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艺

上海有很多电影明星和著名导演，很早以前，我就听说他们的名字了。可是，直至一九八二年初夏的一天，因出版有关影事的著作，我才有机会同吴永刚导演相识，并亲切交谈了三个多小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生活简朴，文思敏捷，壮志不已。

他的那间卧室，简朴得像普通退休工人的住处。唯一醒目或称得上装饰品的，是挂在墙上的一支年代久远的猎枪和麂子头的标本。这些大概是他年轻时打猎的爱好，现在留作纪念。他戴一副老式眼镜，像老农似的盘腿坐在床上，嘴里衔着他心爱的大烟斗。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谈吐明快，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红润的面庞偶尔沉思片刻，仔细地听着我的问话。他真不像一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

当我们谈起当时电影艺术的质量不高时，他严肃地说：“就我的经历来讲，要胡编乱造个故事，并不难。但艺术可贵的是真诚，是要负责任的。三十年代，我们在上海亭子间里，所写的都是生活中的感受。茅盾、夏衍就是榜样。过几天，我和叶楠要到四川农村去，看一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责任制后的新面貌。不到生活中去，什么创作也搞不出来。”吴老一语道破了当时电影创作，也可以说是文艺创作的症结所在。

吴永刚工作到老，学习到老，他在艺术上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执著的追求。他所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说出来竟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口气讲了“四个”不见痕迹：不见摆布和剪辑痕迹的导演，不见表演痕迹的表演，不见布置和加工痕迹的美工，不见摄影机移动痕迹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