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教育》（1929—1937）中音乐教育思想探寻：“儿童中心”视角

2018-09-26石建宇

人民音乐 2018年7期

一、《儿童教育》与其中的音乐教育文献

民国时期的“中华儿童教育社”是当时“我国研究和推动儿童教育的中心”，①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董任坚主持的《儿童教育》是该社的机关刊物，前身为《幼稚教育》，从第3期起更名为《儿童教育》。从1929年到1937年共发行8卷68期，②研究范围为“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③刊物不仅发表全国知名儿童教育专家的观点、论述，还向研究者“供给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教法”。④由于“中华儿童教育社”不仅是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而且加入了国际新教育同盟（New Education Follow-ship）及世界教育专业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儿童教育》也就成为了国际新教育同盟的中国支部机关报，经常刊登反映国际儿童教育研究最新成果的特点而广受欢迎，是三四十年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学术刊物之一。⑤

对于儿童音乐教育的探讨，《儿童教育》没有忽略，笔者通过查阅现存的期刊资料发现，至少有53期涉及了儿童音乐教材、教法及教育教学理念等方面的著述，其中包括：

（一）儿童歌曲共81首，均配有钢琴伴奏谱，主要刊登在第1到8卷中。第一卷共刊登14首，包括屠哲梅选曲填词的《月亮》等两首；王瑞娴创作的《摇摇》等5首；朱铭新创作的《故事歌小鸡》等3首；其他《动物乘火车》等4首；第二卷共刊登7首，包括屠哲梅选曲作词的《秋风姊》等5首；周淑安作曲的《咏鹅》等3首；第三卷共刊登11首，包括周淑安选词谱曲的《月亮白光光》等7首；马虚若创作的《催眠歌》等2首；周淑安作曲、胡适作词的《不做工的不配吃饭》；第四卷共刊登12首，包括周淑安选词谱曲的《小老鼠》等2首；胡敬熙作曲、陈心一作词的《倭奴夜袭城》等2首；任雁风选词谱曲的歌谣《摇篮曲》；胡敬熙创作的《不要忘了》；周淑安创作的《欢迎新同学》等4首；胡敬熙选曲作词的《儿童军歌》等2首；第五卷共刊登歌曲16首，包括王瑞娴创作的《猪耳朵》等14首、钟昭华翻译的《小兵丁走路》等2首；第六卷共刊登歌曲9首，包括陶行知作词的《教师歌》（无曲谱）、周淑安创作的《好雨》等2首；赵元任创作的《捉蝴蝶》；王瑞娴选词谱曲的《自吃苦》等5首；第七卷共刊登歌曲4首，均为王瑞娴创作的旧诗新曲，包括《忆母》（史可法诗）等；第八卷共刊登歌曲8首，除一首昆曲《玉芙蓉》和一首古装舞曲《云中乐》以外，均为王瑞娴创作的旧诗新曲，包括《春来燕》（杜荀鹤诗）等。

（二）儿童节奏曲共9首，主要刊登在第6、7、8卷中。各节奏曲均由王瑞娴编配，选曲包括：舒曼的《快乐的农夫》、莫扎特的《古舞曲》、舒伯特的《小舞曲》、巴赫的两首《舞曲》和一首《进行曲》、梅耶贝尔的《进步进行曲》、保罗·瓦尔德玛的《乘车》等，还有一首《进行曲》，作者不详。

（三）音乐教育教学著述共14篇。包括：屠哲梅的《一个编歌词的报告》、周淑安的《儿童与音乐》、沈百英的《幼童唱歌应多用儿歌的商榷》、王瑞娴的《儿童中心教育中之音乐》和《儿童音乐的节奏——快乐的农夫》、缪荫祖译《音乐教学》、周文山的《低年级唱歌应该怎样教》、胡叔异的《介绍一种小学实用的音乐教具》、胡敬熙的《党歌——变成了残废的偶像》、马虚若的《儿童的歌唱经验与能力》《教学歌唱的要素》和《两本著名儿童歌曲》、成学章的《听了儿童音乐表演之后》、程懋筠的《改进小学音乐课程的几点意见》等。

