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白崇禧，字健生，1893年3月18日出生于广西临桂一商人家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职；同时，白崇禧也是国民党军最大地方派系桂系中仅次于李宗仁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按鲁迅先生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之说，“诸葛”者，“多智”之谓也。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相比，民国年代的白崇禧不仅在年代上要“小”很多；其“多智”的程度或亦赶不上吧。然而，本人所谓“小诸葛”白崇禧的“小”处，却非指此。

白崇禧“小诸葛”外号之由来

白崇禧堪称“少小颖悟”。1907年冬，14岁不到的白崇禧以全省第六名的成绩被广西陆军小学录取。1909年，16岁的白崇禧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学校。1914年10月，白崇禧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被看作后来的黄埔军校之“前辈”，这奠定了白崇禧在大量黄埔弟子中的“师辈”地位。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的成型，在打败陆荣廷、沈鸿英为代表的老桂系之后。1924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组成“定桂讨贼军”向陆荣廷、沈鸿英开战。31岁的白崇禧担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协助李宗仁、黄绍竑统一广西。

陆荣廷和沈鸿英虽兵力之和大多于“定桂讨贼军”，但二人却是水火不容的世仇。陆荣廷麾下有一员大将叫韩彩凤，能征善战，绰号“赵子龙”。韩彩凤率部镇守柳县上雷镇。沈鸿英部将杨祖德率一个师部署于不遠处的雒容。8月，白崇禧率军攻打韩彩凤部，激战于上雷镇，鏖战多日未分胜负。

韩彩凤部悍勇难破，白崇禧于是假装与沈鸿英手下杨祖德通电话，相约一起夹击韩彩凤，且设计让韩彩凤知悉这个电话。韩彩凤果然中计，分兵监视杨祖德。白崇禧趁机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终于击溃韩彩凤所部。然后，白崇禧乘胜追击，攻克庆远。9月21日，陆荣廷因其军队主力被歼，无奈宣告下野。

陆荣廷下野后，其部队被沈鸿英接收，兵力仍超过“定桂讨贼军”一倍以上。12月底，沈鸿英指挥所部分三路向李、黄、白发起进攻。白崇禧以一营兵力镇守武宣，沈鸿英手下悍将邓右文率一师来攻。白崇禧坚守两昼夜后，与李宗仁的援兵里应外合，击溃敌军；并乘胜攻占重镇柳州；随后，又用“围三缺一”的战法攻占桂林。白崇禧屡出奇谋，以少胜多，由此赢得“小诸葛”的称号。

徐州会战桂军远离主战场

七七事变之后，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请李宗仁、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主持制定抗战计划。8月28日，国民政府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常琦，《淞沪八一三大会战影像全纪录》，长城出版社2015年8月版，P168）

全面抗战之初，上海、南京接连失陷，武汉一时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国民党要保武汉必守徐州，日军欲取武汉必先取徐州，徐州就成为中日争夺的焦点。徐州会战主要由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实施。由于干系重大，蒋介石非常重视亲临视察。白崇禧随蒋介石至徐州，并受蒋介石之命留在徐州组参谋团协助李宗仁指挥会战（李继锋，《中国抗日战争全纪录（1931-1945）》，21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6月版，P275）。鉴于李宗仁与白崇禧并称“李白”的亲密关系，以及白崇禧“小诸葛”的名声实力，说徐州会战是“李白”联合指挥实不为过。

此时，桂系部队是除中央军外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武器大多购自德国，士兵一律佩戴捷克式钢盔。特别是桂军的第七军，李宗仁曾任军长，是善打硬仗，屡战屡胜，有“钢七军”之称，为桂系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应抗战之所需，桂军编成3个军，除第七军之外，另编第四十八军和第三十一军（常琦，《淞沪八一三大会战影像全纪录》，长城出版社2015年8月版，P168）。桂系军队在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编成内作战，白崇禧、李宗仁就明显有避硬战保存实力之嫌。

