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喜乐（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从《湄公河行动》到《战狼2》再到《红海行动》，主旋律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已然成为中国当下最火爆的类型片，《红海行动》依然很受市场青睐，并再次掀起了一场“爱国热潮”，本文运用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对《红海行动》进行解析，影片中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角色功能。通过意义矩形分析得出影片的内涵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赢得胜利。

一、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

结构主义叙事学把每一个艺术作品视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强调每一个单元是怎样在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格雷马斯（1917-1992）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动素模型”和“意义矩形”等理论。

格雷马斯认为角色一定与作品中的功能性事件有关，在故事进行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区分出叙事作品的六种角色：主体和客体、发出者和接受者、敌手和帮手。简单地说，主体是故事的主要人物，追求某种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客体是所追求的目的，发出者可能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引发主体行动的抽象力量，而获得主体的则称为接收者，帮手在主体追求客体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而敌手起阻碍作用。［1］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分别构成了三组二项对立式，它们不仅构成了叙事功能上的对立或对应，而且初步揭示了叙事文本的社本的意义结构：当我们准确地解读出叙事文本的动素模型，我们已经初步把握了叙事作品的文本结构，尤其是一部叙事性作品的时代或历史特征与某种文化意义定位。

二、《红海行动》中的角色分析

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成两个层次，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着眼于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行动。从表层结构出发，影片《红海行动》可分为两大序列：巴萨姆镇战斗之前营救商船、侨民的英姿和巴萨姆镇战斗之后的浴血奋战并取得胜利。从深层结构来讲，格雷马斯“以语言学为模式，首先力求找出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再据此推演出整个叙事模式。

《红海行动》的总动素模型：

这个段落中，发出者是希望击退海盗，确保我方人员安全，这种愿望促使主体（蛟龙一、二队）去出动去执行任务解救船上的人质，这里的主体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所谓客体即是商船船员的安全。其中的敌手则主要是试图抢劫商船的索马里海盗，他们凶狠、残暴，是邪恶势力的象征。帮手在这里是主体自身，他们自己互相配合，并肩作战。而在 巴塞姆小镇战斗中通讯中断后，蛟龙突击队长杨锐决定抢回黄饼，这时的发出者和主体都是蛟龙突击队，客体是黄饼，帮手除了蛟龙突击队自身之外，还有伊维亚共和国派出的直升机以及临沂舰的火力增援。所以我们并不把格雷马斯的动素模型理解成是静态的，而试图将简单的二元对立变成多个因素的否定互动。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就是“让每一个项产生起逻辑否定，或‘矛盾”，从而“开拓出真正的辩证否定的空间”。

换句话说，这个动素模型可显示一个不断借否定进行构造的，无法封闭的过程：只要叙述向前推进，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势态。这样，结构封闭的格雷马斯动素模型就成为了“全否定”性的符号方阵。队长杨锐起先并没有考虑过要去参与黄饼的危机，只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邓梅。而在被伏击的过程中，杨锐眼睁睁地看着除了小队跟夏楠之外的人全部丧生，后来得知夏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扎卡组织割喉处决，后来被夏楠和平的信念打动。这些经历促使着杨锐的转变，从简单执行任务到主动维护和平正义，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促使杨锐在联系不上军舰，时间又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作出了去抢黄饼的决定。动素模型于是也发生着变化。［2］所以杨锐的这种从犹豫不决直至转变，表面上给人不稳重的感觉，实际上在影片中他的形象反而因此体现得更为立体、丰满。

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意义矩形的分析

在这些角色中，蛟龙突击队和我国侨民、公民代表正义的一方，为了和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扎卡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恐怖组织代表着邪恶，他们滥杀无辜，实行黑暗统治，抽象之后，我们知道影片讲的是为了正义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斗争的表现形式是解救人质，打击恐怖分子，维护和平）并最终取胜的故事。［3］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中的核心二项对立式：那便是正义和邪恶。以此类推，相关的对立项便是非正义与非邪恶，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起《红海行动》的意义矩形：

在这一意义矩阵中，人类社会处于战争和和平之间，两大敌对阵营争夺的客体是无辜的百姓。无辜百姓（中国商船、侨民、邓梅等）被邪恶势力绑架打劫，原本平衡的氛围被打破，正义的蛟龙突击队不得不接受任务去保证我方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于是正义与邪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舰长高云用“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道出了军人为维护和平和正义保家卫国甘愿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也表明了我国热爱和平的立场。杨锐说：这个国家已经乱成这样了，我们最多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他什么都做不了。由此可见邪恶势力导致民不聊生，和平来之不易。队长杨锐最终决定主动抢夺黄饼，正是人道精神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现在不只是正义和邪恶的斗争，而是上升到人道的层面，杨锐陷入了反思，他反思的不是任务是否完成，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何如面对这场战争，于是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抢夺黄饼，最后取得了胜利。［4］透过意义矩形分析，全片的主旨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经历流血牺牲后，正义取得胜利。

四、结束语

《红海行动》作为一部主旋律爱国主义影片，在弘扬和平、人道、友谊、使命精神的同时，也阐明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真理，从格雷马斯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影片在角色塑造和主题内涵表达方面较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