二、《儿童教育》对“儿童中心”教育观的回应

在西方，教育的现代化是以“人的发现”为前提，以“儿童的发现”为诞生标志的。“西方儿童教育现代化过程，其实是儿童中心主义萌生、成长、壮大的过程”。⑥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们对“儿童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好些人通过自己教育自己，……较之受过导师的令人厌倦的教导的人的进步还要大”；⑦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要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⑧帕克在《关于教育的谈话》中将儿童比作“上帝所有造物中的高潮和顶点”，⑨并宣称“所有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儿童”；⑩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用“重心之所在”区分新旧教育交替时认为“这是一场和哥白尼把天体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11}等等。“儿童中心”教育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受到新的儿童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对待儿童的价值取向”，{12}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帕克还是杜威“都没有刻意追求将儿童个体视为一种孤立的‘中心，以便与教育中的其他因素相对立”，{13}而是认为“儿童的自由与教师的指导、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民主化是不可割裂的”，{14}最终达成了“儿童中心”的教育应该是“强调教育中儿童的中心地位，突出儿童的自然倾向与兴趣，但整个教育过程仍然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15}的重要观念。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反对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中拉开帷幕，帕克提出的“儿童必须是教育经验的中心”等观念使得“儿童中心”成为了进步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儿童中心”教育观也由此踏上了实践之路。当时的“林肯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儿童中心”实验学校，该学校的中心目的就是“给予儿童所需要的知识，发展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16}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从理念的论述、宣扬到实践，“彻底将儿童推向了教育的中心地位，在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教育的僵死传统，使教师、课程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由此处于严峻的挑战中”。{17}

作为当时国际新教育同盟及世界教育专业组织的成员单位——“中华儿童教育社”，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度，对“儿童中心”价值取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动向的响应尤为突出。在1930年4月发行的《儿童教育》第2卷第4期的卷首语中，编者以慷慨激昂的文字表达了对以“儿童中心教育”为核心的“新式教育”的支持，指出“近三十年来美国教育家起而反抗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他们的口号是‘儿童中心教育，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运动现已蔓延到欧洲大陆了，我国对于这种运动虽早已表示欢迎，但尚未实行做到”，并表示“本刊要陆续答复”关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运动“怎样起源”“价值何在”以及“如何实施”{18}等问题。为此，在当期及接下来的几期刊物中，围绕以上三个问题刊登了多篇文章，特别是将1930年第2卷第6期设成“儿童中心教育”的“专号”。“专号”刊登了包括郑宗海撰写的《杜威博士教育学说的运用》等在内的7篇文章，并在“专号”的“卷首语”中提到发行“专号”的目的，在于配合“中华儿童教育社”于次年7月举行的上海年会并要求各成员代表，根据“儿童要有自由”{19}等“儿童中心教育”的十条原理去实验研究。在年会上确定了下一次年会议题为“以健康教育为中心”，该议题仍隶属于“儿童中心教育”主体框架。年会后，“中华儿童教育社”又邀请到了美国新教育运动代表人荣格（Harold O.Rugg）和其夫人面向中华儿童社社员和上海工部局中小学教员做了题为“新教育的精神”和“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实例”的演讲。“中华儿童教育社”及《儿童教育》通过刊发文章、举办年会、组织演讲等系列活动，对美国新教育运动中“儿童中心教育”理念和實践进行了全方位的推介和评论。作为拥有逾万社员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拥有万名读者的刊物，其在当时儿童教育界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音乐学科作为“儿童中心教育”关注的重要学科，自然不会例外。

