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埃斯皮纳

美國诗人艾丽斯·诺特利（Alice Notley）一针见血地指出：“诗歌随处可见，以致几乎无人能将它找到。”虽然许多出版社认为，人们已经不大读诗了，但是每个人都认识些写诗的人。吉狄马加的《一个彝人的梦想——漫谈我的文学观与阅读生活》是一篇睿智的散文，吉狄马加以他赤诚的智慧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他说：“现在说起来，在中国关注诗的人不是很多，恐怕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在人类进入一个数字化时代、一个传媒时代之后，人的精神生活是比较多元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情况，无论从数字传媒还是图像，还是其他的出版物，是多种多样的。加上阅读范围的广泛，阅读者实际上被分散了……真正关注诗或者阅读诗的人不是太多。”或许正如吉狄马加所说，“真正关注诗或者阅读诗的人不是太多”，但诗人群体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中国，处处有诗人。我是这样证实这一点的：“诗”这个字眼，也许不在大多数购书者的考虑范围内，但是在表达情感、描述经历时，却保有一种令人惊叹的声望。

当形容美好的事物时，人们常说，“如诗一般”。当别人赞美自己时，人们常回答，“你讲的可太诗意了”。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Gustavo Adolfo Be?cquer）在这方面做得更是出神入化。面对定义诗歌的不可能与爱人的美丽，这位西班牙诗人宣布：“诗，就是你。”进入现代后，一切皆可成诗，男人、女子、任一具有实用性的器物等等。一辆制作精良的未来主义风格的汽车，是“诗歌”；一座造型优美的房子，是“诗歌”；一座足以撼动传统建筑学审美的摩天大楼，比如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的作品，是“诗歌”；足球比赛里一个赏心悦目的进球，是“诗歌”……我们栖居在被诗歌环绕的现实中，身边诗意的实体与元素俯拾皆是。然而，一首诗中并不总是有诗意元素。或者说，通常最为缺乏的，正是诗意。因此，不妨将诺特利对诗的释义稍作改动：“诗歌随处可见，然而几乎无人能将它呈现在诗中。”

吉狄马加是一位抒情诗人。他在每首诗中都不断地提醒读者，一首诗是诗歌与诗意的空间，而非消息的传达者。因此，诗中包含的信息应始终是有旋律的，并需要词汇以旋律的方式获得聆听。当诗人们尚因不懂吟唱而限于叙述时，吉狄马加已开始歌咏，仿佛知道诗歌只能是这样：心旌摇曳时思想的乐音。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提到了诗的声学：“必须确认这个声音就是最确切的声音；而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确认，尽管不知如何。”西班牙民谚如是说：“箭无虚发。”吉狄马加想呈现的音效在哪里，他的箭就射向哪里。我们可以将吉狄马加归入以听觉为创作核心的现代诗歌潮流，在听觉的疆域里，“诗意”通过表达方式、声音的“意见”以及一种为了使自己被理解而开口讲话的音乐，扮演了为诗歌启幕的角色。

吉狄马加在他的诗歌中，将新颖或传统的旋律元素变化交织，避免了某种固化的、既定的东西赋诗歌以特权，施诗歌以限制。语言的这些细微举动分散了细节，挑战传统的所谓透视顺序、元诗、元叙事，以及将词语置于有规律的重复结构中的语言游戏。时而加速，时而骤停，周而复始。在吉狄马加的诗中，发声是为了被听见。历史声如洪钟，存在是听觉上的实在。

从代表了语言原始敏感性的隐喻机器中，听觉冲击呼啸而出，通过句法，将古老、传统与现代、断裂融合，将节制与扩张联结，将起于猜想的思考经验与通过经验而认识的现实沟通，这种经验隶属于某种东西，即使是这种东西中最浅层的意义，都只能在历史与现实主观视角的启示下，以独特的、诗歌的方式被认识。而这种视角，会因为它的起源，即它的美学特性如何投射在文学表达中而变得极端。

吉狄马加的诗歌将寂静从失语的孤立中分离出来，并改变了中文诗歌的方向和节奏，这类诗歌从根本上来讲是主题性的，以自然为宗旨、为目的。虽然吉狄马加的许多诗作同样关注自然，但这是一个以句法语义学为导向的自然，因此，当事物给出了它的视觉基调后，便立刻点明一种似乎与口头性相对，但却始终将它拴在自己身边、好在听觉范围内将它引爆的正音法。而正是所写与所诵的冲突，使吉狄马加的诗充满了词语与断句的变换。这些诗句在凝视着并将所见之物变成一项发现的同时，从表达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现实：

两只雪白的鸽子，

如同一对情侣般的天使，

一次又一次消失在时间的深处。

《圣地和乐土》

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有一种与“发现”相似的东西，这种发现胜过一切作品的开端，使一种根植于古老传统中的全新创作成为可能。诗歌的圆满成就于被旋律决定的那一刻，任由词汇去叙说，在适合独白之处独白——一个尚无语言涉足的地方。当词语在聆听中达到了目的，它们便存在。词语说话，动物也说。诗人将自己的主观如数奉上。无论是短诗或长诗，语言扩展着从独特视角去感知的可能性，使得某种目光有可能进入创作活动，保护这种目光的，是不依赖探测仪的、在最初的蓝图里并没有被考虑过的发现。

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非凡的、极致的想象力近在咫尺，它的声音从常被忽略的不安与摸索中被硬生生地拔出，在响起的那一刻便成为一种确认，读者可以与这些诗歌建立联系，通过它赋予理解以更大的重要性。在1970年4月6日写给伊莲娜·希姆梅利（Ilana Shmueli）的信中，保罗·策兰（Paul Celan）写道：“当我阅读我的诗歌，它们给予我短暂的生存可能，永存可能。”在吉狄马加的诗中，语言有了成为最即时模版的可能性，同时通报一种并不苛刻的措词的消息，这种措词与语言的本质对话，却不指明。唯其如此，它才得以表达。这样，诗歌担起了它基本的、毫不简单的使命：建造一种需要，通过它的内在密码与加密效能使这种需要得以存在。不对称、频繁、犹豫都在这种效能中交汇，但同样掺杂其中的，还有对于一种声音的需求，这种声音便是为了在被听到的同时听到自己而吟唱旋律。

这些诗歌的语言属于现在，它熟悉与可言说性相联系的感官，而这种可言说性是在思维准备好思考目光的一举一动时，从思维中生发的。诗歌闯入了一个舞台，台上正被夹在实证与抽象间的视觉以间歇但连贯的方式粉墨登场，这种与理性冲突的行为先是佯装，再是遮掩。而目光，由于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变成了“表演者”，在观看周遭的同时观看自己，它希望自己是被如此看待的（当它被看见的时候）：它的愿望如同向心力般装饰了它的影响可及之地，而它在愿望的透明镜子里自我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