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

中国能否实现对外开放模式的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中国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能否实现。

主动扩大进口是中国在进入新常态后所开启的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自2017年起，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与此同时，一系列主动扩大进口的措施也在加紧落实中。为了扩大进口，不仅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等20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中国也将于今年11月在上海举办首届进口博览会。

在全球保护主义潜滋暗长之际，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种转型？

比较优势，对外贸易的基础

所有的对外开放都是以贸易为出发点。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而所有的比较优势又是建立在“差别”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并不大。正因为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就中国而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样一个市场潜力也是任何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资本所不能忽略的。就美國而言，其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其先进的技术和所拥有的世界货币之地位。正是在这样一种比较优势的框架下，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外围体系。

当今世界的经济秩序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中心-外围体系。这一体系本质上是“美国生产美元-世界生产商品”。尽管美国时不时地会对外围国家进行批判，指责其汇率操纵对美国相关产业和就业产生冲击，然而，本质上，它是享受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毕竟美国只需要开动一下印钞机就可换回大量的境外资源为其服务。就外围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本币贬值，追求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顺差，不仅能迅速消化本国的剩余劳动力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也能积累大量美元以防范金融风险等。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就是这一中心-外围体系中最为主要的外围国家之一，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三十多年，中美之间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合作和共赢。而中国的其它对外开放模式（如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也无不体现了中美之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比较优势之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无论是追求外商直接投资还是追求出口顺差，都可以看成是将外部需求因素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中国采取以货币贬值和汇率固定等为特征的弱势货币战略不仅是因国力所限从而无法承担起强势货币之重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出口顺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个需求决定型的经济社会中，这些从需求角度拉动经济增长的考量都是合理的，因而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是与中国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新常态、新优势、新思路

然而，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经济进入其发展的新时代（或新阶段）。新时代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在中国已不复存在。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常态从过去的需求决定型转向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侧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由劳动力供给、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由需求（即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所决定。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已不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供给决定型经济不仅是中国新的对内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中国新的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建设的逻辑起点。

大规模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与此同时，经过近四十年的引进、消化和自主研发，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趋同则在增加，比较优势已不再明显。此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继续再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那么，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基础和比较优势。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将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外围国家角色。

未来中国对外开放重点将面向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理解为新时代（或新常态）下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而这些新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它体现了新时代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

“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然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货币和对外投资等应如何转型？它们之间应如何配合和协调？

如果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一般状态已不再是一个需求决定型经济，那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应逐渐放弃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的新常态下，出口和贸易顺差必然意味着用本来已经紧缺的资源（如劳动力等）服务于他国。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损害到本国居民的福利。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通过输入他国资源和劳动，缓解本国资源的紧缺，增加本国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收支平衡的约束下，长期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假如本国货币为国际货币，而其进口可以用本国货币购买，则长期的贸易逆差却是可持续的。当然，中国目前还不能用人民币从发达国家进口。然而，中国确有可能用人民币从那些发展程度上落后于中国，且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口。正因为如此，主动扩大进口意味着中国未来将针对发达国家不再追求贸易顺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将追求用人民币逆差。唯有如此，它们才能与中国形成互补和共赢。

此外，支撑贸易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中国对外投资的走出去。未来，除了一些必要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高科技可以动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来进行并购和投资之外，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应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走出去，即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以人民币进行投资，将那些不符合中国现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并将其生产的产品返销中国。这不仅为中国大规模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用人民币进口提供便利，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在外围区域的国际化。

最后，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能否实现对外开放模式的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中国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能否实现。首先，中国转向“一带一路”，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形成新的互补和共赢，本质上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水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落差。如果这种落差不能形成，则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就不存在，从而也就不能实现互补和共赢，也不能形成新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其次，随着中国本身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与国际前沿距离正在逐渐缩小，技术模仿和引进的空间将不断缩减，加上美国（或联合欧日）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未来中国的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自主研发。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