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孝德

陈之佛（1896－1962），又名陈绍本、陈杰，别署雪翁，浙江余姚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先驱，著名工笔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1918年留学日本，学习图案。1924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上海东方艺专、上海艺大、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上海美专、中央大学。曾担任国立艺专校长，并被聘为联合国文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兼美术组专员。1949年以后，陈之佛一方面从事美术教育的领导工作，一方面潜心于工笔花鸟画创作，并致力于工艺美术的研究和改造。1960年他创作的邮票“丹顶鹤”被评为最佳邮票设计。生前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之佛于1937年底到重庆，1946年5月离开，在渝生活长达8年。他秉性耿直，曾经六次请辞国立艺专校长，个中况味，恐怕只有他才能深刻体会。

流亡重庆首次举办个人画展

1923年，陈之佛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同时也在上海东方艺专、上海美专等学校讲授图案课。陈之佛从日本带回了新的理念，其设计作品颇受用户喜爱。胡愈之任编辑的《东方杂志》、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以及《文学月刊》等杂志的封面，都出自他手。

尽管如此，陈之佛依然不满足，认为中国的图案学水平与日本差距太大，他想当老师，传授技艺，带出一批优秀学生，让这一学科在中国迅速崛起。他去了广州美专，又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对于这个抉择，他感到很满意，这毕竟是中国最高学府的艺术系。1932年，他辞去上海美专的教职，专注于中央大学的讲台。

上课之余，陈之佛潜心绘画，并且把工笔画当作主攻方向。20世纪中国工笔画画家的代表人物是“南陈北于”，“南陈”指南方的陈之佛，“北于”指北方的于非闇。其实，很少有人知道陈之佛早年学的图案，真正学习工笔画时已40岁左右。陈之佛的工笔画，既有中国古典工笔画的韵味，也融有日本画的技法，创造出一种典雅、洁静、优美、生机勃勃而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1934年，他以雪翁为笔名，参加了中国美术会的第一届美展，引起画坛关注。沿着这种思路，陈之佛又画了好些画。

1937年8月13日，日寇向上海发动进攻，南京也遭到日机轰炸，危急关头，中央大学紧急疏散人员。陈之佛携带家属匆匆赶往浒山老家，由于路途奔波，又遭雨淋，到家后，他得了伤寒症。得知中央大学落足重庆沙坪坝的消息后，他不等大病痊愈，又带着家属赶往重庆。抵达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

到了重庆，首先要解决住房问题。那时，重庆难民如潮，人口暴增，别说主城找不到房子，连郊区也难寻蔽身之所。陈之佛拜托朋友四处找房，几个月后，才在沙坪坝正街27号找到一间房子。住进“新房”那一夜，陈之佛失眠了，万千感慨涌上心头。国土沦陷，人们流离失所，尽管战争越打越激烈，他内心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待妻儿入睡后，他就着昏黄灯光，刻下了“流憩庐”这方印。

临街的“流憩庐”对于一个七口之家，显得既小又简陋，不过，陈之佛仍饶有兴趣地辟出一个角落作为画室。他把两张小方桌连接起来傍窗一放，就成了画桌，木板墙壁上，贴满了他书写的古今名人语录或诗词。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等，以此为“座右铭”，表达自己的乐观态度和爱国情怀。

◇《荔枝白鸽图》

◇《鸣喜图》

◇《双鹭荷花》

平时除了上课，陈之佛一有空就作画。1942年3月，陈之佛首次个人画展在重庆揭幕，所展作品均为工笔花鸟画，其独特风格与大胆创新引起画界极大反响。著名学者潘菽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从环中到象外》的评论，其中写道：“陈之佛先生是我所认为当代作家中最具艺术风度的一个人。他的工作态度是很认真、沉着的，他在作画时确守着规矩、准绳，不让自己的步伐有一点错乱，这是他每一幅画面上无论谁都能看到的，他已由熟而巧，浸浸乎出于我的意料。譬如这次展览的作品中，颇有几张足以与前人名作比。”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长之说：“在花卉中开辟这样崭新的作风，把埃及的异国情调吸取来了，这是使人欢欣鼓舞的。我们盼望陈先生充分发挥它，千万不要惑于流俗而放松它，艺术是具有征服性的，但新的作风必须以坚强的意志为后盾。”

郭沫若也来了，他在一幅名为《梅花宿鸟》作品的右上方，题写了一首诗：“天寒群鸟不呻喧，暂倩梅花伴睡眠；自有惊雷笼宇内，谁从渊默见机先。”陈树人则在《竹菊图》中题写道：“谁知现代有黄筌，粉本双勾分外妍。”陈之佛被誉为“现代黄筌”，正是源于此。还有不少作家、诗人、书法家也来捧场，比如沈尹默、孔德成、柯璜等，他们有的题咏，有的赠诗。

画展如此轰动，一方面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国民政府官员的注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亲临现场观展，并购买了作品。这为后来陈之佛担任国立艺专校长埋下伏笔。

◇《榴花鸣蝉》

◇《芦苇鸭趣》

推辞再三接受校长一职

当时，国立艺专历经艰难从云南昆明迁到重庆璧山已有两个年头，校长吕凤子既要维持国立艺专的正常运行，还得照顾自己一手创建的正则艺专和正则女校。为了这三所学校能够正常教学，他日夜操劳，可收效甚微。不得已，只好提出辞呈。

教育部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能够胜任校长一职的人，才两个年头就要辞职，当然不同意。说来说去，最后教育部说：“你要辞职也可以，你给我们推荐一个吧。”吕凤子立即想到陈之佛。他于1942年6月7日写信给教育部长陈立夫：