徐州会战及其最出彩之台儿庄大捷，李宗仁指挥各地方派系军队一战成名。台儿庄大捷的核心主阵地是台儿庄，外围阻击战主要是临沂阻击战和藤县阻击战。

李宗仁、白崇禧将临沂阻击战的艰巨任务交给西北军出身的庞炳勋第三军团。第三军团名为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团的兵力。进攻临沂的日军是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的坂本支队。1938年3月9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及坦克的掩护下，向庞炳勋所部发起进攻。庞炳勋部武器简陋，人员严重缺额。为了顶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庞炳勋不仅将自己的卫队投入一线，而且连马夫、伙夫、担架兵、运输兵都投入了战斗。眼看庞炳勋部面临灭顶之灾，李宗仁、白崇禧令同是西北军出身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火速赴援。

张自忠将军是来自西北军的一员悍将，对国家民族赤胆忠心。张自忠将军是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职级指挥官：集团军总司令。在率部抗战前夕，张将军对属下官兵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我等能本此决心，相信我国家及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本人为国家、民族而死之决心，海枯石烂绝不动摇。今日所求，就是与诸兄弟共寻死所。”（刘永国，《随枣会战》，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P148；李继锋，《中国抗日战争全纪录（1931-1945）》，21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6月版，P271）

3月12日，张自忠率第五十九军主力抵达临沂西郊并集结完毕。张自忠决心与板垣师团一决雌雄，他斩钉截铁地对几位旅长说：“此战只许胜不许败，否则军法无情。”14日凌晨3时，第五十九军强渡临河，向日军第五师团发起猛攻，一时枪声大作，地动山摇。15日早，日军阵脚混乱，向东西水湖涯溃退。16日，第五十九军与日军在刘家湖一带激烈争夺，刘家湖失而复得者四次，崖头失而复得者三次。17日上午，第五十九军已经伤亡6000余人，第一线部队营长伤亡三分之一，仍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临沂之战，第五十九军与庞炳勋部以伤亡一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板垣师团4000余人，板垣征四郎几度因恼羞而欲自杀。

李宗仁、白崇禧将藤县阻击战的艰巨任务交给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14日佛晓，日军第十师团步、骑兵7000余人，配备大炮20多门、坦克20多辆，在30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藤县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惨烈，战至15日夜，藤县城关地区守军仅剩2000余人。16日，藤县外围阵地几近全部失守，第122师被困藤县城中，战场形势极度险恶。日军向城关发起更加猛烈的炮击，城墙被炸塌犹如锯齿，17日15时30分，日军已突入城关，而援军毫无踪影。王铭章命令炸毁电台，登上城墙，带警卫连一个排进攻西门城楼，全排阵亡，王铭章腹部中弹，高呼“抗战到底”后饮弹殉城（朱法武，《台儿庄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P75），成为台儿庄会战中牺牲的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

在台儿庄主阵地坚守的，是西北军系以孙连仲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守卫台儿庄核心阵地的是以池峰城为师长的第31师。3月27日，日军以9辆坦克为先导，占领台儿庄西北角。28、29两日，战斗进入白热化，日军飞机、大炮昼夜轰炸，台儿庄车站和煤场成为一片瓦砾。为使日军的优势炮火难以发挥威力，守军设法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战。

第二集团军伤亡过半，孙连仲央求李宗仁让第二集团军撤下，好为该军保留一点种子。李宗仁严令第二集团军坚持到底。第31师师长池峰城看到台儿庄处境危急，死守下去必将全军覆没，便询问孙连仲是否可以考虑撤退，孙连仲的回答是：“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撤退者，杀无赦！”（李继锋，《中国抗日战争全纪录（1931-1945）》，21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6月版，P274）

临沂阻击战、藤县阻击战的拼死抵抗，台儿庄核心阵地的死守，是取得歼敌两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最为关键之所在。担任会战指挥的是李、白两位桂军最高指挥官，这时的桂军部队在哪里呢？很显然，参与会战的桂军第七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八军，既没有在台儿庄主阵地，也没有在藤县、临沂等主要阻击方向。

桂军第三十一军部署在池河、淮河一线阻击日军。李宗仁令第三十一军以一部在津浦路南段的刘府附近，主力在丹阳、红心铺附近占领阵地，实施攻势防御，对沿铁路线北进之敌实施侧击；另一部进出张八岭、明光一带实施游击，迟滞敌人前进。

