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前 言

与之前我们讨论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原型一样，恩仇模式的行为动机，也都根植于人的本能与无意识之中。但前二者关乎性与情欲，“恩仇模式”则更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被伦理化的倾向也更加明显，尽管它也有动物性的本能在其中。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与传说中，都有着人与动物之间的恩仇故事，虽然是拟人化的处理方式，但也潜藏了人的本能和无意识构造在其中，说明它来自于某些原始的记忆中。像《搜神记》中“隋侯救蛇而获珠”的故事就是例子，《西游记》中更是化身为各种动物原型，用来表示人间的爱恨情仇与恩怨纠结。

“恩仇”主题可以追溯到至为古老的太初，《山海经》故事中可以依稀看出很多，其中《大荒北经》载：“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其中的恩仇关系可见已相当复杂。《列子·黄帝》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这些记载大约反映了早期人类部族之间争夺杀戮的残酷，人如豺狼虎豹一样凶狠野蛮，不分善恶伦理，一味杀伐的情形。之所以幻化为动物，原因应该是出于这样一个转喻逻辑。

在《左传》《战国策》及至《史記》的一系列历史叙述中，“恩仇”甚至代替了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基本元素，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某种意义上，《史记》堪称是一部广义的关于“江湖恩仇”的大书，在关于类似齐桓公、秦穆公等诸侯王以及孟尝君、春申君等贤臣名士的记述中，“知遇之恩”是诸侯国或某个势力走向强盛的最重要推力。在《燕召公世家》《乐毅列传》等篇目中，国家间的冲突关系仿佛不是由利益关系决定，而是与个人之间的仇恨密切相关。在类似《伍子胥列传》等篇目中，这种关系更加直露。伍子胥倾吴国大军攻入楚国都，将楚平王掘墓鞭尸，国家冲突、历史演进都化入直白清晰的复仇故事当中。“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父仇不共戴天，国仇无日或忘”是关于那个时期我们熟知的江湖伦理，遵循此道的文学化历史叙述使报恩与复仇变成了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

中国的小说在继承了“稗官”与“野史”传统的同时，也让“江湖恩仇”的驱动力从历史层面走向叙事层面。魏晋时期兴起的志怪小说中，如《搜神记》中《三王墓》的眉间尺为父报仇、《冤魂志》中《弘氏》的鬼魂复仇，说的都是“恩仇”范围内的故事。志怪小说的内核是宗教思想与民间意识，由“恩仇”关系召唤的“生死”行为，正为叙事破解人、神、魔之间障壁提供了有效方法。

唐传奇起初继承的正是志怪小说的传统，例如王度的《古镜记》中，古镜的伏妖历险，正是一出另类的“江湖恩仇录”。到了唐传奇的鼎盛时期，虽然爱情小说取代了志怪小说的位置，但“恩仇”主题的广泛化用仍然得以延续。《李娃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娃起先参与设计陷害荥阳生，继而舍身相助，两人爱情故事的辗转、跌宕吸引了无数读者，也对后世言情小说的叙事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背后的奥秘正在于对“恩仇”关系的设计与反转。诸如《莺莺传》《柳毅传》《霍小玉传》等传奇作品中亦复如此，无论是始乱终弃还是终成眷属，“江湖恩仇”的作用都在叙事层面得到了彰显。

这一趋势在明清小说之中更加明确，四大名著几乎皆以“江湖恩仇”作为结构全书的关键。《西游记》全文就宏旨而言，写的是唐僧一行四人降妖除魔、由色入空、明心见性的修行之旅，但在细节上，师徒四人却是各怀心曲，“暗斗”不休。在这种恩中藏仇的人物关系中，《西游记》获得了人性角度的复杂性。近二三十年的影视改编大多倾向将《西游记》简单化，而事实上书中天、地、人三界俨然形成一个庞大的江湖，取经人、神魔仙怪、天庭地府之间的恩怨轮回、繁复矛盾不仅揭示世情人性，更对一系列“中国式”社会问题有着精准的隐喻。