三、从“儿童中心”视角，探寻《儿童教育》

中的音乐教育思想

20世纪初，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在梁启超的“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20}或是在匪石的“西乐之为用也，长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而又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21}又或是在曾志忞的“于一国维持一国之风教，于一家增进一家之幸福，于一身调和一身之思志”{22}等之“树德”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衡量中启蒙和发展。不管是在教学主旨之拟定、教学内容之选取还是教学方法之运用上，“儿童性”都属于缺位状态，直到1923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课程纲要小学音乐课程纲要》在“目的”中要求“发展（儿童）快乐活泼的天性”，并在程序中要求“唱儿童日常生活有关系的歌词”，{23}“儿童性”方逐渐得以回归。再到1929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中，将原“目的”中“發展（儿童）快乐活泼的天性”的“发展”二字换成了“顺应”，使得“儿童本位”得以凸显，并在“各学年作业要项”中将一、二年级的欣赏定为“儿童以为悦耳的音乐欣赏”{24}中得到确认。巧合的是，正是这一年《儿童教育》开始刊文大力宣扬美国新教育运动中的“儿童中心教育”理念，在要求音乐教育要以“顺应儿童快乐活泼的天性”为目的的课程标准和“儿童中心”的新教育理念的双重影响下，刊发在《儿童教育》上的关于儿童音乐教育的文章、儿童歌曲及其他相关内容，是否与之进行了呼应，开启了在“儿童本位”上的行走历程呢？笔者站在“儿童中心教育”角度，展开了对《儿童教育》刊物中歌曲、节奏曲及儿童音乐教育等文献资料的音乐教育思想探析，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激发儿童参与音乐学习活动的兴趣。周淑安的《儿童与音乐》一文在列举了西方几位著名音乐家的成功均与儿童时期就接受到了良好的音乐教育相关后，对当时我国差强人意的儿童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促进儿童音乐教育发展的几点办法。除了建议教育部门注重培养好的音乐师资和鼓励音乐家多创作适用于儿童演唱的歌曲外，还包括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提倡，在公共场所多奏上等音乐，并用电机广播，让国内儿童都能听得到好的音乐”“学校与家庭能购置留声机和好的音乐唱片，让儿童能多听世界的好音乐”“举办儿童音乐大会和音乐竞赛会”{25}等手段，激发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成学章观看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分社”在大上海剧院举办的“儿童音乐演奏会”后撰写了文章《听了儿童音乐表演之后》，对部分“死读书”的学校将音乐课当成“一种装饰”或是“供人恢复疲劳的一种工具”进行了批判，提出“教育不应该是这样死气沉沉地老无进步，……得有一些新教育精神”{26}，文中极力推荐王瑞娴等首创的“儿童音乐节奏曲”，并转述了王瑞娴在《儿童音乐的节奏——快乐的农夫》一文中对“儿童参与钟、鼓、双铃以及木鱼等乐器演奏”所表达的看法：“自由表达他们的感情，……能够解释些、欣赏些音乐的内容，同时能够表达出些音乐感想，……从而激发他们参与音乐学习的兴趣，提升他们演奏音乐的能力。”{27}值得一提的是，王瑞娴在该文中，阐述了她选用名曲进行儿童节奏活动设计意图，是为了解决课程标准所要求“顺应儿童快乐活泼的天性，以发展其欣赏音乐应用音乐的兴趣和才能”的问题。这也算是对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音乐》的回应。从当期杂志起，陆续刊登了她选用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家的作品编配的儿童节奏曲，选用的乐器包括三角铁、木鱼、摇鼓、铙钹、大鼓、双铃、马板等，节奏以四分音符为主，简单好学，配合起来悦耳动听，趣味性强。屠哲梅从《美国童年》（American Childhood VOL 13 NO.1 June1928）中选了一首歌名为《动物歌》的歌曲，翻译后刊登在第2卷第3期，为了激发儿童参与歌唱，特提示在教学时可以让“小朋友围成圈，随歌词演唱的内容，通过律动对各种动物进行模仿”{28}等，以增强歌唱的趣味性。

（二）注重以符合儿童自然发展的天性为标准，进行教学歌曲的创作与选用，突出教学内容的“童趣”。沈百英在《幼童唱歌应多用儿歌的商榷》一文中，对当时诸多以“陶冶性情”为目的的歌曲采用“修身训话的格调，说些劝人为善的话”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样“非但不能得到任何效果，反使儿童对于唱歌一门，觉得干燥无味，发生意想不到的恶影响”。之后，作者又对改革者运用“自然社会的材料，借文学的手段来描写”改造旧歌曲的直接说教予以了肯定，但也指出存在“歌意很好，可惜儿童不能领会，不能欣赏入神”的问题，最后他对“意想中儿童歌曲的标准”进行了陈述：“1.描写儿童习见的事物；2.以儿童的见地，描写优美、壮美、滑稽美的情调；3.合儿童的口语；4.儿童能体味内容而不厌反复吟唱的。”{29}屠哲梅在《一个编歌词的报告》一文中，对儿童歌曲的选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所选的音调是否能引起儿童的欣赏、歌词是否合儿童的文学、歌曲是否与儿童活动情形相连、歌曲是否与时令相合”{30}等。马虚若在文章《教学歌唱的要素》中对儿童歌曲的选择也做了说明。他认为，歌曲选择之前，要明了歌唱是“表达儿童性情的一种工具”，选择的歌曲要符合“他们（儿童）的兴趣经验和他们附带的情感”，建议选择的歌曲题材包括“关于佳节的”“关于户外的”“关于动物的”“关于人的活动的”“关于问候的”等等；在音乐曲调方面，他提出“音乐比歌词更应注意，一首歌的乐调应该要有节奏而且有趣”，还要求旋律中的音程关系、音域及词曲关系处理等方面都不能超出儿童接受的范围，且“乐调应该表示歌词所激起的情感”。{31}《儿童教育》刊登的大多数歌曲都体现出以上特点，如歌曲《性儿急》的歌词幽默诙谐，曲调生动活泼，营造了一副“忙中出乱”的生动画面，童趣十足；歌曲《新年来到》描绘了儿童在新年来到时的真实情形，让儿童在歌唱这首歌曲是能身临其境，享受过年的喜悦。如是等等。

