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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要准备和中俄打仗

2018-09-20付征南

兵器 2018年9期
关键词:大国部队

付征南

尊敬的委员会主席、资深委员以及委员会各位委员,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听证会,共同探讨美军如何针对未来作战做好准备。

尽管朝鲜是美国与盟国们当前最为紧迫的外部威胁,但中国和俄罗斯才是美国全球地位最为严峻的军事挑战,而且未来10年之后,有可能仍是美国的心腹大患。我认为美国与中、俄之间的战争绝非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审慎采取措施,扭转我军在欧洲和远东地区军事地位的下滑趋势,以免相关弱点鼓励两国谋求霸权,寻求进一步的试探和扩张。

过去25年,许多人都把“未来作战”当成美国与实力相近的劲敌之间一场科幻小说般的大国竞赛。人们认为这场竞赛有可能在某一天对美国构成挑战,但却并不是我们当前最为紧迫或者特别严重的事态。

由于缺少紧迫感,美国没有相应的动因重点推动应对此类威胁。即便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遂行两场持久战以及全球反恐战争期间,美军除了扩大特种部队规模、组建武装侦察无人机中队之外,并没有再做什么重大调整。在这一阶段,美军规模结构依然停留在冷战后水平。该规模结构其实仍是以1993年的《全面评估》为基准,以打赢伊拉克和朝鲜等中等实力地区国家为目标。

过去10年,未来与现实快速融为一体。矢志重塑国际秩序的中、俄两国,取代了科幻小说中的未知竞争对手,已明确成为美国的劲敌。中、俄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存在明显差别,每个挑战都需要采取定制化和差异化的应对策略。

中俄的挑战

中、俄两国对美国和盟国构成了挑战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在低于武装冲突门槛的“灰色区间”层面,他们运用非军事或准军事部队、秘密行动、影响力行动,来逐步改变领土和地缘政治现状,同时模糊平时与战时界限,削弱别国的社会凝聚力和治理能力。

二是在地区作战层面,他们拥有一系列高端常规作战能力,包括先进传感器网络、精确制导弹药、网络战和电子战系统、世界一流防空设施、第五代战机、静音潜艇、大量水雷,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基火箭炮和岸防导弹。

三是在战略层面,他们既拥有现代化、可生存的核部队,能够对美国本土目标发动攻击,同时也具备网络战、反太空战等多种新型战略攻击手段,可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或者核指挥控制系统构成威胁。

俄罗斯和中国的评估认为,他们的核武库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能够排除遭受美国武装打击的影响,也让他们可在低于战略核门槛之下,采取不同程度的冒险措施(俄罗斯更加乐于冒险,而中国则更为谨慎)。他们的常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既可防止美军援助地区盟国伙伴,也能为其亚常规冲突的灰色区间行动提供有力掩护。尽管这两个国家都不想与美国及其盟国爆发战争,但他们却发现了美国远征作战模式的“后门弱点”,针对前者制定的作战模式可以占据时间和空间优势,在“不战”的情况下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因此,俄罗斯与中国都在发动一场新的“权力之争”,这场争夺不仅会决定东欧和亚洲海洋国家的命运,也将决定美国2050年之后的大国地位。

美国在新版《国防战略报告》已经认识到,大国竞赛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成为对美国明确的国家安全挑战,因此要求把美国与中、俄之间的竞争列为国防部军力和作战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大国竞争为重点,标志着美军未来战备工作可能发生巨变,也会全面重塑资源使用与分配方面的平衡。若想了解上述重塑平衡的必要性,就必须了解当前这种多维度的大国竞赛对美国国防规划工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减少对远征作战的关注

美国重新关注大国竞争,就应该对美军联合远征作战的力量投送模式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评估。过去25年,远征作战一直是美军作战方式的主要特点。冷战后,美军在削减欧洲和远东地区前沿驻军的同时,从美国本土抽调兵力在全球执行几个月的轮换部署任务,以保持欧洲、远东和中东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

过去,这种兵力规划的前提是美军与伊拉克和朝鲜等潜在地区对手相比,拥有压倒性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而且也因自身的核威慑能力,占据战争升级的主导权。其他的前提包括:本土后方与偏远战区之间的后勤交通线,能够保持畅通无阻;美军部队进驻的海港和机场,很大程度上能够免遭敌军攻击;美军能够迅速夺取地区空中、海上和陆地的制权优势。

