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佳烨

萧寒

萧寒导演的代表作《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同年也执导了同名电影。

2015年执导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获中国首届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被人民日报评为2015年度五部电影之一。

以下为萧寒导演本次讲座的文字实录。

萧寒：我没有太多的理论教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不是学纪录片的，也不是学新闻的，更不是学影像的，我是学美术的。我在杭州念书，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的国画人物。我现在在教书，之前是开展跟新闻传播有关的教学工作，现在开了一门实践课，主要是带学生们直接去做田野调查，做短片拍摄。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一种工作方式。

今天晚上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年我从开始有兴趣想要做纪录片，到现在为止做了三部作品，借此机会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觉得作品给到我们的回报和这部片子的影响，真的超出了我们对它的预期。包括这样一个所谓的现象和引爆，都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那个渠道和平台上产生了特别奇妙的化学反应。

这是一个好的作品会得到认可的时代。其实现在在中国电影的市场上，在中国的影视环境里，真的过了论资排辈的时间了。就像今年的一部纪录电影《二十二》，它的票房居然达到一亿七千万，放在一年前没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现象是无法预测的。

回顾我做纪录片的时候，不会想到当时纪录的作品能够被观众认可。我第一次决定要拍纪录片是在7年前——2010年10月，那个时候突然到了人生彷徨的阶段。因为之前做过很多事情，美术专业出身，美院毕业之后做过大众传媒、老师，还做过戏剧策划人。我从2007年开始就在思考接下来的人生该怎样过？那时候倒不是真的在思考我要做什么更能挣钱，或者做什么事可以获得更多。当时最朴素的想法是我接下来这几十年要指着什么活着，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我真正开始纪录片创作时已经快40岁了。说来很巧，2010年10月在丽江待了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些漂在丽江的人。我跟他们交流后，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想把他们纪录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我第一部作品——《丽江·拉夫斯基》。

《丽江·拉夫斯基》

内容简介

丽江，一个名字被符号化为"慢生活"和"艳遇"的地方，这里有一群来自各地的人，用生命中或长或短的时间与之交集，他们寻找着自己想要获得的生活方式。片子纪录了七对（个）生活在丽江的年轻人，七种人生，七段故事，不同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此碰撞纠结····

也许生活本身就挺扯淡的，在丽江，有一群年轻人在很认真的扯淡，或者，这份扯淡，会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到你我内心某处或明或暗的角落···

导演阐述

旅行和生活在别处似乎成了当下中国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云南、西藏，到处可以看到背着巨大背包的旅行者，在城市里也经常会听到很多人侃侃而谈自己到过海拔多少米。这让我想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可总觉着两者有所不同，垮掉一代的年轻人让我读到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但是他们带着问题上路，用路上的生活为自己心中的问题寻找答案，用生命践行自己所追逐的价值……

这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如果大家对我这个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部片子。

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叫“丽江·拉夫斯基”这个名字？那部片子的英文名叫“Lijiang Facebook”。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中国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它最重要对表演的认知：你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生活在舞台上。我觉得丽江这个地方和漂在这里的人，他們在那个时刻和那种地方呈现出来的状态，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下面，漂在丽江的人们和以前常住的那个城市、家乡所呈现出来的他们，和在丽江的那一刻应该是不一样的。跟那里的人探讨了关于爱情的话题，关于一夜情、关于孩子、关于未来、关于生活，都做了一些探讨，所以那部片子真的还是蛮有趣的。

其实从做这一部片子开始，我基本上给自己今后的创作定下了一个基调，就是用我们的影像，用镜头记录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可能离我们有几十公里、几千公里之外真实的那么一个人，他是那样活着，他可能和你我的活法不一样，但我会觉得他的活法值得呈现给大家。别人的活法很多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需要时常的照镜子，通过别人的故事当作镜子照清自己，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性格，所有的一切都离得那么远，但是我会被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行为而流泪，又或愤怒。这里一定有某一个点是相通的，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纪录片，特别愿意用纪实影像去和这个世界交流的原因。