《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为刘关张三人赋予了一种天然的“恩义联系”，而匡扶汉室、驱除“汉贼”的义务也使魏、蜀、吴三国的分与合以一种“结仇—复仇”的方式得以展现。《三国演义》结构上的稳定性来源于三兄弟、三国的“三角结构”，叙事上的动力则来自“江湖恩仇”元素。起先是对君国之恩的回报推动了从连环计、三让徐州到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的情节进程。之后在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六出祁山的故事进程中，推动“浪花淘尽英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则更像是江湖范畴下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三国演义》三分史实、七分虚构，继承的正是《史记》以来的史传传统——群体被精简为形象鲜明的个体，“江湖恩仇”成了高度抽象化的历史前进动力。

《水浒传》是“江湖恩仇”叙事的集大成者，朋友、夫妻、君与臣、官与匪、民与痞、忠与佞、正与邪等种种恩仇关系都可在《水浒传》中找到对应。不难发现，无论是用“串珠式”还是“折扇式”来概括《水浒传》的结构特征，“恩仇”的产生与“报恩复仇”的实现才是《水浒传》结构全篇的灵魂。有关“江湖恩仇”的判断和呈现，深刻地印证着民间社会的伦理，世情生活的截面、草莽英雄的侠义、神魔志怪的惊险性以及官逼民反的政治性，都在小说这一市民社会的文体中，由“恩仇”叙事有条不紊地牵扯而出。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因而作者的个体面目略显模糊。当我们从“恩仇”的角度对其进行观察时，相比于作家个人的创作特点、观念而言，我们看到的更是“恩仇”叙事对于“章回体”叙事学本质的呼应。《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贾母说宝黛二人“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正是对“恩仇”与文学叙事之间关系的精准概括。“绛珠仙草”的轮回转世、以泪还他，说的已经不再是狭义上的江湖儿女、快意恩仇，而是缠绕无数小说本质的诗学问题。

“江湖恩仇”一词有着明确的中国传统味道。但是放眼世界文学，从《荷马史诗》代表的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代表的悲剧到中世纪民间长期流传的《熙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从《神曲》、莎士比亚的悲剧与喜剧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恩仇”叙事始终不绝如缕，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江湖恩仇”这一潜在的叙事肌理如此源远流长、影响深广，由此入手，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独特角度。在“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江湖恩仇”这一叙事的老套被改装成了“阶级仇、血泪苦”与“党的恩情万年长”，深埋在“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沙家浜》《白毛女》等“样板戏”与“文革文学”之中。这一时期的文学一方面强调断裂，另一方面却越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保留了最多的旧文学元素。类似《林海雪原》《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就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写法以及话本、评书的叙述形式。如上文所述，在这些古老传统的内核中，“江湖恩仇”占据的正是最显眼的一环，染上意识形态色调的“江湖恩仇”中呈现的是民族革命、阶级革命的过程。

相比之下，《创业史》《红旗谱》等“党史叙事模式”的作品，则更多借用了从《史记》到《三国演义》的史传文学传统。尽管《创业史》等作品在文学性或历史感上都难以与这一传统的渊薮相提并论，但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的感召之“恩”为统摄，将个体之间或家族之间的“恩仇”作为历史演进的实际推力则与之前相通。另外我们应该注意到，相比过去的演义传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试图解释、构造历史，但是其描写对象却往往不涉及帝王将相。因此这一时期的“江湖恩仇”叙事中，狭义的“江湖”味道因与“庙堂”相对而显得格外醒目。

从对“江湖恩仇”叙事的梳理中，我们甚至能从另类的角度察觉到八、九十年代小说与“前二十七年”文学的深层对应关系。例如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高密东北乡发生的抗日战役被解释成了当地土匪、国、共势力与日军间“恩仇”关系的产物。在《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子女们的命运与归属对应着中国大地与普通百姓在二十世纪遭遇的动乱与苦难。这种精准的象征关系正是通过母辈与子辈以及子辈内部盘根错节的“恩仇”关系实现的。

