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中国当代作家、编剧，1956年3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人民的名义》等政治小说，这些小说均被其亲自改编成影视剧。

编后语 ：《青春》创刊于1979年，40年来，数以千计的写作者在这里留下青春的梦想和呼喊。为迎接本刊40周年大庆，特开设此专栏，邀请您来讲述“我的《青春》故事”。专稿邮箱156543832@qq.com。?

情起《青春》，一往而情深

“《青春》这一两年又回到了正轨，回归到我们那会儿引领文学青年，推动青年文学创作的初衷，为年轻人留了不少版面……刊物的内容和版式也改观不少……”一见面，周梅森老师就夸起《青春》来。

情有所起，一往而情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许多现在雄踞文坛的大家，都曾在青春发表过作品。比如王蒙连载了十来期的创作谈《当你拿起笔》；比如张平的《姐姐》，发表后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比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被称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同时获得1984年获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随后被拍成同名电视剧和同名电影……而严歌苓、叶兆言、苏童、陈冲等，《青春》就是他们的起飞之地，他们的处女作大多是在《青春》发表的。像贾平凹、王安忆、韩东、贾庆军等，都获得过青春文学奖。青春文学奖一共办了三届……说起这些，周梅森如数家珍。

但要说对《青春》感情最深的，还得数周梅森。

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4年，周梅森在《青春》工作了整整四个年头。“《青春》就是我的大学”，周梅森毫不讳言，娓娓道来：“1979年11月我到《青春》编辑部实习，那一年我23岁，相当于大学毕业的年龄。昨天还在煤矿上班，下井，第二天就坐到了代表中国文坛最前沿阵地的殿堂。那时的《青春》对全国的文学青年来说，就是圣殿、庙堂……”

在多次采访中，周梅森曾都坦言自己并没有上过大学，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上大学的资质条件，而是他自行选择了放弃。空闲时间，他醉心于文学阅读与创作。“那时的主编斯群，给我们编辑有一项很好的福利，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发书，各种文学名著，我的阅读积累都是在那几年完成的。《青春》就是我的大学，我在《青春》通过自学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和文学教育，这甚至是在大学里都学不到的。”周梅森说。

周梅森老师(左)与本刊主编李樯合影

国家拨的纸只够印20万份

1979年，《南京文艺》创刊，这个名字用了四期，到1979年10月，正式更名为《青春》了，当年出了3期。发行量达20万册，到1981年的第一期，就30多万册了。当时《青春》的印刷用纸，是国家拨的，就够印20万份的，想多印自己想办法去。要不是因为纸张问题，《青春》的发行量，1981年那一年至少50万份。读者需求太大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到处去找纸，能弄来多少就加印多少，总是不够卖的。后来纸源问题解决了，《青春》的发行量很快突破50万份，接着是60万，最高时达65万册。

“那个时候的《青春》真是太火了，跟现在没法比。那个时候《青春》的小说编辑部分为两个组，小说一组和小说二组，一组是负责省内的稿件，我在二组负责省外的稿件，而二组里只有我一个编辑，但杂志社要求每稿必复，任务量非常大。我们就请了金陵中学、中华中学等学校的语文老师帮忙，帮忙挑选优质稿件，剩下的稿件写好退稿信寄给读者。他们每次来杂志社都要背着麻袋，一麻袋一麻袋的装稿件回去。”任编辑期间，周梅森每日收到来稿能有上百份，只要有一天不看稿，桌子很快就被积压的稿件淹没了。“而我们当时的工作，除了编稿子，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落实纸张问题。”周梅森骄傲地说。

当时的纸张来源，有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军队系统帮忙弄到的。有一天，周梅森和吴野两人开着面包车去城南的大校机场拉纸。那时候的大校机场是军用加民用，管理比较松散。“由于路况不熟，加上是晚上，我们居然把面包车开到了飞机跑道上，一辆飞机正巧在着陆，与面包车几乎是擦顶而过，险些酿成大祸。”说起这段往事，周梅森还心有余悸，似乎沉浸到了年轻时代的激情回忆中。

“《青春》因此与当时的上海的《萌芽》，北京的《青年文学》，四川的《丑小鸭》并称文坛四小名旦，轰动一时。后来《丑小鸭》不办了，四小名旦也有了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都少不了《青春》……”周梅森有些感叹。

从小矿工到大作家

1971年周梅森初中一年级就以半工半读的名义进入了矿工行列，17岁高中没毕业就继续留在煤矿，做机械工，这期间他听着皮带运输机的噪音，加上药物反应，留下了后遗症——耳朵失聪。

周梅森老师(左)与本刊编辑张元合影

周梅森22岁时，还在徐州韩桥煤矿当工人。他回忆说，我们全家6口都生活在煤矿，全家的固定资产不足人民币三百元，家中的家具全是向矿上租用的，大床8分钱，小床4分钱。那时，我喜欢写作，却连一张最基本的书桌都没有。

他的文学梦却在深深的矿井里悄悄萌发。一次偶然，他从废品收购站得到了一本残缺的《巴尔扎克传》。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像下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激励了他。于是利用空余时间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习作《煤乡怒火》，被大伙儿争着传阅。

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工人们开始学技术，而周梅森却鬼使神差地一心想当作家。但文学创作对他的家乡来说，简直是个笑话。创作之初，发表作品绝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稿子一篇篇被退了回来。

1979年的10月，《青春》杂志刚刚创刊，机缘巧合之下他被借调到《青春》当一名文学实习编辑。做文学编辑的前一天，他还在下井工作，第二天便拎着柳条箱进了《青春》杂志社的大门。一开始，他的父亲不同意他去做文学编辑，周围同事，邻里也说，你去做编辑，工资肯定拿不到那么多了，一个月比矿工少了20多块钱。其次父亲担心胆大放肆的周梅森惹出事，不如在家老老实实做技工。但父亲拗不过他，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文学梦。

1980年，周梅森在《青春》上发表短篇小说《明天一定再来》，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那时候，周梅森喜欢研究历史，因为那时他还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阅历，像《人民的名义》这种作品是写不了的，他就从文献资料中寻找素材和灵感，去翻新那些“历史的尘埃掩盖下的故事和人性”。如《黑坟》《军歌》《英雄出世》相继应运而生。

1992年，周梅森回到家乡，家乡正热火朝天地集资建三环路。当时家乡还比较闭塞，老百姓对修路的意义不大了解，还有人告主要领导的状。一次偶然的机会，那位领导和他谈了话。这次谈话使他认识到改革的艰难，不仅改变了他对官员的看法，也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和深刻的矛盾为重要内容。1995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其后仿佛是掘开了一口富产的油井，不可遏止地喷发出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人民的名义》等一大批长篇小说问世。

继《人民的名义》之后，周梅森又用一年的时间创作了《人民的财产》。在我们的杂志新刊发行之际，《人民的财产》电视剧已经在南京开机，期待他能给予读者和观众更多的感悟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