《喜马拉雅天梯》

内容简介

建于1899年的上绒布寺位于珠峰北麓，距峰顶约20公里，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修行。阿古桑吉是寺中唯一的僧人，他将珠峰视作空行母的化身，人类不应当打扰她，但他的儿子却是一名毕业于“西藏登山学校”的出色高山向导。这所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主要面向珠峰脚下的两个县招生，目的是花四年时间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他们将在每年仅有几天的登顶期到来之前铺路、修保护绳、搭建从大本营到8400的所有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给登山者专业协助，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登山客的安全，好让他们不断突破自己，前往独自无法抵达的高处。

影片的名字来自于藏民们画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当地人称之为“天梯”，并相信它可以接引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而这些珠峰的引路少年们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有人将8848当成旅行的终点，但对他们而言，这只是起点与成年礼。

当拍完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会想，下一部片子我希望拍一部更能有冲击力，更能打动我的作品。机缘巧合，清华大学的雷建军老师，他有这样的一个选题。他跟我讲从拉萨出发到珠峰的路上有一座登山学校，是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校，该所登山学校仅面向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招生，目的是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导。这个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一个初中毕业的藏族孩子通过四年的学习能够有机会登顶珠峰，能够完成他作为一个高山向导的毕业礼，然后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做这个世界上非常昂贵运动项目的从业者。

那些少年们在拉萨读书之前几乎都没有出过县城，他们大部分都是放牦牛的孩子，如果不读书了，能够就业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农民，在他们的县城打工。那边唯一的工作就是做藏药，大概一个月能赚到一千多块钱，这就是他们大部分人可以选择预见的未来。但突然因为一个商业的登山运动——登珠峰出现了，大家知道有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已经登顶珠峰了，那些年轻人他们要去服务的这些对象，为了这样一次登上珠峰的机会，大概要花费30万～50万的费用，这个数字可能对于做向导的年轻人这一辈子都很难想象。那些商业登山者他们的体能跟这些藏族的小伙子们对比，就像婴儿和成年人的对比，要他们安全地送上去，就像照顾孩子一样送上去。

在商业登山之前人们很难登上八千多米的雪山，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在一九七几年开始有商业登山，之前的几十年前里只有几百人登上的珠峰，据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六千人登上了。这六千人里面如果没有这些高山向导给他们修路、搭氧气瓶，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时代，有了这样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便出现了。

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在几千公里之外有一群少年他的生命状态是这样时，我就特别想去拍他，由此才产生了我们的第二部作品——《喜马拉雅天梯》。当时去拍的时候有点无知者无畏，当时完全没想到会有多么困难，比如我们怎么样能拍到8848这个高度。大家一定会问我，你爬上去了？我没爬上去，我只到了5200米就已经无法睡眠了，严重的高反让我觉得脑袋要炸开，但我们还是拍到了8848米登顶的那个画面。我们没有办法把摄影师培养成登山队员，但我们可以把登山队员培养成摄影师，我们也牺牲了几台机器，最终还是拍到了非常振奋的画面。

我把在拍第二部片子时很打动我但又无法用影像去呈现出来的幕后故事分享给大家，这也是在拍纪录片过程中最大的一份收获。

在西藏大家都知道牦牛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们依赖的一个伙伴。在每年4、5月份的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周围就会有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因为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地，这样一千多米的距离是牦牛可以爬到的一个极限高度。这时候很多大的设备都需要牦牛把它拖上去，那里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常的60%，呼吸是很困难的，这对于牦牛也一样，再加上它的体型非常大，还要驼几百斤的东西，很累。而4、5月份又正好是牦牛一年当中最瘦弱的时候，因为刚刚度过的冬季几乎看不到绿色。

对于牦牛的主人来说，这是他们一年当中赚到现金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但足够他们买一些生活用品了。他们既不忍心，但是又不得不去让这些牦牛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危险存在，这条从5200米大本营到6500米前进的路上，有很多的冰缝，我们看到冰缝里牦牛已经腐烂了。珠峰上面有很多尸体，没有人能把他们弄下来，他不会腐败，只会慢慢风化，牦牛也是这样。牦牛的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主人们看着这个牛，又没办法把它拉上来，真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故事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有人会问，主人是不是太残忍了，要让牦牛去冒這样的危险，干这么苦的活，一些所谓的动物保护者觉得这很残酷，很残忍。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些主人来讲，他并非没有情感，但是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状况发生，因为这是每年必须要依赖的收入，这就是现实。

