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通过对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墓地出土金银器的梳理，特别对其镶嵌宝石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该墓地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宝石，是因为陶氏土司凭借其掌握滇缅道景东段交通的优势，不仅参与宝石的贸易，还将大量宝石据为己有，并作为身份的象征物将其葬入自己的墓葬中，以此突显在其统治的小王国内其“王”的身份和地位。

关键词：陶氏土司；墓地；金银器

景东明代傣族陶氏土司是明代云南六大傣族土知府之一，品级为正四品，为文职土司的最高一级，是傣族地区较早设立的土司政权之一。从1382年朝廷任命傣族土酋俄陶为景东知府，并赐国姓陶，至清咸丰七年（1857）最后一任土司陶珍，陶氏土司明清二朝世襲土知府职25代，共475年。作为我国第一次被完整确定和进行发掘的傣族土司墓地[1]，虽然多次被盗，但是发掘出土的器物还是相对较为完整。特别是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金银制品，独具特色。本文拟对该墓地出土的金银器进行初步的探讨。

1 金银器出土情况

迄今为止，已经清理发掘并确认了6座陶氏土司及家族成员墓葬，墓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砖室墓。6座墓葬出土金器情况如下：M1无金器出土；M2，随葬有金面具、金匙勺、扣饰、金水碗、镶宝石金酒壶、镶宝石金八角盘、八角金杯等金器519件，其中梅花或菊花形扣饰数量最多，有360颗；M3，出土随葬金面具、镶宝石金耳坠、金饰品等62件；M4，出土金手镯、盔镜饰、盔顶饰各1件；M5，在墓室内清理出土了金泡144颗、金链1件、金手镯2件、镶宝石金耳坠2件；M6，在墓室内清理出土了金耳环2件、菊花形扣饰1件和金面具1件。这些墓由于多次被盗，实际墓中随葬的金器种类应该更为丰富，数量也应该更多。后期云南文物部门对这些金器进行整理，统计得出这5座共有金器755件[2]。6座墓中除M6外，其余5座墓均有银器出土。M1出土银匙1件；M2出土银药瓶、银簪、小刀、筷盘、三丝筒、碟、盘、执壶、套盖瓶、提梁壶、盏等21件（套）；M3出土长颈银瓶、凤冠、双龙头手镯等179件；M4随葬有银泡、银瓶、银碟等4件银器；M5出土银器主要以小件饰品为主，有银梅花形扣饰35颗、银莲花形饰21颗、银菊花形饰2颗、银泡25颗等。这些墓葬虽然多次被盗，但却是目前云南已发现的明代墓葬中发现金银器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出土的金银器以小件为主，种类繁多，纹饰多样，造型奇巧，独具特色。大件如金水碗、金勺、筷、宝盒、杯、执壶、八角盘、八角杯、带耳杯、药瓶、碟。像银匙、药瓶、套盖瓶、三丝筒、碟、盘、执壶、提梁壶、盏、带盖罐等生活用具都是经过锤打出形状，再用模压的方法制作出精美如莲花、梅花、菊花、祥云、云雷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同时在器物表面及底部模压出“寿”“福”“康”“宁”“安”“乐”“庆”“吉”等象征吉祥的文字。其他器物如金扣饰、手镯、链、冠顶饰、泡饰、耳坠、银牌饰、莲花饰、如意形饰、葵花形饰、双龙头手镯、飞龙饰、凤冠、泡饰、簪等（图1）。绝大多数都是用模压的方法制作出形状，并用模压的方法制作出精美如莲花、梅花、菊花、牡丹、茶花、鸳鸯、绣球、祥云、云雷、孔雀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并在部分金银器的纹饰中间镶嵌精美的宝石。其他的还有据《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墓地》发掘报告记载：“1958年10月18日至19日，景东县进行农田基建时曾发现两座严重毁坏的墓，其中一座出土有金子55件，有金灯、金碗、金叶子、金镯等，重210克；银碗、银镯等24件，重1300克。而另外一座墓没有做详细的摘录，只摘记了挖出金210克，银1300克。”[3]

