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悦

陆秋心这名字，对现代人而言有点陌生，但在民国初年，文化圈的人几乎都对陆秋心有所耳闻。那会儿，陆秋心还算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他的名气与当时的刊物《新妇女》分不开。

《新妇女》这份刊物何以如此出名呢？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是其中之一，思想解放，离不开妇女解放。解放妇女又得从思想和文化上加以启蒙，《新妇女》便是这么一份应运而生的刊物。

在《新妇女》的编辑和撰文过程中，陆秋心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因为这份刊物，陆秋心成了民国初年薄有名气的文人。但就是这么一个著名文人，也曾闹过乌龙。

这乌龙，便在于把劳动节与妇女节搞混了。

1920年，陆秋心在《新妇女》上发表了《妇女节于劳动节》一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其实就一句话，西方的劳动节就是妇女节！

陆秋心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他将道听途说的内容经过自己的“严密推理”，最终得出了的结论。

在文章中，陆秋心解释了为什么说西方的劳动节就是妇女节：因为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妇女——家务活谁做？是女人；孩子谁带？还是女人。起得比鸡早，做得比牛多，吃得比鸽子少，这就是妇女们的真实写照。而且那个年头三从四德的观念根深蒂固：未出嫁时，看老爹的脸色；出嫁后，看老公的脸色；老了还得看儿子的脸色。这样的妇女若还不能和劳动画上等号，谁还有这资格？于是，陆秋心从中得出结论：西方的劳动节，其实就是妇女节。

到底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们如今的人自然都知道答案，但在当时，多数人分不清妇女节和劳动节。

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是因为这两个节日在民国初年都还太“年轻”。在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的民国初年，知道妇女节的，恐怕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至于劳动节，尽管民国初年劳动节在国际上就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中国，一直到1918年，才有关于劳动节的宣传和活动，这些活动对于处于水深火热的百姓们来说无关紧要。

所以，哪怕陆秋心身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文化权威人物之一，对于劳动节和妇女节也不甚了了，所以才会发生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乌龙剧。而这篇道听途说的文章刊登在《新妇女》杂志上后，竟也没引起什么关注和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