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冬艳（西安体育学院 艺术系，陕西 西安 710054）

“候气法”是中国乐律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现象。今见最早记录“候气法”的典籍自《后汉书·律历志》始，犹有《晋书》《隋书》详录，又有扬雄《太玄·玄莹》《北史·信都芳传》支持②《太玄·玄莹》“泠竹为管，室灰为候，以揆百度。”参见：[汉]扬雄，撰，[北宋]司马光，注．太玄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189；[刘宋]范晔．后汉书，第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3016；[唐]房玄龄，等．晋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473；[唐]魏徵，等．隋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394；[唐]李延寿．北史，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33；唐继凯．“候气法”是京房的发明吗？[J]．交响，2002（1）；冯时．候气法钩沉[J]．百科知识，1997（5）．。先民观测、计算时间，主要采用“天效以景，地效以响”[1]3016两种方式互相参证，即观天依据立表测影，观地依据地之“响声”与气候的呼应，所谓“效地气于灰管”[2]473③《晋书·律历志》“协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以求“纪斗气，效物类”[1]3016，即纪北斗时气④历法史将时间周期的划分称为“纪”；先秦至汉有以北斗指向作为时间控制的历法制度；时气指代斗建十二月的时间点。，考察效法物候⑤《逸周书·时训解》《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中有今之七十二物候的最早记载。以定民生。本文由此提出两点疑问：候气法是凭空产生的吗？先秦所谓的“地效以响”便是“候气”吗？

一、音律与听风之术

先秦典籍未见候气之事，至多后人注其实，如汉唐注疏的《尚书正义》等将伶伦制律表为候气[3]62、81⑥《尚书正义·舜典》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圣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气，布十二律于十二月之位，气至则律应，是六律六吕述十二月之音气也。”；而先秦原典的记录多见吹律听风的史实。《史记》《汉书》亦无候气之法。可知：汉初并未以此为定律制历之要目。《史记》尚以八风格十二律，元气论、卦气说亦从汉代方才兴起。而春秋战国有“风律”之说[4]66⑦《管子·宙合》提及“君失音则风律必流”。，听四正四维风声，吹律的操作是吹声；汉代之后多言“律气”，与地气共振，吹律的操作是吹灰（所谓葭灰候气）。故先秦用律，八卦揆之；及至两汉，方以阴阳六爻度之。本文认为，先秦至汉的天文历法合同音律状况，有着从候风转向候气的一个漫长过渡期，即从吹律听风到候气应律。两者的转折在于历法的变更，由四时八节的纪年方法转向十二月历的纪年方法，由听辨风向、风力转向观测地气。

《淮南子·主术训》曰：“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5]94吹律听风的传统由来已久，多见乐师、神瞽用于授时、兵事、占候。《国语·周语》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6]17“是日也，瞽帅（率）音官以省风土，癝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6]19-20又有邹子吹律以来温气[7][8]①《艺文类聚》卷九引[汉]刘向《别录》：“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张湛注《列子·汤问》“邹衍之吹律”曰：“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有听风辨时之能。《管子·地员》记五方呼音，比拟兽鸣，并地方水土统以五行之色[4]373②《管子·地员》将五方之音记为：呼音中角，其水仓；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呼音中羽，其泉咸；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铭。”。《周礼·春官宗伯》谓：“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9]《史记正义》引《兵书》曰：“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疆；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10]太师吹律之声，与五音合符者，是为兵占之要，汉世呼为五音占[11][12]③《太白阴经卷八·五音占风》曰：“宫风声如牛吼空中，徵风声如奔马，商风声如离群之鸟，羽风声如击湿鼓之音，角风声如千人之语。”与《管子》五音之“形”有异；《列子·汤问》以五音弦声引风召气，配比四正律，记为“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忽至，草木成实。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将终，命宫而总四弦，则景风翔，庆云浮，甘露降，礼泉涌。”。《太公六韬》以五音应管配合五行来观察和判断敌情[13]④《六韬·龙韬·五音》“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征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其法：以天清静，无阴云风雨，夜半，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声应管，当以白虎；征声应管，当以玄武；商声应管，当以朱雀；羽声应管，当以勾陈；五管声尽，不应者，宫也，当以青龙……闻枹鼓之音者角也；见火光者征也；闻金铁矛戟之音者商也；闻人啸呼之音者羽也；寂寞无闻者宫也。此五者，声色之符也。’”。故《史记·律书》言：“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10]1239《史记正义》解为“古者师出以律，则凡出军皆听律声。”[14]《周易·师卦》初六爻即为“师出以律，否臧凶。”[15]便有师旷吹律，听北风南风相竞，预知吉凶[16]⑤《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10]1240种种。吹律的重要性，又见吹律定姓的传统，黄帝、孔子、京房皆有所闻[17-19]⑥《易纬是类谋补遗》曰：“圣人兴起，不知姓名，当吹律听声，以别其姓，黄帝吹律以定姓是也。”《乐纬》曰：“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现代物理学称“吹律定姓”为宏观的“声纹法”，依据人声与律管的比较以定姓氏。。《白虎通·姓名》曰：“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纪其族。”[20]《论衡卷三·奇怪篇》有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后。”[21]可知吹律的作用又有音韵学意义上追溯族群源流的性质。