又比如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两家三代的恩怨生死、出走与归来，变相等同着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土改、文革这一系列历史进程。旧伦理的颠覆和历史风云中人们的盲目与躁动，都在一幕幕精彩的“江湖恩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罂粟之家》《活着》等作品也是同理，在这些擅长处理历史题材的作家笔下，虽然历史最终的指向不同，但来自民间的“江湖恩仇”仍然内寓着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不难看出，从史传文学到“前二十七年” 文学对“恩仇”叙事的处理方式仍然在这些文本中延续着。

先锋小说中，类似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现实一种》，苏童的“香椿树街”“枫杨树乡”系列小说，以及《米》等作品中，成年人间的“江湖恩仇”与少年间的“恩仇游戏”时常与暴力叙事联结在一起，被赋予人性探索的意味。如本文开端所说，“恩仇”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如果类似《山海经》中精卫与刑天等传说形象的复仇行为与人性的“上限”相关，那么先锋小说对恩仇的把握则是从“负面”入手，探索着人性与社会的“下限”。当文学与社会都度过了一段压抑与狂躁并存的时间后，通过“江湖恩仇”关系使文学从意识形态的召唤、对历史的建构与想象中重新转回对人性的探索，是有着深层历史原因的。

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从“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到近十几年来广受关注的“底层文学”，主流文学越来越将书写的内容收缩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与影视、网络等新媒介的发展下，類型文学裹挟着资本与庞大的受众群一度掀起热潮。此时文学对历史、社会的建构“野心”只能说是一息尚存，更受关注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让平凡的题材获得新意，如何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中。文学发展的状况不断变化，但“江湖恩仇”这一潜在的叙事主题却始终发挥着稳定的作用。且不论“恩仇”主题几乎等同于武侠、玄幻、侦探、言情等类型小说的“实质”，即便是在书写日常生活的主流文学中，从叙事层面使普通的日常生活“化腐朽为神奇”，将社会问题置入文本之中，往往也要依靠“江湖恩仇”叙事实现。日常生活对人的消磨与异化、社会转型对底层百姓的冲击、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等重要的议题，往往要具体到“恩仇”的层面才能各安其所。

若想确定“江湖恩仇”这一叙事主题的重要性，我们不妨设想一个问题：有哪些经典的小说作品中，“恩仇”在情节和内容上是不占一席之地的？前面两期文章讨论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虽然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普适性，但却并非必不可少。然而即便将这种筛查延展到广义的叙事艺术中，不表现“恩仇”的作品所占的比例都是极小的。这种情况吸引我们重视“江湖恩仇”这一叙事主题，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异端”。比如在王小波笔下，人物间的“恩仇”往往因作者特殊的逻辑而被扭转、消弭，以此为起点，王小波的作品相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体现出了独特的意义。相近的还有王朔的作品，类似“顽主”系列中的“3T”公司作为“江湖恩仇”的调停人，总是能将“恩仇”变成笑料，变成调侃万事的“把柄”，这也使王朔的小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为当代文学发展酝酿了一场变革。“江湖恩仇”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文学叙事中的重要动力，某种程度上更解释或者虚构了历史发展的原因与过程，藉此我们能够找到梳理、把握文学史脉络的另类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叙事主题的遮蔽作用，以及反“江湖恩仇”叙事可能为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的新变。

很显然，恩仇之意，实为生存之本，在动物界的生存竞争相对简单，多是出于本能，但在人类历史当中，生存的竞争逐渐被社会化和伦理化了，还融入了族群认同、人性礼仪、家国情怀、法理正义等等外在文化含义，但不论怎样变，这些原始的冲动都还会沉淀在文学叙事当中，成为某些隐含和固定性的模型。在对其进行社会学与文学的分析之余，我以为还必须要看到其最深层的和隐秘的原始含义，唯此，方能够给出真正到位的认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