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玲

灯具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广泛使用的器具。传说灯具大约出现于春秋，直到战国时期，才有明确的灯具出现，这时灯具的结构已经相当完善了。到了汉代，随着经济的繁荣，灯的使用也更加普及，灯具不仅在样式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在功能的设计上更是匠心独具。另外，随着汉代冶铁业的发展，青铜铸造业走向末路，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礼器作用逐渐式微，青铜器的生产倾向于日常生活器皿，尤以青铜灯具最为典型。许多有着巧妙设计功能的精美灯具大量出现，这一时期青铜灯具就其器形、形态、装饰纹样来说，以素面为主，人物、动物造型愈趋写实，结构上更加实用与合理。汉代青铜灯具无论在种类、数量、造型上都远远超过其他时代，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灯具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本文介绍几盏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最具代表性的汉代青铜灯具。

一、彩绘雁鱼铜灯（图一）

西汉，一级文物。高53.5、长34、宽17厘米，重4.978千克。1985年出土于陕西省神木县店塔村西汉墓。这座灯的造型为一伫立的銜鱼水禽，水禽如雁，《说文·鸟部》记：“雁，鹅也。”《广雅·释鸟》云：“凫，鸭也。”古时凫、鸭、鹅、雁之名相通，这些水禽常连类并称，所以人们称此灯为雁鱼灯。雁额顶有冠，两眼圆睁，颈长体肥，雁喙大张，回首衔鱼一条。身躯宽肥，身体两侧铸有羽翼，贴伏于躯体，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间有蹼，蹼大而平，以承载并稳定整个铜灯。通体装饰华丽，施以漆彩，雁冠绘红彩，雁、鱼通身施绿彩、白彩，并在雁颈、腹用红彩和白彩勾出翎羽，显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是汉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一件珍品。

雁鱼铜灯不仅造型美观，同时，它还极具巧思，有着先进的环保理念。该灯由雁颈首、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自由拆装，便于清洗。灯座设在雁身之上，一侧有柄，灯罩由二块弧形屏板合成，上部插入鱼腹，下部插入灯盘圈壁中，可左右开合，能调节灯光照射方向和防御来风。而雁首和雁颈中空与雁身相通，为灯的导烟管，雁腹内盛水，灯炱由鱼腹经雁颈烟管溶入雁腹水中，减少油烟对室内的污染。

雁鱼灯在汉代十分流行，雁是季节性迁徙鸟类，包含着诚实守信、忠贞不渝之意，多用于婚嫁、聘问之礼。同时，古人又认为“鱼”与“余”同音，寓意生活富足有余，而衔鱼又代表着获胜的含义。鸿雁衔鱼的造型体现了汉人追求富足、崇尚诚信，希冀吉祥如意等美好愿望，遍施的华彩则反映了汉代人的审美时尚。

二、雁足铜灯（图二）

西汉，二级文物。高14.2、盘径11.9厘米，重0.898千克。1970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公社。汉代的青铜灯除以整只雁为造型外，有时也仅仅以一只雁足为灯。灯盘为圆形凹槽，直口，浅槽，平底，内圈中空。盘底一侧为雁足形柄，雁足三趾向前，立于一边圆一边方的灯座上，雁足既是用来支撑灯盘的灯座，又可作为手持的灯把，造型十分简练。三个足趾上分别刻有两道凹弦纹，雁足脚踝处向上渐粗，雁腿部雕刻有凸起的关节。灯盘为圆环形。汉代铜灯是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的油灯，而动物油脂不易获取，环状凹槽形的灯盘便于将油脂集中燃烧，避免浪费。这件雁足铜灯，运用写实的表现手法，灯具的纹饰除了表现雁足关节部位和足蹼的线条，没有任何其他装饰纹饰。在灯具的造型上，在满足了实用功能的需求之外，也没有多余的装饰附件影响造型的整体美感。

雁足灯的名称来自灯自身的铭文，盘底外面刻有46字铭文：外周为“建昭三年，考工工宪造铜雁足灯，重三斤九两。护建、啬夫福、掾光主、右丞官令相省。五年十二月输”，主要记载了灯的制作与输入官内的时间，灯的质地、名称、工匠人名，以及主掌与监造官的职名、人名等内容；内周为“中官内者第一故家”，从“中官”可知此雁足灯是汉代宫中用灯。取雁足作造型，除雁具有美好寓意外，用雁足灯当是以雁飞成列取譬“职在奉命”、“能自正以事君也”（《白虎通》）之义。另外可能还与雁的短足高度正适合了当时油灯的放置方式有关。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出土的灯高度多在14-35厘米之间，推测使用时可能放置在几案等物品上。汉代雁足灯作为实用的照明工具，在高度、亮度、节能三个方面符合人们的生活习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充分体现了灯具设计的科学性。

三、三足炉形铜灯（图三）

汉代，一级文物。高35、口径8、腹围58厘米，重3.28千克。1964年在废品库收集。这又是一件科技含量较高的灯具，全器从下而上由三足空心炉、灯盘、灯盖等部分构成，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三足空心炉呈扁球形，小敛口，圆鼓腹，圜底，三兽形足，肩部一侧向上伸出一管状烟道，腹部有凸棱一周。灯盘作圈足盘形，圈足径略大于三足炉的炉口，恰好置盘于炉上，盘壁两重，用以插置灯罩屏板，外壁平伸一叶形长錾，可以调节照明方向。这座灯应该还有两片弧形屏板即灯罩，插置于灯盘壁间槽内，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中就出土了一件完整的三足炉形带罩铜灯，其屏板对称两下角各有小钮一个，便于推移屏板，随意调整灯光照度和照射方向。灯盖形如覆钵，置于灯罩屏板上面，在盖顶上伸出管形烟道，弯曲向下和三足炉身伸出之烟道相衔接，整个烟道既可作为灯把，点燃之烟炱又可通过烟道下沉于炉内，以保持室内清洁。