以上可知，吹律听风是先秦流传下来习以致用的绝学，非通天文、物候、易术、音律者不可用。然而文献多记律吹五音，如何听辨八方之风？更有甚者，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黄钟历议上·律风》直言，风从十二地支各方而来[22]⑦朱载堉引郑玄注《周官·保章氏》曰：“十有二辰皆有风，吹其律以知和否。”。如此在对应二十四节气之时，恐怕更难以听度之。但八风格律绝非谬说，《淮南子·原道训》提及“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5]8殷商时期卜辞中即有能听候风八音的乐师被称为“圣”，至汉世化为八能之士，职司吹律、吹竽、撞钟、度晷景、权水、击罄、鼓瑟、击鼓八事[1]⑧《后汉书·礼仪志》“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间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罄；或鼓黄钟之瑟，轸间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徵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十二律吕名称中四钟四吕（包含蕤宾）的产生，包含了八风—八律—八音的合同关系⑨笔者另有题为《空间考古学视野下的八律九歌之意与象》一文详论八律问题，在此不赘。。以八卦为符的八风系统，授历四时八节[4]566-567、[23]343、[5]29⑩《管子·轻重己》将历年周期分四时八节。《吕氏春秋·有始览》记风有八等：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淮南子·天文训》解何谓八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与《史记·律书》《白虎通·八风》同。；八风以天元立中，扣合“太一行九宫”与邹衍“大九州说”天地一统的概念，加之《九歌》与先天卦位的呼应，《黄帝内经·灵枢》合称八风九宫[24]等种种。司马迁《史记·律书》更以八方之风格十二律，以二十八宿座标定其方位[10]1243-1248①《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律中应钟。广莫风居北方，十一月也，律中黄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条风居东北，正月也，律中泰蔟。明庶风居东方，二月也，律中夹钟；三月也，律中姑洗。清明风居东南维，四月也，律中中吕；五月也，律中蕤宾。景风居南方。凉风居西南维，六月也，律中林钟；七月也，律中夷则；八月也，律中南吕。阊阖风居西方，九月也，律中无射。。朱载堉《律历融通·律风》将四方正卦分配四月，四维辅卦各配两月，形成了与《史记》不同的八风格律，以就“八风从律而不奸”[25]②自《礼记·乐记》。之言（见表一）。

表一.《史记·律书》与《律历融通·律风》中的八风与十二律位对照表

二、候气之术与成因

自十二律概念出现后，两汉渐益出现与十二月历时、十二次周天结合的月令旋宫授时模式。先秦流行的吹律听风至汉时与术数相系，谓之曰纳音，操作于占候行为，谓为风角术[26]1053、[27]137③京房有《风角五音占》五卷；《后汉书·郎顗传、李南传、谢夷吾传》均有善风角、明于风角、学风角的占候之人层出，可知风角术在汉代极为盛行，李贤注曰：“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罗艺峰先生《中国音乐思想前史研究》提出师旷是运用风角占的大师，并解“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之言，“按《十三经·春秋左传正义》的注和疏，师旷所谓‘歌’乃是吹律以诵八风”。；与历法、物候相系，发展为候气，候气法的实践原理出于地波的共振和气温的变化等，有张衡、信都芳等制作候风地动仪、轮扇[5]118、[28-29]④候风，从观测风向揆度季风。《淮南子·齐俗训》“辟若俔之见风也。”汉高诱注：“俔，候风者也。”《开元占经卷九十一》候风法载“凡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大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杆上，候风鸣羽，葆平直则占。”信都芳制轮扇候气的记载参见：[唐]魏徵，等．隋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394．校验。于是，作为时间计量的粗略法式“吹律听风”行为逐渐转向精密实测为主的羽葆候风、律管候气。

