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李夏耘

2018年，中国首次进入最具创新力经济体20强，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上位列第17位。俄媒称，中国的进步显示出该国旨在将经济结构转变为更为科学密集型的产业。数据显示，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第八年排在世界第 二位，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距许多传统科技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当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科技成果运用于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里’，成果转化是否顺利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的绩效。”

有这样一位“非典型”80后科学家，他没有大量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也没有承担很多国家基础研究项目，却获得了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个人）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奖项15项。开发的氨氮-重金属-高盐复杂废水等污染控制技术已作为行业主流技术应用于我国锂电新能源行业三元前驱体80%以上实际产量，在近20家三元前驱体企业建成示范工程30套，处理废水超过530万吨/年，减排氨氮5万吨/年，节约氨水原料40余万吨/年，在有效降低企业的排污及综合生产成本的基础上新增产值超过5亿元；在有色冶金领域，他的钨钼等冶金行业氨污染全过程控制技术已在多家钨钼行业优势企业建立示范工程，同时将成果拓展应用于稀土、镍、钴、钒、铜、锆、铌钽等行业，累计建成冶金行业氨氮废水资源化处理示范工程近20套，处理废水380万吨/年、回收高浓度氨水产品34万吨/年，新增回收钨钼等金属资源230万元/年，节水100万吨/年，新增产值2.5亿元/年；他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在辽宁省建成的世界首套钒铬废渣全组分高值化利用万吨级规模化生产线，并将钒铬深度分离技术拓展应用于钢铁钒渣、高铬钒钛磁铁矿的资源利用，累计减排毒性重金属废渣超过2.4万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过4亿元。

他是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京市过程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晓博士。因为特殊的经历，他始终前行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最后一公里”。与企业一起合作搞科研，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产业化以后得到业内认可并成为行业主流技术，同时获得国家的奖项并参与到国标的制定，再将技术辐射到其他行业。在这高效的模式背后，他历经了许多科学研究之外的困难。而今，他希望通过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与资源积累，为更多科研人员的“最后一公里”铺路架桥，让科研机构和产业之间可以融合得更紧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林晓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2004年，他考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就读环境工程的硕士研究生。从研二开始，他参与到了工业钒铬废渣高值化清洁利用的项目中，两年后，也正是林晓硕士毕业之时，该项目进入到产业化的节点，他放弃继续读博而选择跟进到项目的产业化中，直到项目完成，才再次回到中科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样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耽误”了他的求学之路，却也另辟了一条跟产业结合更密切的蹊径。

“回头看这些经历，都不是设计出来的，是从做的过程中走出来的。不是每个科研人员都愿意重复这个路径，换句话说，如果重新让我选择我也不一定会选现在这个路径。”林晓说。

含钒铬工业废渣是一种难分离的原料，由于钒元素与铬元素化学性质相近，当时世界上尚无将其高效分离的成熟工艺技术，我国大部分企业只能将其解毒后填埋或加工成低附加值的钒铬合金，造成资源浪费且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2005年，在中科院过程所张懿院士和曹宏斌研究员的带领下成立了项目组，针对钒铬废渣进行绿色分离和污染全过程控制，以实现毒性废渣的高效处理。作为张懿院士的研究生，林晓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

据林晓介绍，当时与他们合作的企业老板非常有魄力，他发现这个技术很好，别人处理不了，又有价格优势，在项目还未完成的时候就直接到美国签了五年的合同。“他每个月都大量往里投钱，如果不造血的话，他整个资金链有可能会断掉。所以企业不允许我们按照传统基础研究的流程来完成研发。我当时研究生做完以后，这个项目就要求帮他快速产业化。”林晓谈到。

