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

摘 要：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1985年发表的成名作《使女的故事》自出版以来就受到文学界、评论界高度关注，成为20世纪后期西方女性文学创作高峰的代表作品之一。《使女的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在极权国家基列共和国充当“使女”的悲惨遭遇，其中塑造了多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玛格丽特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反思。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女权主义；女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作家玛格丽特在《使女的故事》中虚构了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故事，原教旨主义势力控制了美国并建立了极权政府基列共和国，由于环境恶化、不孕症泛滥，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政府强行抓走并统一训练成“使女”，即专门为不孕的统治阶级“大主教”完成生育任務的女性。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被迫成为“使女”的悲惨遭遇极其艰难的生存困境。《使女的故事》发表与1985年，它的成功本身就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和女性主义文学繁荣的体现，对其的分析评论主要集中在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独特的叙事策略、生态女权主义思想等。本文旨在从其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入手，分析玛格丽特对不同的女权主义思想如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的反思。

一、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爆发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随着女权主义主要理论的相继提出和女权主义重要作品的发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觉醒并挑战“父权制”的压迫，她们认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只是被压迫的“第二性”，是被剥夺了主体性的“他者”。“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她们主张女性的性解放，挑战男性社会权威，认为男性与女性是绝对对立的，男性是迫害者，女性是受害者。受此思潮影响，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选择放弃家庭追求解放，同时也导致艾滋病流行、家庭破裂、问题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后现代女权主义也相继产生。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受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反对男女敌对的二分法，主张话语即权力理论，呼吁女性打破男性中心主义，重构女性经典。而生态女权主义则不仅反对男性中心主义而且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破坏自然环境和贬低女性，主张尊重差异、尊重自然。

二、女性受害者和女性反抗者

整部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使女”这一受害者形象。通过塑造典型的女性受害者形象，玛格丽特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迫成为“他者”的现实，表达了男性是迫害者、女性是被迫害者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由于环境问题、生育率下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强迫训练成“使女”，她们就是“行走的子宫”，专为统治阶级生育子嗣的国有资源。她们的工作、家庭、人身自由都被极权政府夺走，她们没有财产权、生育权，甚至连读书看报都不被允许。两年内依然不孕的“使女”会被送到充满核污染的隔离区。“使女”中最典型的受害者形象是名叫珍妮的“使女”。她在年幼时曾遭强奸，被抓进专门训练“使女”的感化中心后又被洗脑，承认遭到强奸是女性自己的错，必须一次又一次在众人前忏悔。进入主教家成为“使女”后怀孕生子，但不料孩子出生后就夭折，她的精神遭到巨大打击，甚至认为孩子的夭折也是自己的错，最终神志不清，连跟她同为“使女”的同伴都瞧不起她。

迫害珍妮的人是年幼时强奸她的人，是她作为“使女”为之服务的“大主教”、是以给她洗脑的基列共和国，归根结底是把她视为“行走的子宫”的男权社会。而珍妮的悲哀之处还不止于此，最悲哀的是她对于男权社会的迫害完全不自知，她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从未觉醒过。在感化中心嬷嬷的洗脑下，她已经将男权至上的观念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对于男权社会的迫害毫无反抗意识更毫无反抗能力。以珍妮为代表的“使女”形象是最典型的女性受害者形象，她们是被男权社会剥夺了主体意识的“他者”，通过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玛格丽特控诉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全面迫害，清晰的传达出男性是迫害者、女性是被迫害者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也表达出她对现实中和珍妮一样尚未觉醒的女性的担忧，并希望珍妮的悲惨故事能警醒她们，唤起她们主体意识，反抗父权制压迫。