“候气”概念与元气、卦气、斗气、节气、律气、地气相关。《汉书·律历志》始出“元气论”[30]958-959、961⑤“元气论”可追至战国宋尹学派的“气一元论”、东汉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及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论”，是对构成万物原始物质和人类生命的总体认知。《汉书·律历志》曰：“律以统气类物，吕以旅阳宣气。”又言“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尚以奇偶之数（河洛天地之数）、八卦之数论三统[30]963⑥《汉书·律历志》“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黄钟之实也；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林钟之实；人者，继天顺地，续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大族之实也。”，至《后汉书·律历志》，方将候气列入官方史书，关涉孟喜、京房“卦气说”之用⑦汉代孟喜提出“卦气说”，包含内容主要有：1．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四方四时，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气，“候以天五”分七十二候；2．十二月消息卦，以阴阳二气升降变化为基础，气起中孚；3．六日七分法，将六十四卦与四分历相配。。《后汉书·礼仪志》记：“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26]3125讲一年以阴阳二纪论时，冬至、夏至是立表测影最长、最短的两个日子，也是阴阳二气初萌的时机。《周髀算经》亦言：“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31]，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以音律为准的时间节点。之于“斗气”，涉及斗建日躔阴阳合朔的天象规则[32]。《淮南子·天文训》初次以二十四节气配比十二律，“以左旋十二律、右旋十二律来比附周天循环”，规定：“每15日一个节气应一律”[33]。二十四节气分月初十二节与月中十二气，“候气”所候的便是一年中每个月初的十二节的时间点。相应的十二律管葭莩吹灰所得之气便称为“律气”。《晋书》提及的“地气”与候风地动仪的原理相类，涉及地球自传和公转产生的共振（详见下文）。故候气应律并非单纯的定律制历的操作方法，而是联系了天体运行、物候占卜、数算推步、物理实验等因素的复合型定律法问题。

历数历代候气的方法，大体有以下三种，姑且称为“葭灰法”“埋土法”和“轮扇法”⑧受教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刘勇教授。。“葭灰法”述于《后汉书·律历志》“以葭莩灰抑其（律管）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1]3016“埋土法”是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中提到的“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上与地平。”[2]490“轮扇法”特指北齐信都芳自制的二十四页轮扇，“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34]。“轮扇法”与候十二地气的“葭灰法”“埋土法”操作原理相同，区别在于前两者候一年十二月的月初之节，“轮扇法”囊括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全部时间点。

引发候气的原因和影响候气准确率的因素也是历代以来多方探讨的内容。信都芳要求的“河内葭莩”未知其玄，而以现代天文学、物理学考量候气问题，前人已有多种推测，本文在此基础上，补充一二。

《千字文》中有“闰余成岁[3]30①《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律吕调阳”[35]的说法，其中涉及到置闰、岁差、飞候几个问题。我国自汉代采用太阴历与太阳历合参，太阴纪月，太阳纪年。月行周期与日行周期的时间差称为“闰余”（约10天21小时）。历代置闰有一年再闰、两年一闰、三年一闰、四年一闰、五年一闰、十九年七闰、年中闰、年尾闰、无中气月定闰等多种方法，加之大月、小月、平年、闰年的参差，每作一次变更，就会影响到近乎平均值的节气应候②5日一候，15日（每隔黄经300）一节，又15日一气。的时间计算。

古人眼中的时间轴是以地球为主，周天星辰作为参照物，然而太阳回归年与恒星年相错而产生的“岁差”对候气的准确率也有一定影响。晋代天文学家虞喜观测并解释了太阳退度的现象，祖冲之提出45年11月退行一度的岁差值（至明代朱载堉核算60年赤道退天一度）。这一问题同时影响到节气的时差。唐代李淳风与僧一行考校日躔过宫宿度退行了十五度以上，故节气的时间点更正为中气后过宫，即候气从朔日推到了望日。此外，地球公转速度受太阳距离影响而时快时慢，导致某些节气与气候不符，故自清代制订“定气法”校之。因此，计算地球绕行太阳的时间速率和交角也是候气应验的必要条件之一。