团队合影

从2007项目组线投产开始，林晓在位于辽宁葫芦岛的工厂工作了两年，却没有去过一次海边。“我们每天都待在现场，工人都三班倒，我跟曹老师两班倒，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事实上，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的困难还不仅仅是工作的强度。“我们去了以后才发现，企业的创新结构是很弱的，当时在这个企业里大学生只有一个，高中生有一个，剩下的主要是农民工。在这里要做一个世界首创工程的应用，注定了你需要做很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曹宏斌与林晓不仅要负责项目的设计与实施，甚至包括招工、培训、车间操作手册都需要亲力亲为。如何让工人明白你的意图，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事。当时，实验所需的很多设备和原料在国内还生产不了，需要从国外生产再运回来，所需时间跨度较长。企业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又无法给予他们充足的时间，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找来焊工自己制作一部分设备并自制药剂。这些对于科研工作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当时是做废弃物回收项目，现场条件极为艰苦。由于项目在省里报批的是零排放，园区未接自来水，项目建设期间，工厂所有饮用水来自于旁边废弃煤矿的矿坑回渗水。“我们曹老师在那边，经常拉肚子，我因为年轻还好。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那边的时候胡子都是四五种颜色。”林晓爽朗又不失幽默地谈到。

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但在投产的过程中，科研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分歧，是更大的挑战。“项目的中试一共做了六次，把企业老板急得不行，还给我们拍过桌子。”企业急于投产收回成本，科研人员坚守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做事的逻辑冲突就特别明显。“还不错，我们一直咬着，在中试中不断地调整，最后整个生产线比前面任何一次中试的结果都要好，因为我们把之前所有中试的结果进行整合，然后设计出一个最佳的工程方案。”

该项目成功的投产，将含钒铬工业废渣变废为宝，改变了我国含钒铬工业废渣以堆存为主、缺乏资源化清洁利用技术的现状，在具有极大的环境价值同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了解，项目投产以后，该企业用两年时间收回了前期几个亿的成本，现在每年有近2亿元的利润收益。

林晓（中）与实验室团队伙伴合影

从2005年项目启动，到2013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十年之内做一个世界首创工程，并从实验室做到了产线，实现了98%以上的资源化利用。收获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科研人员使命的结束。2008年，在项目投产之后，林晓面临新的方向抉择。这时，他回到中科院继续读博，并获得了公派到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学习的机会。

做企业的“外脑”

北京赛科康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产学研合作单位，目前是主要向有色金属、煤化工、新能源等行业提供全套环境污染防治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林晓及其团队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

“我们所的这个公司是我在美国访问学习期间成立的。我从葫芦岛这个项目中涉及到的材料制备中发现我们介质循环的技术在整个有色行业是很普遍的一个需求，国外也没有人在做这个事。”从美国回来以后，林晓看到了介质循环技术更大的应用空间。“如果我不做，这个技术可能也就到档案室保存了。研究单位的科研经费大部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做完的成果没有向社会转化，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所以我当时把自己的职业路径稍作调整，开始了新的尝试。”

林晓和他的团队首先与传统钢铁和有色金属企业合作，做传统行业的绿色升级。“我们是做了一些环保的事，但是从它产生的价值来看，不仅是环境效益，也带来了经济效益。我们合作的许多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的领先企业，比如华友钴业的产能占到全国钴业产能的40%、世界的20%，比世界排名第二的企业多一倍。但这个企业在2012年与我们合作以前在全世界才5%的比例，国内都排不了第一。”

随着与企业的深入合作，他们进入到新能源汽车和电池行业，主要负责废电池的回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给许多行业带来新的价值。尤其像新能源这个行业，我们国家在5年的时间里从排不上号到现在全世界50%的新能源是我们来生产，在实验室是跟不上这种快速发展的节奏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我们间接支撑了这些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轮环保风暴过去以后，我们的合作方没有一家因为废水处理的环保有问题停产的，基本都在扩产，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动力电池蓝皮书》的编制。”