拍摄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你们很难了解到的细节和小故事。牦牛不光会掉到冰缝里，山上还会有落石滚下来，落石不太砸得到人，因为人的反应比较快，而牦牛没法儿躲。这样的故事会让你的情感发生很微妙的变化，甚至让你的内心去读这个世界时也会感受不同。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思考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我举这样的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其实这都是纪录片馈赠给我的礼物。

经过四年的拍摄，《喜马拉雅天梯》在2015年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作为一个纪录电影走进院线，可以说给了整个行业一份重要的希望。一部纪录电影居然能够票房过千万，当然在2015年，我们不曾想到2017年会有票房过亿的纪录片。

我那时候如何做宣传呢？我跟着登山队，包括去参加一些体育展览，在他们忙完正事后，请求给我留十分钟，借此机会去放一下片花，让大家也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要上映。他们组委会很开心，利用两个大的展厅之间的空地，借用人们休息的时刻去观看。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来看，但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当时就坐火车到了片场。到目的地之后才发现场地根本没有人来，我协调音响师把声音开大了，逐渐零星的多了十几个人。我就站到台上，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在那儿介绍，介绍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拍了这样一部片子。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宣传它，和大家说如果你们看过觉得这个片花好，希望能帮我一起宣传。后来人越聚越多，差不多聚了100多人。

后来我们为自己的电影做了一个公众号，我还记得写过一篇《你会为了这样一部纪录片走进影院吗？》的文章。最后那个公众号有3、4万的阅读量，后来我才知道陈坤也转了，周迅也转了，而在当时我跟这些人都不认识。回看今天，我再拍我的新片，周围已经有很多的明星朋友们愿意来支持，很感激。

我后来再想，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位大学老师。突然你就会想到那时候的勇气，还是因为喜欢，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值得为它付出。

《我在故宫修文物》

内容简介

片中第一次完整呈现世界级的中国文物修复过程和技术，展现文物的原始状态和收藏状态；第一次近距离展现文物修复专家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第一次完整梳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第一次通过对文物修复领域“庙堂”与“江湖”互动，展现传统中国四大阶层“士农工商”中唯一传承有序的“工”的阶层的传承密码，以及他们的信仰与变革。

影片评价

这是一部讲述“匠人精神”的纪录片，那些带着历史痕迹的文物，每一件都有着生命和故事，而人们之所以能重新见到这些精美的物件，都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在故宫的角落中为我们修修补补。

说到《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机缘。我们的制片人跟我提过这个选题很好。那时候雷老师带着学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被故宫文物修复师打动了，后来报了这个选题。突然有一天央视跟我们说，需要一个故宫的纪录片，你们拍修复师的选题被选中了。当时特别兴奋，有种被翻牌子的感觉，于是四个月后有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其实我真没想到，当时央视2016年元月6、7、8日就播完了，过了一个月，有人说这部片子火了，在B站上火了。那个时候还不懂B站是什么？弹幕是什么？那些弹幕会让你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化学反应，会让你觉得非常有趣。而且就这么莫名其妙在你根本不知道的地方火了。火了之后我们想这个B站好像没有授权给他们，对，是盗版。我们就去维权，发邮件，然后马上接到回复。他们说：“我们一直等你们，因为不知道这个版权是谁的。”后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上映的时候，bilibili成了股东之一，从一个侵权方变成了出品方，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B站之前从来没有因为一部纪录片引爆了二次元的世界，结果B站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参加广州纪录片节，去年还被评为十大纪录片推动者。其实就是这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它开始的推动是以盗版的方式推动的，但是还是感谢B站。

年轻人喜欢的平台，让我挺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上面。也有很多媒体朋友会问，你怎么看待这种传播方式？其实我们电影在首映时，一家三代，爷爷、妈妈、孙子，三个人都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粉丝，我特别高兴，这部片子打破了年龄的隔阂。