2 金银器镶嵌宝石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探讨

6座土司及亲族成员墓中，M2、M3、M5和M6墓中出土的56件金银器上镶嵌有宝石，共124颗宝石。这些宝石为红宝石1颗、蓝宝石50颗、红色尖晶石70颗、蓝色尖晶石2颗及红色琉璃1颗，共3大类5个品种。其中M2出土镶嵌宝石金银器31件，M3出土镶嵌宝石金银器22件，M5出土镶嵌宝石金银器2件，M6出土镶嵌宝石金银器1件[4]。这些金银器上镶嵌的宝石在颜色的选择上偏重选择红色。在镶嵌一颗或选择单色时，多数使用红色。这么多红色宝石的发现应该是景东陶氏傣族土司尚红审美习俗的表现（图2）。

该墓地出土的金银器底托绝大多数为直筒托，以长条金银片围拢成型，在连接处焊接成直筒，并嵌在底托上，再把底托与器物连接。在镶嵌入宝石后，将口沿向中间挤压锁住镶嵌物。这些镶嵌宝石金银器在底托处压印单层花瓣、三层花瓣，并附加堆塑单线饰、单股绳纹饰、云头饰、双股绳索饰、环状饰、U形花瓣饰、联珠饰、联鼓饰等（图3），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一定的规律性[5]。

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明代一些私人笔记来看，这批宝石应该产自紧邻的东南亚地区[6]。滇缅道为始于汉代的“蜀身毒道”，虽然经历代更迭，但一直作为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商贸通道。元代云南始设行省，国家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双重需要，滇缅道得到很好的修缮和维护，沿途设置的驿站也比前朝更为完备[7]。道路的畅通极大地便利了明代中缅两国的陆路商贸往来。缅甸北部盛产各种玉石和宝石。在明代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将玉石矿和宝石矿称为“宝井”。据（明）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载：“猛密，在腾越南千余里。其地产宝井、金矿估客云集。”[8]（明）李栻《历代小史》卷四八录《病逸漫记》载：“云南木邦宣慰司、龙川宣抚司俱有宝井出宝石……安南之北、云南之南，八百里车里老挝木邦一带。”[9]（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载：“宝石……出于猛密土司之宝井……元时谓之凸凹石，以红刺为上品，重一钱二两，值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累朝宝重。”同时又认为“……皆宝石之类，出于猛密土司中，五色俱有，以深红透水为最，紫、黄、绿间白色次之，白黑二色最下”[10]。墓葬中出土的这些宝石应该是从缅北进入云南的私人物品。景东是滇缅道的重镇，这些文献中所提到的车里（今云南景洪）、木邦（今缅甸兴威，掸邦东北部）、孟密（今缅甸木邦西部地区）的“宝井”最为出名，位于景东的南部，且以红宝石最为出名。同时，各种颜色的尖晶石也蕴藏非常丰富。由于明清时期缅北还处于中国中央实际管辖之下，人们很早就开始在缅甸开采各种玉石和宝石，并在中缅边境进行交易。由于缅甸宝石的品质极高，“明朝封建上层官宦对缅北所产各类宝石产生极大的兴趣，不惜以重金求购。市场的需求和丰厚的利润，使得缅北的宝石矿吸引了中国各地商客纷至沓来。他们在缅甸开采、收购宝玉石原石，将其运回国内加工琢磨，制作成各式珠宝玉石饰品出售”[11]。陶氏土司凭借掌握滇缅道景东段的交通优势，不仅参与宝石的贸易，甚至还有宝石的走私活动。将大量精美的宝石据为己有，同时将金水碗、勺、筷、宝盒、杯、执壶、八角盘、八角杯、带耳杯、药瓶、碟、银匙、药瓶、套盖瓶、三丝筒、碟、盘、执壶、提梁壶、盏、带盖罐等葬入自己的墓葬中，让其在死后依然和在世时一样享受富贵荣华的生活。这就是该墓地中出土如此数量众多且精美的金银器以及部分金银器镶嵌宝石的原因所在。