立夫先生道席：

艺专继任者弟拟荐陈之佛先生（前曾托井塘先生转达），尚祈考虑及之，所乞即准至感，祇颂道安不一。

弟：吕凤子书

陈立夫接信后，很是赞同。于是亲自致函陈之佛，恭请他出任校长。

陈之佛收到陈立夫的信，以不懂行政事务为由拒绝了。二人信函往返多次，陈之佛仍然坚辞不就。陈立夫无奈，只得亲往沙坪坝中央大学与陈之佛面谈。事后，又派教育部次长顾毓秀登门相劝，陈之佛仍然没有改口。于是，陈立夫写出第六封信：

之佛先生道鉴：

敬启者，艺专吕校长因病辞职。兹请先生继任，一再辞让，迄未允就，谦冲之怀至取钦佩，惟艺专为国内惟一艺术学府，非以德高望重者主之不足立，一再考虑，仍以先生为唯一适当人选，故再函敦劝。务乞慨允，俾得即日差表用慰。嘱望，不胜盼幸。专此重达，并颂道安。

陈〇〇敬启六月十八日

◇陈之佛（中）与丰子恺（右）等人在磐溪合影

“〇〇”是当年的一种省略写法。陈立夫如此执着，倒让一向平和冲淡、不争不抢的陈之佛进退维谷。正在陈之佛烦恼之际，傅抱石出现了，力主他就任。其中，最能打动他的理由是：国立艺专是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能任该校校长至少是当局对此人人品与画品的肯定。陈之佛动摇了。随后，他向教育部提出三个条件：一、将艺专从璧山迁到江北的磐溪；二、改艺专为学院；三、增加办学经费。

教育部很快答应了，不久便下发任命书。陈之佛一边与吕凤子的助理办理国立艺专的交接手续，一边派人到磐溪准备校舍。

国立艺专的新校址依山傍水，背倚龙脊山，前临磐溪河，与中央大学隔嘉陵江相望，与徐悲鸿的住所相距约一公里，距重庆城也不远。将校址设于此，不仅可以享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的师资，也可以网罗住在主城区的艺术家们，如郁风、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林风眠等。

“黑院墙”的故事

1942年的磐溪是典型的农村，艺专搬来后，租用了当地的郭家院。据说，当时郭家院是公产，政府在这里办了一个荣军培训所，没有住户。郭家院是一个三进院落，有30来间房子，但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还是太小。

房子不够，学校就围绕郭家院搭建了许多草棚屋，小的几个平方，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几乎就塞满了；大的有一两百个平方，平时是吃饭的地方，开会时，就成了会场。这些草棚屋散落在山坡上，为了加强管理，艺专造了一道院墙，将郭家院与草棚屋圈了起来。院墙建好后，刷成了白色，在田野里格外扎眼。有人说，这样容易成为日寇飞机轰炸的目标，于是，学校叫人到农家讨来“锅烟墨”（锅底灰），把院墙涂成了黑色。从此，国立艺专便有了一个雅号“黑院墙”。

即便这样，房子还是不够用。学校又在靠山坡的苏家湾租下苏家院子，供女教师和女生作宿舍。

因新校地理位置好，且与中央大学隔江相望，国立艺专一度出现了大师打堆、名家云集的局面，主要有丰子恺、黎雄才、李可染、傅抱石、黄君璧、陈倚石、吴作人、蒋仁、李超士、关良、丁衍镛、吕霞光、胡善余、赵无极、朱德群、王道平、邓白、徐文熙、李毅夫、周绍淼、刘开渠、王临乙、赵蕴修、朱培钧、秦宣夫、常任侠、史岩等。陈之佛还邀请一些画家兼任行政职务，如丰子恺任教务长，傅抱石任校长秘书，黄君璧任图画科主任，秦宣夫任西画科主任，王道平任应用美术科主任等。

磐溪时期，结束流亡生活后的艺专校园重焕生机。有一个数字可以证明，1943年学校报考人数达500余人，这是1938年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以来的最高纪录。

作为一校之长，陈之佛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常常教育学生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对于这些古代的教育思想，他赋予了现代的解读：“一个画家的政治立场、思想情感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上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变了，绘画的意境也必随之而变。”陈之佛束人先束己，画里画外，皆以此为行为准则。

陈之佛家住沙坪坝，每天早上赴国立艺专上班，先走一段路，然后过嘉陵江，过江后再走六七里路。学校为他备有代步的滑竿，但他坚持安步当车，宁愿爬坡上坎，也不愿劳累别人。他说“不忍闻其邪许之声也！”轿夫急促的呼吸，最终让他放弃了滑竿。他有一枚很特别的印章“心即是佛”，可以窥见他的慈爱之心。

做了校长，陈之佛便心无旁骛，连最钟爱的画画也少之又少。然而，事与愿违。上任之初，教育部答应的三个条件，只做了第一条——迁移学校。而艺专改学院、增加经费，没了动静。为了办好学校，陈之佛甚至举债办学。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连续下发两道命令，要求艺专执行。第一道命令，要艺专防范《新华日报》推销，调查异党分子。教育部紧接着派来一个监察员，监视艺专。第二道命令，要对前一道命令执行不力的校长进行为期35天的集训。这一下，陈之佛怒了，认为这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于是，他以自己有病为由（的确他也有病在身），上交辞呈，坚辞国立艺专校长一职。

教育部拒绝、劝说，但陈之佛心意已决，反复请辞，最终在他请辞六次之后，教育部同意了。

1944年4月，陈之佛辞去国立艺专校长之职，专注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的教育工作，教学之余，他认真画画。8月，陈之佛又在重庆举办了一次画展，画展的收入，全部用来偿还其担任艺专校长时欠下的债务。

抗战胜利后，陈之佛随中央大学迁往南京。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陈之佛被聘为艺术系教授。在60岁的时候，他光荣地站在党旗下，举起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62年，陈之佛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