（三）音乐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的经验和个性化发展

马虚若在文章《教学歌唱的要素》中，谈到歌曲教学的时机选择时，说道“假使是计划了要适应儿童需要的，随处都是他们的经验，便随处都是教学的机会。……儿童的实际经验既已发生，而他们的情感又达到了极点，这时候教师即可以开始教学了”。{32}在注重儿童个性化发展方面，马虚若在该文章中以“适应个别儿童的歌唱需要”为题专门对儿童个性化发展做了说明，他提到“没有一个进步的教师，想给全班的儿童选用同样的教材，他常找出那儿童能力的差异，然后供给他们各人所需的补充材料。可是在唱歌方面，教师虽看出来诸多差异，却依然采取整批教学的方法，不顾能力的高低和歌曲的难易，全班唱着同样的歌”，针对这一现象，他提出了五点解决方法，包括“考查儿童已有的音乐经验、找出每个儿童的歌唱能力、将大班分成小组、帮助没有歌唱能力的儿童、应用分等的歌唱材料”{33}等。

（四）音乐教育价值的定位凸显“音乐教育为了儿童”的思想“儿童中心教育”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强调音乐教育的价值在于“公民教育、责任感教育、合作教育、健康教育和道德教育”，主张“音乐为每个孩子”。{34}马虚若在《儿童的歌唱经验与兴趣》中强调“儿童自生命开始对于音乐就有了兴趣”，要顺势而为，抓住机会予以引导，促进他们音乐能力的发展。文中谈到歌唱在儿童生活上的意义时提到“歌唱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一种经验，用歌唱去表达我们的情绪，更是一种人生应该享受的乐事……使他们（儿童）习得歌唱的能力，加富他们一生美满的经验”，随后列举出歌唱的意义包括“歌唱是快乐的，促进健康的”“歌唱是有社交价值的”和“歌唱是表達自己的一种工具”{35}等，凸显出“音乐教育为了儿童”的教育价值思想。

结语

显而易见，在20世纪初以“乐助风教”作为音乐教育价值取向的大环境中，《儿童教育》刊物在“儿童中心教育”观念引领下，首开先河，大力倡导“音乐教育为了儿童”的音乐教育价值观，并将“儿童本位”的音乐教育理念贯穿其中，对丰富民国时期我国儿童音乐教育思想，甚至于对推动我国儿童音乐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谋而合，在《儿童教育》停刊64年之后的2010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第14届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国际研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构筑桥梁，培养儿童的音乐生活”，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多名代表就“怎样为儿童提供适宜其发展的音乐性童年”“音乐教育活动中儿童主动参与性”“如何激发儿童进一步的音乐活动兴趣”“如何通过标题音乐激发儿童主体创造性”{36}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足以证明：虽然“儿童中心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随后的发展中受到了教育界的各种质疑与批判，但其对于促进音乐教育“儿童本位”转向的意义确实是深远的，同时，《儿童教育》倡导的音乐教育理念是具有前瞻性和引领作用的。

① 李清悚《回忆“中华儿童教育社》，《江苏教育史志资料》1989年第4期。

② 张礼永《中华儿童教育社简史（1929—1950）——儿童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炼成》，《基础教育》2012年第3期。

③{4} 中华儿童教育社《儿童教育》1929年第2期。

⑤ 张文超《中华儿童教育社研究（1929—1937）》，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⑥ 李晓东《论儿童教育学的古今中西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⑦ [ 捷克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 [ 法 ]卢梭《爱弥儿》，李萍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⑨⑩ Park，F.W.Talks on pedagogics：An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concentration，New York&Chicago;：E.L.Kellogg&Co.; 1894.

{11} Dewey J.The school and socie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0.

{12}{13}{14}{15} 张斌贤、王慧敏《“儿童中心”在美国的兴起》，《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年第1期。

{16} L.A.Cremln.TheTransformationoftheSchool.Alfred A. Knopf， Inc. 1961

{17} 郭晓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社会意义及失败的教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