3 与云南其他地区明代墓葬出土金银器的比较研究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自唐代至清初，由于受佛教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固有火葬习俗的广泛影响，多实行火葬。只有少数汉族移民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上层及家族成员实行土葬。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明代墓葬并不多，出土金银器的墓葬更是寥寥无几，主要集中在祥云、大理、保山、呈贡等汉族人口密集的坝区，墓主均为明代汉族流官。1963年在昆明的郊县呈贡王家营清理沐英家族中沐详夫妇合葬墓时，出土金发冠1件，镶嵌红宝石金花1件，镶嵌白宝石耳饰1件，圈饰14件；银花1件，带饰片7件，镯1件。沐崧夫妇合葬墓中，出土金冠顶1件，镶嵌红、绿、蓝、白各色宝石的金发冠1件，镶嵌红宝石金花1件，镶嵌红宝石耳饰1件，镶嵌红宝石发簪2件，金链1件，金镯2件和金戒指2件[12]。1965年10月在大理苍山清理1座双室双穴合葬墓，仅出土了金箔冥钱19件和银质冥钱4件[13]。1980年昆明城郊虹山明墓出土金耳坠1件及银簪1件[14]。1997年1月在云南祥云縣瓦窑村清理了“昭勇将军范公”夫妻合葬墓，男主人墓出土银质鎏金线条冠，女主人墓出土葫芦形金耳坠1对和镶嵌红宝石戒指1枚，墓主人范慎明洱海卫世袭指挥佥事[15]。1999年永平小花桥明墓出土金簪2件、金戒指2件和金耳环1件，银刀、鞘及金链子组合1套，银盒1件，银带板22件及银质冥钱11件[16]。这几个地方的明代汉族官员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多为小件器物，均为生活用具和装饰品。排除这些墓葬中绝大数被盗或遭到后期认为严重破坏的因素，出土的金银器数量远没有陶氏傣族土司墓地多，就连保存完整的明代云南最高统治者沐英家族成员沐崧之妻墓也只仅有7件金器。依据陶氏土司的品级是不可能随葬如此高规格的金银器，其已明显僭越了明代礼制的约束。但因为傣族陶氏土司远离中央王朝的统治核心区，使其具有极大的独立自主性。通过随葬大量的金、银、宝石等珍贵器物，以此突显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显示其和中央王朝帝王一样的拥有奢华、富贵的生活[17]，也以此突显在其统治的小王国内其“王”的身份和地位。

墓内出土的精美的金银器以及镶嵌的宝石，为我们研究中缅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民间贸易提供了很好考古学实证。同时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弥补历史文献对云南明代金银器制作、金银矿开采、宝石开采及加工记载的不足，为研究古代西南边疆土司统治区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教开辟了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1][17]李培聪.景东傣族陶氏土司遗存的发现与研究[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6（11）：31-36.

[2][3][4][5][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墓地[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

[7][11]易嘉.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J].学术探索，2012（4）：83-87.

[8]（明）谢肇淛.滇略（卷3）[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明）李栻.历代小史（卷四八录）：病逸漫记[M].1940年影印刻本.

[10]（清）檀萃著.滇海虞衡志校注[M].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

[12]张增祺.云南呈贡王家营明清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5（4）：185-192.

[13]杨益清.云南大理县苍山明墓[J].文物，1989（7）：209-210.

[14]黄德荣.云南昆明虹山明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2）.

[15]郑允昌.祥云县明洞穴砖室墓清理简报[J].云南文物，1997（1）：33-34.

[1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永平小花桥明代砖室墓[J].云南文物，2004（60）：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