观众提问：您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会不

会有所偏好，对市场是怎样取舍的？

萧寒：我先拍我喜欢拍的东西，再把我拍的东西拼命介绍给你们，这不是很好吗？我才不管你们喜欢什么，我把我想拍的好好拍好，拍完了之后就拼命介绍。

观众提问：现在的时代讲究的是市场为主。 萧寒：我们赢得了市场啊。

观众提问：您会不会为了迎合大众有所改变？

萧寒：我没有迎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时代，一部好作品不会被埋没。不要说完美，哪怕某一个特质做的很好，一定不会被埋没。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有B站，我不知道的地方它都火了，我们努力把它告诉别人，只要它真的够好，被你告诉的那个人他愿意告诉他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事就成了。

观众提问：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

萧寒：对啊。我不是特别另类，我觉得我喜欢的、打动我的，别人也会喜欢。就像我刚才聊到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牦牛能触动到我，我相信你也会用相同的情感去感受，这是相通的。

观众提问：刚才老师讲了关于牦牛的故事，虽然很简单的一个片段，但它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回放，好像能想到这个故事的存在。老师，您不是只在大本营待着吗，对于牦牛的事情您是听别人讲的吗？

萧寒：对。我也听不懂藏语，很多东西都是

翻译过来的。我们每一部片子剪出来是90分钟，但我们基本上都有500个小时的素

材。我们会看素材，当我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就想了解，有些藏语听不懂就去问翻译，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牦牛的故事。

观众提问：您刚才说的好东西打动人心，我是非常同意的。现在是一个短视频发展的时代，短视频要求短、平、快，我看您拍的都是长片，怎样用短视频打动人心？

萧寒：这个世界上有墙工，有泥工，也有瓦工，我就是那个拍长片的。短视频固然会有很多的受众，也会有很多人去做。我并不会因为短视频很流行就去做，我还是希望坚持做长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作方式和方法决定的。我们拍一部片子至少两年，短视频可能花一周时间就能做，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我没法评价。

现在是一个阅读很碎片化的时代，短视频一定特别有市场。包括我自己带学生，我们也会去尝试拍短片，我会让他们拍20分钟左右的短片。但是我自己会坚持长片创作。

观众提问：您认为长片和短片存在技术和方法上的区别吗？

萧寒：比如《一百年很长吗？》这部作品，我用两年时间做出来，但前期至少用了半年时间做田野调查。之后又用一年时间拍摄，半年时间做后期，这是基本的一个配置，要花这些时间去做。

观众提问：你也说你们拍一部片子可能历时两年，一年时间拍摄中作品的素材会涉及几百个小时，可是真正走进院线，呈现给大家的就是短短90分钟。我们自己做作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您是怎样取舍素材呢？

萧寒：有时候自己也舍不得。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去折磨它，那就让别人折磨，请剪辑师下手。我也非常愿意跟很棒的剪辑师合作，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跟台湾的一个剪辑师合作，他也是侯孝贤的剪辑师。明年我计划跟台湾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剪辑师合作，他是杨德昌老师的剪辑师。所以当你自己舍不得的时候，让剪辑师动刀吧。

观众提问：我在看这部片子之前，故宫可能只是一个经典。当看过之后才想更深入的了解故宮，主创有没有想法把这部片子卖到国外去，让国外的人了解我们故宫背后的故事。

萧寒：这部片子已经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好几个地区上映了，接下来会在日本、美国上映。我已经带这部片子去过美国，接下来也会去日本，日本的发行公司非常喜欢。日本的匠人精神一直是他们特别推崇的，所以这部片子他们非常喜欢，可能明年会努力推广。

观众提问：如果想拍一部历史类型的纪录片，因为历史时间太久，在拍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萧寒：历史题材的纪录片，要很慎重选择。首先你得对这一段历史有特别详实的考证，这是特别重要的。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用纪录片的方式怎么呈现，一个是文献，一个是用旁白处理。另外也可以用一种重新演绎的方式，因为我不做这一类，所以其他不太了解。

观众提问：您拍摄的那些纪录片都很优秀，这个优秀的手法通过课程是可以学到的，尤其是您当过美术老师，又在电视台工作过， 在某一个行业投入越多，就越舍不得脱离，您为什么会选择跨行？

萧寒：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喜欢，就像我其实从小喜欢画画，所以考美院。读完美院觉得对大众传播感兴趣，所以就去做电视行业。我在学校里就喜欢话剧表演，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很想去纪录人物，所以我就拍纪录片。就是这样，因为喜欢，喜欢是一个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