明光地处安徽省东北部的寿县境内，是津浦铁路线上的一个小镇。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率部充分利用明光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久攻不下，逐次增加兵力。李宗仁即令第三十一军主动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持随时出擊的能力。1月18日，日军攻占明光，第三十一军退守池河西岸的池河镇、藕塘一带，与铁路西侧的日军形成对峙。客观地说，池淮阻击战中，第三十一军的作用不容忽视。

但桂军的核心主力第七军即第四十八军呢？林治波、赵国章著《台儿庄大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P42）所记为：

2月16日，张自忠挥师紧追，连克苏集、胡家口、王家西楼。17日，一举攻克曹老集。在第五十九军发起进攻的同时，李宗仁不失时机地命令淮河南岸之第三十一军“由红心铺、凤阳一带向敌之侧后出击，将敌切成两段”；令第七军由定远经红心铺向津浦铁道线进击，切断敌之后方路线；令第四十八军协同第三十一军攻击刘府、考城、蚌埠之敌。日军正面与侧、背两面受敌，处境不利。

孤例不足以成证。我们来看看其他著作的相关记载。在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修订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P575）中，对第三十一军和第七军的作战，只有轻描淡写的几笔，如“中国守军以运动防御逐次退守池河西岸，日军于18日占领明光”“守军第三十一军按李宗仁的命令，将主力西撤至蚌埠西淮南铁路一带，待命侧击北进之敌，以一部兵力自淮河、池河之间进行逐次抗击。日军于28日渡过池河，2月1日攻占临淮关，2日占领蚌埠、凤阳”等。在朱法武著《台儿庄大战史》中，是这样叙说的：“在第五十九军发起进攻的同时，李宗仁命令在淮河以南的第三十一军由红心铺、凤阳一带向敌人侧后进击，将敌人切成两段，同时，第七军由定远经红心铺向津浦线攻击，切断敌之后方路线；令第四十八军协同第三十一军攻击刘府、考城、蚌埠之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P39）

也就是说，在取得由桂军首领李宗仁和具有“小诸葛”之称、身兼副总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白崇禧所组的参谋团协助下指挥的台儿庄作战中，桂军第七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八军等部队，不仅没有参与台儿庄核心阵地的守卫，连外围阻击战也是在比较次要的方向；而且，显然没有遭遇和发生像藤县阻击战、临沂阻击战那样的硬仗和恶战，更没有像张自忠第五十九军那样主动出击，给像板垣师团那样的劲敌以痛击。按照第七军所拥有的“钢七军”的称号和所具备的作战能力来说，这实在说不过去。

武汉会战与随枣会战桂军乏善可陈

武汉会战在整个抗战中不仅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达100万之众，日军投入达30万以上，此战规模巨大、战场广阔；而且是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由于会战事关重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九战区，与第五战区分区作战。以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负责长江以南抗战，江北的鄂北、皖北、苏北仍属第五战区。由于李宗仁离职养病，由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此战陈诚的第九战区战绩辉煌，第一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第四军等部队取得几乎全歼日军第一0六师团的万家岭大捷，功垂青史。而白崇禧所指挥的第五战区却战绩平平，桂系部队更是乏善可陈。

在第五战区的作战编成内，由第三十一军和第七军组成第二十一集团军（曹剑浪，《中国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10月版，P679）。第三十一军先被部署在大别山南部之广济以西一带。9月1日至2日，日军逐次攻陷笔架山、破山口、凤凰山，第八十四军在双城驿、塔儿寨一带与日军反复争夺后，阵地陷入敌手。第四兵团司令李品仙令第三十一军接替金寨、后湖寨、鹅公垴、袁家坪阵地。9月4日，金寨阵地陷入敌手，李品仙令第三十一军收复金寨，第三十一军以第131师的一个团向金寨阵地反攻，没能恢复金寨阵地。

