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冰

摘要：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推动了西方历史的前进，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女性对权力与平等的追求也促使女性艺术家的觉醒，从而掀起了艺术领域的新浪潮。在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身体作为女性的终极资本成为女性艺术家发言的最直接的方式。“女性主义艺术家”的这一称谓也逐渐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自传统艺术到当代艺术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女性主义艺术家，马琳？杜马斯便是其中一位。她以独特的绘画技法和敏锐的感知力，创作出了一幅幅精品。

关键词：女性主义；马琳·杜马斯；身体

纵观艺术史，女性与艺术的发展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女性在艺术中处在“被欣赏”“被把玩”的位置。然而，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艺术中的女性角色已从单一的美术题材向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其中女性身体趣味开始向女性精神象征转移，女性身体不再只是“被欣赏”，而是成为女性精神表达的一种象征，其对于艺术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

人们意识到艺术中的女性角色在逐渐的改变，女性身体的内涵也在逐渐转变。而“女性身体”也成为女性艺术的重要媒介，成为叙事话语的重要象征。

时至今日，“女性身体”也不止局限于女性艺术家，它被冠以更多的符号意义。

从传统艺术到当代艺术，从中国到外国，女性主义艺术家不在少数。其中马琳·杜马斯便是一位。

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女，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1953年生于南非开普敦，现居住荷兰阿姆斯特丹。她的童年并不如一般家庭的幸福、快乐。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是酿酒师，由于长期酗酒，在杜马斯12岁的时候因肝病去世。从小就在南非种族隔离的环境下成长，虽然从小喜爱摄影和漫画，但成长的环境却十分闭塞。70年代在开普敦大学麦克利斯艺术学院学习绘画，開始尝试用不同的艺术手法来展现人类形态的复杂性。由于接受了奖学金的帮助，杜马斯于1976年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并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荷兰作为殖民主义专政的最后堡垒，敏感的话题在艺术圈也非常盛行，这让杜马斯的南非身份深受其苦。于是杜马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始呈现一种异国集体罪恶感和个人愤怒救赎的东西，并且加入了女性主义色彩。杜马斯早期的作品，常由剪切过的图片和文字粗糙的拼贴在一起，探索影像与拼贴画及文字之间的关系。随后，她从概念研究转向人物画的创作。自此，杜马斯开始了她的多产艺术创作生涯，她著名的肖像、裸体油画、水彩画自此诞生。于1988年被国际关注，2000年参加上海双年展后被国人熟知，目前许多国内画家深受她的影响。

她对人物画像相当关注，将种族、性别和社会身份融合在一起，用她个人的经验和敏锐的感受力，创作出了一种用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当前重要且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也有人称蚶‘精神表现主义者”，她的作品常常含有性隐喻的暗示，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精神混乱。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女人、有色人种、儿童。在大众的眼中，他们是美丽的、柔弱的、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但杜马斯却并不像观众提供任何安慰。她通常使用粗重的线条、简洁的笔法、接近原色的红、蓝、橙以及对比强烈的黑与白描绘人物的面孔和厚重的、扭曲的人体姿态，动用全部力量去破坏图像最根本的叙事、交流的功能，呈现出一个个被剥光了精神安慰中最美好的外衣，直面因而挑起的困惑和恐惧。她的画很薄、极少修饰，打破所有既定的观念，模糊了再现与抽象、油画与素描之间的界限。

这让我想到了国内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张洹的一句话：“艺术就是要顺者亡，逆者昌，它才能立得住”，意思就是艺术要做“过”，过头，它才能立得住。

批评家认为，杜马斯将色彩的愉悦与概念主义批判相结合。女性之美与艺术是她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她的作品《茱莉》（Jule-The Woman，1985年），是一幅类似大特写的、迫近视角的肖像画，画面只有眼睛和嘴唇能看出性别特征，其他部分完全浸没在大片浓重而深沉的红色系中，直观且深远，既象征了女性性别，也表达了激情、本能、暴力。她对于色彩的偏爱，也表明了她心中更准确的感受。

作为最著名的当代女性主义艺术家，杜马斯不是简单的描画生活、描画一个人，而是用身体去表达精神。她的作品《人之初》（The First People，1991年），用一种并无美感甚至是怪异的颜色描绘刚刚出生的婴儿，用粗糙流畅的线条、萎靡不振的色彩和粗野的姿态，营造出画面语境。杜马斯用她那新锐的感觉向人们做出预言，人类最初的梦想和处境走到今天是怎样地趋向枯萎和颓废。令人不禁深思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后果。

她的画风充满了强烈的表现主义精神，常被称为“睿智的表现派艺术家”。当观者面对她那看似漫不经心、毫无修饰的画作时，受到的心灵震撼，无疑不为她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敏锐的感受力所钦佩。

她对当今社会的深层问题与人内心精神深入准确的挖掘，成为她作品魅力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