内地人均量增加的同时，也会导致沿海人均量减少。这就解释了改革开放后，图1和图2省域经济集聚快速上升的同时，图4和图5经济增长不均衡趋缓的原因。因此，经济增长不均衡的趋缓实质上掩盖了更加严重的区域经济不均衡的事实。这种趋势持续，是对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毁灭性打击，实质上将产生内生性区域经济不均衡。事实上，我国存在并将持续存在区域经济不均衡。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可作预测：我国正在进入区域经济不均衡的扩大期。因为，无论哪种指数都清晰地表明，从2014年开始，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开始扩大，此阶段区域经济集聚的反弹在高位继起，将导致更严重的区域经济不均衡。同时，因为内陆地区的优质人口向经济发达省份的快速流动，将加剧区域经济集聚状况。

上述分析是基于省域层面，为更全面认识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有必要从四大区域层面分析。因为泰尔指数可以进行一阶分解，我们选择它作为测度公式对1952—2016年四大区域层面数据进行测度。从图7可知，演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区间泰尔指数低于区内泰尔指数（1952—1986）；二是区间泰尔指数高于地区内泰尔指数（1987—2016）。据此，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区域内不均衡趋于缩小而区域间不均衡趋于扩大的格局。改革开放在扩大了区域间不均衡的同时，缩小了区域内不均衡；第二，1986年是分水岭。1986年前，区内高于区间的不均衡，而1986年后区间泰尔指数高于区内泰尔指数；第三，近期区域经济不均衡扩大主要受区域间不均衡的影响。从曲线显示的趋势预测，地区间不均衡将主导区域经济不均衡。一项基于全球层面分析经济体间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区内收入差异主导转变为区间收入差异主导。［24］

图7 区域间泰尔指数（TheilBR）、区域内泰尔指数（TheilWR）与泰尔指数总和（TheilT）演化图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总结如下：第一，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不均衡以周期为16-24年呈周期性波动的总体趋势，波动周期变长且波动幅度趋缓的特征；第二，省域经济不均衡程度在经济增长不均衡程度总体下降的情况下，经济集聚程度却呈总体扩大的趋势，这种反差的实质是优质人口向沿海省份快速流动，这将导致加剧内陆地区经济潜力的流失并加重经济集聚；第三，地区经济不均衡经历了区内为主转变为区间为主，且区间不均衡有扩大趋势；第四，根据经济增长不均衡、经济集聚视角和省域、区域层面的度量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近期开始进入新的扩大周期。

四、基于技术赶超理论的政策探究

根据动态演化规律并基于此规律进行的历史事实分析可知，区域经济不均衡演变与工业化进程高度相关，区域工业产业发展不均衡是经济不均衡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由前文综述可知，产业差异是内地与沿海地区差异的显性因素。如何扭转产业发展不均衡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学界有着不同看法。目前，比较完善产业政策理论有两种：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和演化发展经济学技术赶超理论。［25］比较优势理论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其产业政策认为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应该有选择地扶持具备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26］技术赶超理论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认为产业政策是落后国家或地区追赶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落后地区追赶先进地区，倘若完全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战略，只会使差距越来越大，针对特定行业的垂直产业政策干预可能比当前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更有效。［27］在我国区域经济分布很不均衡，且落后地区无法复制先进地区成功经验的情况下，技术赶超战略有很强的适用性。

落后地区应该以技术赶超为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在新技术“机会窗口”中获得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我们提出以技术赶超战略为主，结合区域比较优势是实现区域产业均衡发展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第一，“一带一路”是落后地区实行技术赶超战略的市场基础。“一带一路”让落后与发达地区在市场需求面前处于同一起跑线。传统发达区域多处于沿海地区，只因沿海地区运输成本优势造就区位优势，沿海地区的全球市场要比内陆地区更大。内陆地区的市场太小是产业难以规模化，技术难以创新并赶超的原因。“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绝大部分省份囊括其中。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并行不悖，在这个大市场中，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获得几乎同样的机会。大市场才能推动大发展，“一带一路”给予了内陆地区实现技术赶超的市场条件与时代机会。内陆地区通过与“一带一路”对接，以市场带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与沿海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信息革命为实现内地技术赶超沿海地区提供了可能。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全国连接在一起，弱化了空间异质性障碍。比如，贵州重点引进高科技企业打造大数据产业就是一个例证，完全可能成为中国芯片制造的基地④。内陆地区在前所未有的知识与信息革命面前，与沿海地区处于相同的“机会窗口”面前，是内陆地区可以施行技术赶超战略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第三，环境保护压力决定内陆地区丧失与沿海地区同样的发展条件，技术赶超战略是可行的选择。有文献提出，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内陆地区“示范效应”，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可以为内陆地区带来“溢出效应”，内地应该利用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比较优势承接沿海淘汰产业，从而实现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系。［28］（P5）但是，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是对该理论的否定。该理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沿海的环境保护压力远远小于内地。事实上，在环境保护面前，沿海成功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复制到内地。内地只能通过追赶技术前沿且污染较小的产业才有可能缩小内地与沿海的差距，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与技术是关键。人才与技术的引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与庞大资本，这正是内地所欠缺。只有通过政府高效的产业政策与配套措施才有可能在新一代知识经济浪潮中获得技术赶超“机会窗口”［25］。这也是各地爆发“人才争夺战”的原因。

第四，相对于沿海的工业，内地的包袱更少，可以更加轻松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全新的地方创建新的产业往往比在旧的产业中建立新产业更容易，因为固有观念的束缚和利益团体的阻碍更少。比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衰败却无法建立创新基地，而硅谷却可以。事实上，落后地区凭借技术赶超成功超越先进地区是历史常态。英国虽然在工业革命时期处于领先，但在第三、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德国和美国追赶，而高铁技术处于领先的德国却被我国全面赶超。

第五，行政省份拥有行政权是扶持并保护本地产业的政治基础。每个省皆有在顶层设计下选择并扶持其产业的自由裁量权力，当这些产业还是“幼稚产业”［29］(P34)时，应该提供必要的支持与保护使其免受强大的外来竞争直到它们能自立。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行政权力，为本省战略性产业提供补贴、配套基础设施、拓展市场，促进形成本省的支柱产业。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经济不均衡有加剧趋势，却也处于协调发展的机会期。因此，需要制定正确的技术赶超产业发展战略并结合区域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注释：

①“二”是指“胡焕庸线”划分的东南与西北两大地区模型，“三”是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模型，“四”是指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模型，“六”是指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六大地区模型，“八”是指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大西北地区八大地区模型。此外，经济带模型也是一种地理差异模型，比如“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经济带。黄志钢认为它是对城市群、区域板块、发展战略由点到面、由静而动升级跃进式的扬弃。

②温铁军教授把潜在剩余价值存量比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比作乡土中国的“草尖”群体。本文借用此概念，把内陆地区潜在剩余价值存量比较高的人口比作“草尖”。

③许多报道可以证实，参见赵勇军《贵州大数据产业生态圈逐步形成》（《贵州日报》2018年5月25日）；公欣《“144”创新战略引领贵州迈向大数据新时代》（《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5月25日）；吴文仙《中国芯 贵州造》（《当代贵州》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