然而,这些前提在应对中、俄军队时,都已不复存在。

中国和俄罗斯军队都有能力在美军大部队进入临近战场空间之前,实现有限的地区军事或准军事目标。两国都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进入/区域拒止”体系,能够有效阻遏美军获取临近据点或安全遂行作战任务。俄罗斯享有有利的“时间-空间”因素,能够快速夺取陆上领土。而中国的有利条件,则在于美军在西太地区可以依靠的機场、海港屈指可数,这些前沿基地一旦丧失,美军就必须要跨越遥远的距离劳师远征。

远征作战模式的不合时宜和功能失效,要求美军必须对部队的态势、武器装备、组织机构、作战概念以及兵力生成计划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从而打造一种全新的力量投送模式。美国必须长期在欧洲地区部署某些特定类型的地面部队。

这些部队可能包括:重型装甲部队,以阻断敌军的机械化地面部队。短程防空系统,以隔断敌军部队的空中掩护。火箭炮部队,以压制敌军防空系统,并对其发动纵深打击。特种电子战部队,以夺取电磁频谱优势。特种部队以及“联合末端攻击引导员”,以加强地区抵抗组织部队,并确保空地一体化行动。

这些部队会让美军打造非常规的防御屏障,也就是友军的“反进入/区域拒止”体系。然而这种编制模式需要依靠地下深埋的指挥控制设施和预置武器仓库,以及秘密铺设的本地安全通信光纤电缆。这种地下部署态势也需要得到海、空军装备的有力配合,其作战半径要在1000英里(1609千米)以上,可以渗入对抗的空中和海上区域,能够绕过或战胜敌军的岸防和防空系统,从而有效打击敌军部队。

美国也必须重新思考五角大楼的兵力管理/兵力生成模式,推动其重心由“轮换兵力部署”向综合运用海外战区前沿常驻部队、各战区配属的不同兵力单元,以及敌军多数“反进入/区域拒止”部队射程以外的友军港口和机场,发动的高节奏、持续性的海、空打击行动方向转变。

重新关注核武器和战略性作战

過去25年,美国一直寻求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但是俄罗斯和中国却重点建设和持续推进本国核部队的现代化。俄罗斯越来越倚重战区核部队,将其视为“保险政策”的工具,从而在应对北约盟国地区冲突中,弥补俄军常规部队的失败。

美国战略重新关注大国竞争,意味着核部队应再次成为军力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兵棋推演和其他计划演习,必须考虑对手使用核武器的冲突想定,从而了解潜在的升级动因。除了加大新型突防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核潜艇、核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等战略核部队方面的投入之外,美国也必须强化自身的战区核作战能力,以对称的方式慑止敌军动用战区核武器,从而降低对手在与核大国的战区战争中启用战略核部队的可能性。这要求美国必须有效开发和快速部署一种“射程涵盖整个战区、敌军难以拦截的核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可从空中投送,也可由潜艇发射,而且应具有较高的目标命中率,而无视敌军精确防空系统的存在。

除了应对传统核武威胁之外,美军也必须寻找或开发防御系统、弹性措施、反制能力,并制定公开性的政策,以防范敌军新型战略攻击手段。我们认为敌人的攻击目标包括:一是关键基础设施或金融系统;二是农业和牲畜;三是跨洋光纤电缆;四是用于情报预警、通信、定位、导航、授时的卫星系统。

重点发展最适于对抗环境的能力和部队

大国竞争也要求美国必须全面调整美军常规部队的平衡,特别是重点发展那些“信号特征低”、“后勤脚印轻”,能够在前沿拒止环境下独立遂行作战任务的部队。这些部队包括潜艇和水下无人潜航器、远程突防监视与打击飞机、特种部队、陆基导弹部队、网络和电子攻击能力、天基持续监视系统以及更多数量的“精确防区外直接攻击弹药”。这些部队虽然只是美军的一小部分力量,但在未来任何以大国为目标的应急行动期间,却有可能是联合先锋部队的核心,而且也会在慑止其他对手的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应相应削减那些不太适合遂行对抗环境作战任务的部队和能力,并将节省下来的更多资源划拨给这些部队。

