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美］贾斯汀·彼得斯 著 刘泗翰 译

最近几年，“互联网+”、共享经济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出现了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睡眠甚至共享男友，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享的概念就出自互联网、和黑客有关

迈克尔·哈特，或许你对这个人比较陌生，但你一定曾直接或间接地受惠于他，因为他发明的电子书和古登堡计划。哈特曾说：除了空气，电子书是我们能随心所欲取用的一样用之不竭的财富。

互联网上的第一个布衣平民

迈克尔·哈特大概算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叛逆的年轻人之一，他曾两次被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录取，却两次愤愤不平地退学。哈特还曾经因为应征入伍的时候拒绝对宪法宣誓效忠而引起祸端。 为了证明自己认真起来有多厉害，哈特于1971年回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并加入了那里的材料研究实验室。

当时，实验室有一台Xerox Sigma V（施乐·西格玛·V）大型计算机，那是一台价值30万美元的庞然大物，与如今的计算机有着天壤之别。这台和房间一样大的机器上布满了开关、指示灯和卷盘磁带；靠一台改进过的电传打字机进行数据输入。当时的计算机几乎都是科学和工程部门在使用。“计算机”的英文是computer，也有“计算者”的意思，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613年，指的是专门负责计算的人。太空时代中期（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人类进入了太空时代）的计算机也被很狭隘地当成专门的计算机器。

哈特有两个担任系统程序员的朋友，其中一个系统程序员是哈特哥哥的朋友。这位系统程序员还把自己在Xerox Sigma V的账号告诉了哈特。哈特后来说，正是他的这个决定使哈特成了互联网上的第一个布衣平民。

拿到Xerox Sigma V的账号不到两小时，哈特便推测出了这台机器的核心功能。他宣称，“计算机最有价值的功能并不是运算，而是将我们储存在图书馆里的知识进行存储、归档以及检索”。而且他很快意识到得有人将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进行电子化并且加以储存。那天恰逢美国独立日，哈特便打定主意，要把《独立宣言》转存到计算机里，让所有人都能读到。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电子书，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

超能少年解放了被禁锢的数字信息

数年之后，哈特把这个行为包装成了一个神话——一场最终席卷全世界的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毫无疑问是人类有史以来在文化和社会方面最伟大的进步”。这便是现代自由文化运动的起点，它发端于数字计算的初期，被主流观念排挤的边缘地带，它的首批拥趸是像迈克尔·哈特这样不受监管的超能少年，因为身边无人劝阻，他们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创举。哈特和许多同类一样，都相信开放信息本就是一件好事，他们很少费神向公众表达到底开放信息是怎样，以及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的本质变革。对他来说，这其中的关系显而易见。如果不改变人们的思想，自然就无法改变世界；如果不给人们新的内容去思考，自然也无法改造人们的思想过程。当权者希望控制信息的流通，从而让大众保持愚昧和驯服，而哈特知道，数字网络能够解放那些被禁锢的信息。

哈特不是早期信息共享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也不是唯一一个努力将文本数字化并且进行传播的人。但是他的坚持不懈，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依旧带着近乎偏执地坚持下去的决心，却使他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人物。

对迈克尔·哈特来说，将公共领域的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是一种使命和运动。古登堡计划，这个名字既能准确体现哈特对社会进行变革的雄心，也暗示他的项目可能具有革新的潜力。

黑客的天堂——人工智能实验室

对很多人来说，互联网和计算机都是能够平衡这个世界的工具。当时的计算机资源稀缺，所有的思想只会阻碍生产力。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有意为之的冷静选择，是黑客们对于世界的期待：世界应该是开放、高效和合作的。黑客伦理被执行得最为认真的地方，就是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正如列维在《黑客》一书中所说，对计算机程序员而言，人工智能实验室类似于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天堂。实验室主要负责研究开发智能机器，并为此装备了许多计算机。一群年轻的黑客为这些计算机进行编程和日常维护，他们有的是拿薪水的职员，还有一些只是热心肠，只是为了离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更近一些，所以聚集在实验室。这些黑客在一种非常宽松的状态下写着代码，以及维护着实验室的计算机。每个人都能登入计算机，对代码进行研究和优化。每一台计算机终端都不设密码，实验室的门也从来不锁。对许多黑客来说，这地方就像个变相的集体宿舍。

1986年，一个曾经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过的黑客理查德·斯托曼，被史蒂文·列维称为“最后一位真正的黑客”。1974年，斯托曼作为物理学硕士进入MIT深造，晚上则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计算机。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里不再包括继续学习物理，便在1975年退学，全身心地投入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中，就此成为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位全职程序员。最后，他成了黑客群体里良知的代表、信息共享的坚定捍卫者。

独立而包容的精神赋予了斯托曼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们力量，同样也让迈克尔·哈特这样的人获得了机会。他们都是不同于常人的雄心勃勃的人物，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不算成功，可是在自己定义的那个世界里却叱咤风云。哈特像斯托曼一样，利用计算机创建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个免费传播而不是售卖知识、鼓励利他主义而不是为自己追名逐利的世界。在早期的数字乌托邦主义者心目中，计算机就是进行社会改良的理想工具，是将我们的世界重新塑造得更为平等的革命先锋。

开放免费信息源自黑客的理想主义情怀

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20世纪80年代早期，个人计算机的时代即将来临。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些黑客加入了一个叫作Symbolics的公司，并仿照在实验室的做法使用商用计算机。还有一些人投向了Symbolics竞争对手的怀抱。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黑客组织日渐式微，他们的动力源泉逐渐被抛弃。但是对斯托曼而言，这些背叛只不过让他愈加坚定了守护黑客伦理的决心。之后，斯托曼依照自己的原则，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

自由软件基金会一直秉持一种理念：自由和开放获取信息与计算机代码是一个简单的正义问题。这个组织认为软件不应受到授权、密码等可能在计算机程序员和使用者之间激发对立关系的限制。“我致力于开发免费软件，是因为有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在鼓励着我，那便是让自由和合作的精神传播开去，”斯托曼写道， “我要鼓励免费软件的传播，取代影响合作的专利软件，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

迈克尔·哈特深有同感。虽然两人为之奋斗的领域不同，但他们共享相似的工具、目标和方法。可是，他们还有相似的盲点。免费软件和免费文学本身并不一定能让社会更美好，同样地，访问受限的书籍和计算机软件也不一定会让社会变糟。以文化产品为核心而兴起的商业行为能够为这些产品带来更多的用户，使它们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否则它们可能一直被局限在黑客和爱好者的小圈子中。

但是商业文化一直与哈特和斯托曼这样的“一根筋”不太合拍。免费软件、免费电子书和免费文化，它们还有更为宽泛的社会功能，那就是鼓励使用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对权威人物的话全盘接受以及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文化产品。“我们的观点是，从底层改变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改变。”哈特后来写道，“如果等着上层人物赞同我的打算，哪怕他们将我们的等待时间减半，你今天也绝对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和古登堡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