此灯和雁鱼灯灯体中均有釭形结构。钮灯是一种设有烟道的灯具，灯火燃烧时的烟气和烟灰，可沿着烟道排出或存储到体内，避免了点灯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釭，《释名》解释日：“釭，空也，其中空也”，《广雅释器》说：“凡铁之中空而受枘者，谓之釭”。晋朝夏侯湛在《釭灯赋》中称釭灯“奇像妙工，取光藏烟，致巧金铜”，“取光藏烟”集中体现了汉朝釭灯在艺术和科学上的高度成就。汉代釭灯设计科学精巧，结构新颖别致，造型逼真生动，富于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是实用性和美观性高度统一的艺术品。

四、人俑灯（图四）

汉代，二级文物。高33、口径10.5、座围39厘米，重769克。1952年礼泉县人民政府送交。博山座，边沿有锯齿状的纹饰，底座表面用浮雕装饰，为三仙人骑虎，虎头突起，似怪兽在飞跃奔腾。座上部有一人跪坐，身躯较瘦，身上划线纹，以示衣带。左手叉腰，右手扶头，下颌刻有胡须，面部模糊，虽然制作较粗糙，但还是将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头顶一长杆，杆上部装饰一兽首，灯盘插入杆上端，可转动，灯盘圆形、直壁、平底，灯盘内部有一烛钎。灯盘有柄，兽蹄形足，可拆分为两件。

人俑灯出现于战国中晚期，盛行于汉代，在汉代灯具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造型均作人物持灯状。人俑有男有女，多为奴婢或胡人模样，一般都做成屈服的姿势，显示出其身份的卑微。其持灯方式各异，绝少雷同：有的站立，张开双臂将灯举过头顶；有的跽坐，两手把灯举在前面；有的左手持灯，右臂侧举，袖口下垂成灯盖；有的半跪，左手擦膝，右手执灯；有的骑在兽背上，双手举灯。器物造型古朴敦厚，制作精工，表现出一定的工艺水平。

五、 “东昏家”铜行灯（图五）

漢代，三级文物。高6.2、长24.5厘米，灯盘径11厘米，重651克。2000年征集。灯盘直壁，平底，圆形，盘中央有一个锥形烛钎。灯盘的边沿上伸出一叶形錾，正适于人手把持，灯盘下附三个蹄形小足，为将灯盘放置时平稳立住，且与台面热度的传递达到较小的接触面——在汉代灯具中，经常能让人在很微小的细节处体会到古人的智慧。外壁有铭文“东昏家并重四斤”，表明了该灯的拥有者和重量。

为了便于在夜间持灯行走，在汉代出现了行灯的样式。行灯一般重量都比较轻，高度和直径都不超过10厘米。灯盘下装三足。为了便于携执，灯通常铸有手持的部位。行灯的名称可能来自灯自身的铭文，山西朔县出土的一盏铜灯上，盘外壁的铭文为“成山官行灯重二斤五凤二年造第卅三”。行灯也是汉代的流行灯式，造型都比较简单，主要流行在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早中期。

六、铜牛灯（图六）

汉代，二级文物。灯长16、高11.5、宽6.5厘米，重839克。1974年出土于渭南丑村。此灯设计巧妙，形象逼真，是一件难得的工艺精品。灯具通体为牛的造型，制造者利用牛的身体部位顺势引申出灯具的功能结构。牛呈正面卧姿，昂首，体型肥硕，双目圆睁，双角双耳耸立，尾巴贴于臀部，整体造型浑圆可爱，憨态可掬。通体无纹样装饰，牛背与躯体分铸，在背部用活钮相连，臀上安小提钮，可将牛背提起向上翻开，放置于牛头上作为灯盘。灯盘略呈椭圆形，后端有一小流嘴，牛腹中空，可用以储存灯油。用灯时，提拉牛臀上的小钮，翻开牛背平放于牛头之上成为灯盘，当灯置而不用时，可将灯盘内剩余灯油由小流嘴注入牛腹，牛背再顺势翻回原位。铜牛灯造型精美别致，刻画细腻，小巧迷人，既可用于照明，亦可当艺术品陈放，是实用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

牛形灯突出地反映了农耕文化。汉代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大大推动了牛耕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作为稼穑工具的牛是当时重要的财富和生产帮手，人们虔心对牛爱护与崇拜，所以牛形灯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意，以牛为造型的灯很受人们喜爱。

汉代社会尊儒，思想活泼，呈现多样化发展，反映到汉代青铜灯具的设计上，出现了气势磅礴、不拘一格、粗犷稚气而又设计巧妙的艺术风格，作品充满了生活情趣。这些丰富多彩的汉代灯具，讲究写实，勇于夸张，追求神韵，灯具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紧密结合。汉代灯具构思之新巧和出土数量之多均超过其他时代，这一时期的灯具无论在科学功能、艺术语言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也反映了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许多灯具直到今天仍不失为艺术珍品，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汉代青铜灯具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灯具制作工艺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