太空、网络电磁空间、水下领域的高强度军事行动

以持续性的探索和常态化的竞争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大博弈”,已在太空、网络和水下领域展开。

正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潜艇在水下激烈“暗战”一样,大国可能早在冲突爆发之前,就已展开一系列秘密行动,摸清对手的网络,对其网络(包括海底电缆和海床能源开采设施)植入毁灭性或破坏性的病毒,并利用激光、无线电频率干扰或动能平台来扰乱或准备扰乱对手的卫星系统。如果某个或多个领域感知能力不足或联系不畅,就会导致事态迅速升级,成为公开冲突和全面战争的导火索。

军事活动在这些领域的扩展,会催生一系列以压制敌军传感网络、夺取领域制权为主要目的的全新军事任务。正如压制敌军防空系统、支持己方打击行动,一直是夺取制空权的先导任务一样,未来相似的任务必然是压制敌军反卫星系统、瘫痪敌军网络安全系统,以及利用水下小型平台构成的无人蜂群致盲对手水下传感网络。这些全新任务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可能由机器人、自动化和日益自主化的系统完成。

调整研发工作重心

二战以来,美国在基础技术研究领域一直享有绝对领先地位。核武器、精确打击和信息技术革命,都是由美国领导发起。然而,与对手相比,美国如今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基因编组、定向能、高超音速、先进材料科学等领域,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技术研发的大量开支,都是源于私企公司,其业务重心是商业化而非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已将量子物理、定向能和高超音速技术,视为国家安全以及工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并因此而向相关领域投入巨资。而俄罗斯也对核武器设计、潜艇、鱼雷、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系统以及网络战和电磁战等尖端军事领域的研发工作进行了重点保护。

鉴于中、俄带来的技术竞赛日趋严峻,美国需要对自身的技术研发模式进行全面升级,要以有效监控竞争对手的研究动向为目标,全面调整情报工作,从而避免遭到技术突袭。

美国必须把有限的政府资源聚焦于国家安全的“豪赌”领域,因为商业部门在这些领域的动力,并不是为了防止新的技术突袭。此外美国也必须了解国外技术发展的重大动向,并比竞争对手更快吸纳和应用这些技术,從而成为有效的“第二推动者”。

大规模战争的物资储备、工业制造、国防动员能力

美国准备应对与中、俄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带来巨大的规模难题,完全不同于筹划与地区小国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与朝鲜等地区敌人相比,大国潜在的打击目标不仅数量更为庞大,而且地域也更加分散。

作为参考,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初始作战阶段,平均每天要消耗750枚精确制导弹药,来应对一个幅员仅为美国1/22、人口不到美国10%而且当时防空系统相对落后的国家。针对大国对手的军事行动期间,美军每天出击的频率可能超出数倍,而且我们擅长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也可能在数日之内就消耗殆尽。精确弹药库存有限,相关发射系统数量和运载系统生存能力不足,说明美国国防战略目标意图与执行手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这个问题必须迅速得以解决。

除了规模之外,战争的旷日持久也是一个问题。大国之间的战争很难想象,但是一旦战争爆发,若想取得快速决定性的结果则更难上加难。持久战或冲突陷入僵持的可能性越大,战争造成的社会负担也将更为沉重。这类持久战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大规模的民事资源动员能力,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破坏。此外,我们也应把敌军对美国本土发动的大规模战略性物理和网络攻击,列为未来大国战争的潜在条件。

经济失调情况下的战争保障能力,以及战争相关产品的快速生产能力,也是打赢此类战争的关键要素。然而,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并不适合此类冲突。尽管美国及其盟国拥有超强的船舶和飞机集中制造能力,但是他们的精确弹药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微电子和高端传感器的委托生产能力,都不足以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持久战。军火工业在这一过程中,能否转化成为适应冲突形式的样式,值得美国思考。

日益重要的并行联动效应

冷战后,美国的兵力规划构想认为,美军的规模和态势应基本可以单边方式,有效应对两场近乎同时发生的地区战争。“两场战争”原则成为美国威慑力量的关键要素,不仅有效吓阻了潜在侵略者之间的勾结合谋,而且也在美军业已卷入一场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慑止了其他敌国发动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这种想定中的对手根本无法与中、俄构成的风险相提并论。实际上,美国一旦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中的一个爆发战争,很难想象另外一个不会密切配合对方作战行动。一项以大国竞争为重点的战略,也应考虑其他大国在平时竞争以及战时冲突期间合谋勾结反对美国的可能性,要高度重视并行联动效应。

