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州会议”对文艺界的影响
2018-09-29梁天麒
文艺生活·中旬刊 2018年6期
梁天麒
摘要:“三年自然灾害”后,1961年我国进入调整时期。在经济领域,首先是根据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来对农业、工业等问题拨乱反正。而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领域,则主要是纠正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调整时期的1962年,以“七千人大会”,紫光阁文艺座谈会等一些会议为契机,共同催生了事关知识分子命运的“广州会议”。
关键词:广州会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科学文艺
1962年举行的“广州会议”,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的统称(本文主要着眼于后者),亦是这两个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许多研究者称之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具体来说,是要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之冕。当时文艺界、科学界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受到邀请参加了会议,大名鼎鼎如老舍、曹禺、田汉、钱学森、华罗庚、梁思成等均在与会之列。并且包括中央和地方上负责文艺和科学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如陶铸、聂荣臻、周扬、于光远等。“广州会议”虽不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但会议的内容及精神却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传达,尤其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本文拟从会议召开的背景、过程、成果及缺憾四个方面,粗略探究这一历史事件。
一、背景——“广州会议”前的知识分子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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