林晓在求学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三位院士导师，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本科期间他有幸进入王静康院士的实验室参与课题，研究生期间他的导师是张懿院士，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期间，他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ohn C.Crittenden.从不同导师身上，林晓了解到不同的领域。“三位导师都是化工背景，只是他们各自的应用面和专注领域有所不同。王先生从事医药结晶等化工行业，张院士侧重于清洁生产，Crittenden院士的研究已经从化工转向可持续发展等环境生态方向了。不同领域的学术交叉对我的工作产生蛮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帮一些新能源行业去做整个产业链的构建，包括做战略新兴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设计，这块也是我在国外跟John交流的时候学到的思路。”

林晓称，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人员，他研究的需求和路线更多来自于跟企业的互动，而不是国家项目。他们更像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一个科研团队。“其实老外了解我们可能还会比国内多一些，他们可能更好理解。前段时间有十几家欧洲的小企业想进入中国，他们的国外投资公司通过展会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帮他们做这个事情的策划。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给企业做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企业的外脑。”

林晓表示，国外企业更加有战略布局意识，而国内的企业，目前可能更多的是随从，关注于如何用更少的成本和更大的努力去做事。实际上，在科学密集型的行业，投入更多资源并不一定能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我们更多地希望能给企业提供从研发到生产的科技创新体系的这种支撑。”林晓谈到。

国内很难见到像赛科康仑这样主要以研发人员为构成的公司。“我们这边每年从清华等高等院校招大量的研究生，光博士后就有3个。博士后过来还不做研究，是做行业调研、科技转化，了解行业需要什么技术。这块可能跟大部分企业的结构都不一样。”

做学界与产业的“桥梁”

“现在我们用经验和来自于产业界的信任，帮我们周边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的同事，去做他们技术的产业化。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连接点，对科研界我是体系内的，大家都对我们很熟悉；而产业界，我成为他的一个外脑以后，他对我有一个信任。基于此，我们可以把不同行业间的转化渠道缩短。”

在这一过程中，林晓发现，企业对于高新技术的需求与科研单位已有技术成果之间存在断层，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技术转化的困难。许多研究人员获得的研究方向和命题来自于国家发布的科研项目指南，虽然也有产业报上来的需求，但是经过了高度的精炼和抽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问题。对研究人员来说，成果转化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不知道成果具体在哪些单位可以直接应用。“大家都是一部大机器中的零部件，你这一部高铁有n个轮子，如果不经过整个车辆系统的调控，A轮都不知道B轮怎么运转，无法做到同步高速发展。”

另一方面，国家的规划战略中已明确写出要加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力度。林晓介绍，在美国，企业请他的导师John做咨询服务，包括坐飞机的时间在内，一小时是1000美元以上。而林晓本人，国外亦有企业给出180美元/小时的价格。但目前在国内，让企业给一个技术或者科学家支付咨询费，还难以实现。“大家都知道这个领域谁是大牛，但是企业很矛盾的是，我把院士和大牛请过来以后，第一他能不能在我这待够半天、搞清楚我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是针对这个问题，他讲的这些理论听着挺有道理，怎么把它变成我的实际生产力？国内不少企业现阶段还不具备对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这个阶段是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情的。”

2016年中国国际镍钴工业年会

林晓认为，以目前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来说，科技服务要以实体的技术承载形式来进行。“把技术变成一个高精尖的设备，企业用完以后能够产生直接效益，企业就认这个。”

林晓表示，接下来他准备把能做的事做得更宽一点。第一，协助传统有色行业向新材料制备转移；第二，进一步支持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做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一个连通平台。“我们做的工作跟产业直接相关，同时作为科学院的单位与政府有更多的交流。我们可以把行业的一些实际情况，甚至不在常规的行政收笼信息口径范围内的东西告诉技术领导部门和科研管理机构，让他们更加了解行业的情况。”第四，帮助青年科研人员实现成果转化。“每个研究人员做的都是一个点状技术，在跟产业产生联系以后，我知道产业需要的是一个集成化、系统化的技术，但它也是由不同的小技术而组成。我们既可以帮产业寻找技术，也可以帮科研人员把他的技术研究向产业化方向做一个微调，以更适合产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