若想保持并行联动的战略需要,同时减少大规模部队建设的成本,一种可行的方式就是强化具有并行联动效果的部队。并调整战争的界定方式,同时重点发展那些能在全球范围灵活切换、可同时对多个敌人实施有效惩戒的部队和能力。

远程监视打击机、非动能网络作战能力、全球随时可用的天基能力、库存充裕的精确制导弹药都能发挥作用。

重新思考军备控制

大国竞赛的死灰复燃,也使美国必须对军备控制协定进行重新评估,既要废除那些新时期对美国不再具有战略意义的限制性条款,争取形成一系列新的协定,从而在符合相互利益的领域有效管控竞争、促进战略稳定。

俄罗斯违反1 9 8 7年《中导条约》、中国大力发展陆基中程弹道导弹的举动,都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美国可以采取措施,扭转美军在对手陆基中程打击系统射程范围之内遂行作战任务的劣势。

未来几年,美国国会应考虑对《中导条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重新评估,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議。与此同时,此类评估结果出台之前,国会也应在条约允许范围之内,审慎推迟陆基精确火力领域的相关重大投资,以免浪费资源,特别是在美国最终决定退出或修订条约之际。总之美国政府不应基于上个时代条约的限制,束缚美军未来的投资计划。

另一方面,美国也应探索在其他领域制定军控措施的可能性。例如,所有大国都对核指挥控制专用系统的互不瞄准抱有兴趣。尽管技术检验方面的问题极为艰巨,但是这种制度会促进战略稳定,从而对所有大国都有利。与之相似,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相关规定也应得以升级,以应对基因编码技术的持续发展。美国也应考虑采取新的军控措施,禁止使用某些破坏经济或以非军用设施为目标的行为,以因应太空、网空、水下空间军事相关活动的不断扩大。

全谱民事防御

几十年来,美国始终高度重视民事防御领域的投入,并将其整合纳入国防战略的范畴。重新关注大国竞赛,就必须重视这些工作。加大民事防御领域的考虑,就要应对一系列核与非核类型的战略攻击,包括电磁脉冲、生物战以及灾难性的网络攻击。这对提升基础设施,也就是“国家硬件”防瘫抗打的韧性能力至关重要。但是,美国也必须重点保护社会凝聚力和治理能力等“国家软件”,因为对手通过影响力行动和信息战手段可以对其进行削弱。这些工作必须要与传统军事行动融为一体。

金融/经济竞争

美国与中、俄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持续数十年的时间。与打赢任何决定性的歼灭战相比,“赢得”此类竞争可能是忍耐力和持久力的对决。基于这个原因,保持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以及审慎使用金融、人力、自然、盟国和技术等稀缺资源,攸关竞争战略的成败与否。

体系防御是我们的责任,这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子孙后代。美军硬件选项的持续推迟、在案项目的重大调整,会把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涨的问题延展到未来,迟滞我军强大威慑部队的发展。这些部队已经成为扭转美国地区军事地位下滑态势、强化威慑力量的必要支撑。

尽管我们可能要增加国防开支,但是新增拨款以牺牲军事能力发展为代价,用于满足近期规模需求(增加部队员额、扩大军力结构)也存在一系列风险。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军事地位的下滑,并不是部队员额不足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客场作战在装备、弹药、态势方面的不足。

一项以大国竞赛为重心的战略,应确保美军能力体系的重塑要优先于军力规模的调整,也应在国防预算增长的时间窗口转瞬即逝之际,以谨慎的态度扩大部队员额。鉴于公共债务的利息支付和福利开支的持续增长所引发的“挤出效应”,当前的财政形势还会延续较长一段时间,也意味着未来几年国防预算必然会不断下降。一旦国防预算出现下滑,那么现在增加部队员额,就会在未来引发一系列更加痛苦的裁员。

托马斯的结论

几年以前,国防部的高级领导认为美国不可能与中、俄开战。这种想法如今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尽管美国与两个或者一个大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但是战争并非像以前那样无法想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版国防战略将大国竞争列为美军兵力规划和威慑挑战的核心。以此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大国竞争的影响,从而确保战略能够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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