民国时期，刘复先生制作日晷、推断尺，主持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引起物理学界对古代音律问题的重视，认为地球自转和公转伴生出不同频率的地磁波，古人利用这种“地气”—“地磁波”与律管共振的现象来完成候气的应验。不同的管长共振的频率不同，当时令与方位对应时，某一节气和相应的律管产生共鸣，地气吹灰而出。地动仪便是遵循这一原理，重点测候方位共振的感应。从地气效应来看，信都芳葭灰和李淳风竹灰的成功之处在于：无论是置于案上还是埋于土中，时间节点与方位坐标的精确扣合是重要的因素。此外，还有受月球引力触发潮汐（引力场影响时间弧）、大气压强与季风、地球经纬度的变化对候气物理效能的影响等推测。总之，候气应律的问题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关联甚深，更有时间变化、地理位置、操作技巧等因素同时影响到候气的效果。宋代以降，候气不应的学理根基也有在数算模式方面由后天学转向先天学、以一定之数推不齐之运而造成败例，以致逐渐沦为迷信。

三、对朱载堉“驳候气法”的质疑

朱载堉将“候气法”斥为谬幽之说，在《律吕精义》内篇卷五“候气辨疑第八”中以多重观点否定“候气法”的科学性。他讲气不可御，岂拘九寸？气不可滞，何以物应？[36]173其后又有阳出地上，又何候乎？阳气降下，安有飞灰之论。他将律管吹灰之事看作了静止的定式，以为阴阳二气升降至某一律需有所停滞方能动其律之灰。地动自有其规则，非肉眼不见而不可信。阴阳二气升降，出自对气温变化的符号指代性演进，并非固定于某时某方停滞。从温度与气压来看，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跃迁式飞灰效应。风向风力、气候气温、地理状况与地动的频率互相影响，使律管出现物理共振，频率相和亦可动莩灰，与是否有滞无关。朱氏又言埋管于地，“地下无气，不可候矣。”[36]177责信都芳妖言惑众：仰观云色、轮扇代管，又何必验灰以作凭据？作此论断，无异西医视中医望闻问切、穴位气血如神怪之谈。鸟兽尚有感风气而作物候之态，或有先验，人对自然的反应岂能全赖视觉？古人观星看云，识天象、星运、气候变化，本就以多重参照订立历法；又有汉传张衡制浑天仪与地动仪，轮扇亦无外乎实测之用。刘宋、北齐间天文学、气象学、物候学日益发达，数算随之精密。信都芳师承祖冲之之子祖暅学习，前有祖暅之父祖冲之发明指南车、千里船、定时器，推算圆周率；信都芳后为王延明《器准》（聚合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作注。信都芳宗实验派，总结前人经验，既推步天时，又自制应气推时的仪器，多种测验互证，何罪之有？

朱载堉又驳《后汉志》定法：地有高卑，气无先后，应各有由，人和则正[36]178-179。从地理环境来看，地球经纬度的变化会影响到气候的相应变化，时气于南北东西的降临，是有着先后之别的。因此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实施测候，当随时随地而变。至于美政致人和，人和则生态平衡，这是将自然秩序导向人伦秩序，可谓政治理想乱入候气实验。载堉又言，蕤宾以下，气益降矣。概以升言，有进无退乎？[36]179地表气温由冷渐热，又由热渐冷，黄钟、蕤宾之位为子午分阴阳的两个节点，均系始发至盛，盛极则返，阴中有阳，阳中含阴。以太极图观之，可谓阴阳交融，流变无穷，不可以单频直线思维理解。对于律管长度差的问题，朱载堉认为，“应钟与黄钟之律，相隔四寸二分三厘，其交接之际，又太悬绝矣。”[36]180朱氏自言生律法有四：左右旋其二；顺次与隔八其二。以顺次序之，应钟仅距黄钟半律（清黄钟）二分六厘七毫，悬殊甚微。音阶本就有去无回，强以天道循环论之，如何定正律与半律之别？故物理声学与数算关系的沟通，不可以定式揣度。再者，据《淮南子》律位与节气的对应，黄钟正律与应钟律管长之差可看作大雪、小寒与冬至的节气过渡，气温至冰点的跃迁。与半律差值相较，可作声律共振解，如弦声、管声八度音高的泛音共鸣。符合阴中含阳，阳至阴消（退）之理。