9月7日，白崇禧令第二十一集团军对当面日军实施全面反击，李品仙令第三十一军、第四十八军向黄梅出击，令第七军向西河口推进，协同第五十五军夹击当面之敌，反击没有奏效。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完全占领武汉三镇。随后，继续入侵武汉周边的华中纵深地区。在1939年4月30日至5月23日的随枣会战中，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被令人匪夷所思地编在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之下（曹剑浪，《中国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10月版，P750），真不知德械装备的“钢七军”在鄂豫皖山区怎样游击？

在保卫桑梓乡民的桂柳会战中桂军仍以保存实力为重

广西是中国屏障大西南的重要一翼，亦是连接东南亚的重要通衢。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广西单独划为第四战区，并设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急需打通经中国广西通往东南亚的的陆上交通线，以弥补不安全的海上运输。为此，日军专门组建了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第六方面军，负责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计划”。桂柳会战爆发，时间大致为1944年8月至12月（曹剑浪，《中国国民党军简史》，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10月版，P1160）。

在此严峻形势下，负责指挥广西方向作战的国民党军委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决定桂林城防以第十六集团军所属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共4个师担任，以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担任城防司令。对于这一部署，守城官兵颇有信心。第三十一军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在家书中写道：“桂林天险，加以工事完成，真所谓金城汤池，不怕敌人来攻，只恐其不来。”（冯杰，《漓江烽火：桂柳会战》，长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P143-144）

广西是桂军的老家和发源之地，保卫广西对白崇禧和桂军来说乃是保桑梓乡民，应该拼尽全力才对。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在保卫老家、桂军发家地和桑梓乡民的作战中，白崇禧仍然一以贯之以保存实力为重。

白崇禧表面上高调宣称：“广西要动员全省力量，与敌周旋，固守桂林三个月以上，创造一个抗战以来的空前战绩。”暗地里，白崇禧把他的心腹将领集中到白公馆授以秘籍：“蒋老头要把第十六集团军都集中于桂林作城防部队，是想借日寇之手，把广西部队一网打尽，我们要做出对策，绝密执行。”（冯杰，《漓江烽火：桂柳会战》，长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P46）

果然，9月13日，白崇禧临阵变卦：“守城必须有城外机动部队策应，摆两个军在城内防守是下策，只用一個团的兵力守核心阵地，把主力调出去机动攻击敌人的侧背才是上策。”白崇禧改变原计划的主要原因就是保存桂系实力。两个军守桂林，万一拼光了岂不赔了老本？于是按照白崇禧的命令，第四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六军第175师、第三十一军第188师从城中调往城外，桂林城防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三十一军第131师、第四十六军第170师留守桂林城内。（冯杰，《漓江烽火：桂柳会战》，长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P144-145）

桂林城的城防部署改变为：阚维雍的第131师防守城北及附近要点，许高阳的第170师防守城南及附近要点。由于守城兵力急剧减少，且第170师全系新兵，还欠一个团，城防成为严重问题。仗尚未开，守城官兵士气陡降，军纪亦废弛，都觉得破城只是时间问题。

10月30日，1000多日军对桂林火车站发起进攻。31日，日军向北极路一带发起进攻。11月2日起，桂林城郊全部受到进攻。七星岩争夺尤为激烈。4日起，日军对七星岩连续发起攻击，皆被打退，最后日军施放毒气，7日，七星岩失守。守卫七星岩的一连士兵全部阵亡。日军强渡漓江，中正桥的桥头堡被敌攻破。城防司令韦云淞悬赏10万元令第131师夺回桥头堡，该师因伤亡过重未能完成任务。

日军于9日凌晨5时发起全面攻击，所有大炮一齐轰击，7架飞机赶来轰炸，桂林城内一片大火。守军虽全力反击，次日凌晨，城北防御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到处乱跑，多数死于乱枪之中。被堵在东镇路的第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恒等2名将官亦阵亡。10日下午，桂林彻底陷落。（冯杰，《漓江烽火：桂柳会战》，长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P175）柳州亦几乎在同时失陷。

白崇禧无法突破格局的“天花板”