此外，玛格丽特还塑造了两个勇敢而激进的女性反抗者形象，在肯定女权主义反抗精神的同时表达出理性的反思。奥芙弗雷德的好友莫伊拉被塑造成一位机智勇敢、极具反抗精神的女英雄形象。她是唯一敢袭击感化中心嬷嬷的“使女”，她利用各种机会尝试逃跑，即使失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玛格丽特借女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对她的敬佩和肯定。“假如我是莫伊拉，我就会知道怎么拆开，使它成为锋利的刀口。我没有螺丝刀，不过假如我是莫伊拉，没有螺丝刀我也一样能办到。可我不是莫伊拉。”[1]奥芙弗雷德的胆怯懦弱和莫伊拉的坚定勇敢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得莫伊拉女英雄一般的形象突显出来。她追求性解放、性自由，反对异性恋，甚至厌恶男性，是一名女同性恋，这和现实中一些自由女权主义者颇为形似。虽然她多次逃跑失败，但对她所代表的英雄般的反抗精神玛格丽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

奥芙弗雷德的母亲是典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她一生致力于女权主义运动，反对婚姻，也是一名单亲妈妈，她认为男性只是生孩子的工具。她的选择代表了很多第一代激进女权主义者的选择，他们追求性解放、不相信婚姻制度。母亲反复告诉奥芙弗雷德自己是因为爱她才生下她，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不能给女儿完整的家庭。这给奥芙弗雷德的家庭观念带来负面影响，她对于母亲的激进思想不屑一顾，反而极度渴望完整的家庭，渴望得到异性的爱，长大后不顾母亲反对与卢克结婚。通过直接刻画母女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玛格丽特塑造了母亲这一形象鲜明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形象，深刻反思了激进女权主义对家庭和儿童的负面影响。此外，玛格丽特将小说背景设置为自然环境恶化，由于频繁堕胎、避孕等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不孕症，进一步导致“使女”的悲剧，这不仅反映了玛格丽特对激进女权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担忧，也具有鲜明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三、非对抗式的女性反抗者

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是最为复杂的女性形象，她既不是失去主体意识的受害者也不是勇于正面反抗的女英雄，她的反抗是新一代的非对抗式的反抗。这与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反对男女对立的主张一致。与激进女权主义不同，后现代女权主义反对二元对立，受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影响，主张通过重述女性历史反抗男性中心主义，颠覆传统和权威。而奥芙弗雷德的反抗正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反抗。

奥芙弗雷德的困境更加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从小渴望完整的家庭，不顾母亲反对与卢克结婚。成为“使女”后也没有改变她渴望得到异性爱情的本性，虽然深受基列共和国压迫，但还是将感情寄托在情人尼克身上。“但事实是我以不想离开，不想逃跑，不想越境投奔自由。我只想呆在这里，和尼克在一起，在这里我对他触手可及。”[2]同時，她并不知道能不能完全相信尼克，经常自我怀疑，她不是像莫伊拉一样理想化的女英雄，甚至为求自保拒绝为反抗组织“五月天”工作，她时常感到彷徨、恐惧，懦弱。“我先是会尖声叫唤，甚至哭哭啼啼，然后就会吓成一滩烂泥，随便什么罪行都供认不讳，最后被吊死在围墙上。收起锋芒，少惹麻烦，小心渡过难关，我过去常这么告诫自己。”[3]奥弗雷德的反抗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只有生存下来才有重述历史的机会。她为求生存而忍辱负重，哪怕是做一个“行走的子宫”。她只有通过不断重述自己的经历，提醒着自己不要忘记过去，通过将自己的这段历史讲述出来并偷录在磁带上，她将基列共和国的的历史留给了后人，重述了女性历史，成功的解构了基列共和国的男性权威，这具有后现代的象征意义。

四、结语

作家玛格丽特在《使女的故事》中塑造了几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包括典型的女性受害者珍妮、勇敢的女性反抗者莫伊拉、非对抗式的反抗者奥芙弗雷德等，反映出她对激进女权主义的继承和批判以及对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探索。《使女的故事》本身虽是虚构，但反映出的女性生存困境甚至比现实更为真实，对于当代女性反思自身的生存现状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98.

[2]同上。311-312.

[3]同上。326.

参考文献：

[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M].陈小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3]孙绍先.女权主义[M]//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