朱氏又驳蔡沈之误，道歌声随口而出，安用律和？律和止于歌声，八音何自克谐？[36]181此论以偏概全。圣王造律，其用有二：与天同度，同度量衡；八音克谐，声器相咏。二者皆有遵循天道规则，达成人与自然规律的协和统一之意，可谓不变；天数无常，六十年退天一度，又及叁天两地迟速不定种种，人声、乐器因主观、客观因素更不可预计，可谓常变。故声律相和，以律和声，不过为求和鸣而已，苛责先后本末，与事无助。最终朱载堉肯定吹律，否定吹灰。此说前已有辨，此不赘述，不外方法论及依据的历法不同。朱氏尝言候气其用之一端，存而不论可也。诸家宗三分损益之法，本既乖，故无可取。[36]189存而不论类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眼见方为实的思想，可知并未全盘否决；朱氏以开方法算律，宗先天术为根基，不以后天“径一围三”之概率为本，故有此言。这又是对两汉周算方法论的批判了。从两汉以来星占与物候发展背道而驰的状况来看，一方面天体运行的不平衡被黄钟回归的愿望和力求“平均”的思维所控制，并不利于农事指导。《管子》中记有周代以前曾普遍运用的360日周年纪时，对应周天360度，无论二分二至，还是一月之数，以十二均之，整数计算方便易行①360日的律历算法至少有三种：1）以节气为基础，24节气x3（1气3候）=72候，x5音（5日1候）=360当期之日；2）京房六十律算法，12律x5音=60律，x6爻=360当期之日；3）乾坤二气为基础，乾卦六爻之策6x6x6=216策，坤卦6x4x6=144策，乾坤相加216+144=360当期之日。。但是战国古六历的发展已经显现出更加精确的365又1/4日的历年周期，六日七分法势在必行。以易数为基础的六日七分，却是人为设计，而非时间的自然流转。西方历法从黄道起算，中国早期却以赤道为准，同时又考虑到黄赤、黄白交角的时间差。恒星年、回归年、朔望月周期、五星周期各有参差，迟速不等，各天体周天运行规律之间的时间差即是与周年纪时无法吻合统一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制定历法需多重参照的根源。朱氏思维对于律历授时的测算，否定三分损益理论，重新启用勾股术[36]7②“新法算律与方圆皆用勾股术。”，追求更为接近平均值并调和当时天象规律的算式；另一方面朱氏秉持纯科学主义的理性精神，打破了候气的神圣性和实用价值，将推律运历拉下神坛，可谓科学主义对作为星占的律学的质疑。历法的发展使天文学家们能够通过数千年对天象的把握，寻找规律，较为精确地记录、推测时间的演变，“平均”时间的算法（密率）指日可待。然而自然界的规律始终是不平均、不规则地运行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均速算律的做法虽解决了闰岁的难题，却与天文、物候的自然运行背道而驰。

结 语

先秦至汉代音律标准经历了漫长的潜移默化，作为“神瞽”的师旷当初是如何查知天事呢？无法用肉眼观测的神瞽之“聪”恐更多体现于对声、风的感知能力上。那时被普及默认的“天文”、春秋战国的“时历”实是与自然风气更加密切的吹律之“历”，而不是更多依赖视觉观测、星轨推算并在汉代通行的天文历；制历的标准也从模糊抽象的“以耳齐声”向逐渐精确的音高、律数转变。从先秦文献记载来看，先秦音律体系呈现出多重复合关系，至少存在三种与历法有密切关系的音律系统：一者是与五行说、五星历相对应的五音系统，以斗纪时，则为四方立中对应五音；二者以八方风律辅以八音；三者为十二律依五音序旋宫附和律值日的应用。三种音律体系既有天文、哲学范畴派生的指向，又牵涉数字崇拜并同节气、物候的特征。从思想意识而言，自《管子》宇宙图式的生成，《吕览》《鸿烈》发展了这类有机宇宙观；至汉代派生元气论、卦气说思想，则导向星占、谶纬的领域。期间的过渡即表现为测度时间、气候时，从风律转向律气，从律管吹声操作为律管飞灰，于是需要应验的便是候风与候气的差别。风、气与声、律又有同源异流之象，《吕氏春秋·音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23]156宋均注《乐纬》曰：“风源于气，音生于气，声生于风[27]181。”故，从吹律听风到候气应律，既是先民处于某个时代思想的变化，也是科学知识发展演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