对于桂系和白崇禧在抗战中刻意保存实力的问题，林治波、赵国章在其《台儿庄大战》中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在抗战过程中，李宗仁与桂军存在着明显的保存实力的倾向。按说，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成为台儿庄大战的一线最高指挥官，其桂系部队也就理所应当地担任该役主力；但实际上桂军根本没有出现在临沂和台儿庄两个主战场，就连在淮河方面，桂军也没有担当起主要防守任务，而是游动于明兴、池河一带。在徐州突围和武汉撤退中，李宗仁均将殿后重任交给张自忠，而不肯使用桂军。在此后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中，李宗仁将桂军置于距敌较远的大洪山区和更远的桐柏山区，保存实力的做法十分明显。1944年日军进犯广西，桂军甚至不肯为保卫家乡而与敌力战，其军阀部队的本质暴露无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版，P231-232）

林治波、赵国章对桂军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责任是否由李宗仁独担、是李、白共担，或是白崇禧担更多一点，可以商榷。事实上，台儿庄大战中，李宗仁虽是主帅，但“小诸葛”白崇禧以足智多谋著称，原本就是整个桂军的“总参谋长”角色，而且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之尊组参谋团辅佐李宗仁指挥；因此，说“令由李下，计由白出”应该问题不大。武汉会战中，因为李宗仁病休，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恐怕是在作战部署中，更加离奇地偏袒桂军的重要原因。至于桂柳会战，则更是在由白崇禧担任主任的桂林行营直接指挥下进行，也就有了为保桂军实力不保桑梓乡民的“壮举”。

格局和眼光是我们考察一个人的重要方面。所谓“格局”，“格”即指人格，“局”指胸怀与气度。所谓“眼光”，即你能看到什么。心理学家麦基认为：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即一个人相信什么，他就能看到什么。

就抗战而言，对于像白崇禧这样地方势力的代表而又担任政府高位的人物，他的格局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他看到的是国家民族的榮辱与存亡，为之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在台儿庄大战中担任藤县守卫，在打完所率全部部队后以身殉国的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在抗战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最后以身殉国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堪称功高德厚之楷模；其二，等而下之，虽有地方派系私见和保存实力之心，但在保乡卫土的作战中能够倾其全力，这样的实例所在多有，一些平时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在抵御外敌入侵时也多能拼死一搏；其三，等而最下者，即使在保卫乡民桑梓时亦以保存手中实力和一己私利为重者，“小诸葛”白崇禧恐难逃此咎。

《诗经·小雅·棠棣》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各个地方派系军队在暴日入侵面前空前团结起来，虽非无可挑剔，但终于取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但以足智多谋著称的“小诸葛”白崇禧，因为在他心中和眼中只有手里所掌握的那点实力，导致他不管如何“多智”，品级却仅在上述格局三个层次中的最下等。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不存，哪有广西？广西不存，又哪有桂系？桂系不存，白崇禧最终选择了偏安台湾。晚年过得很不愉快的“小诸葛”，说他选择去台湾是“向历史交代”（冯杰，《漓江烽火：桂柳会战》，长城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P14）。可是，一个人的历史由自己写就且不可更改，在抗战这样对一个人是否具有民族大义的拷问中，一直以保存实力为重的“小诸葛”白崇禧，又怎么向历史交代得了？

李鸿章在晚清王朝的遍地哀歌声中一命归西，临终前慈禧垂询“何人可托”？李鸿章回答：“满朝文武，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可就是这个以“不学有术”著称的袁世凯，放着名垂青史的中华民国总统不做，非要走上“洪宪帝制”的死路而致身败名裂遗臭后世。白崇禧弃抗战保国和保乡卫土的军人天职于不顾，费尽心机保存下来的桂军实力，在摧枯拉朽的解放大军面前，还天真地梦想凭着它“划江而治”，不成又梦想凭三十万残军“退守广西”，最终不过灰飞烟灭。周恩来总理一言以蔽之：“白健生一生自负，却只看到眼前，在政治上并无远见。”现今一些误入歧途的官员，不乏才华出众、能力超群者，他们不少是苦学成才，却在本可大展宏图的时代和职业生涯里，因敌不过对财色的贪念堕入深渊……智慧冲不破格局的“天花板”所造成的悲剧，史不绝书，今人尤须哀之而且鉴之，以免后人复为之哀。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