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洪 民，吴 建 伟



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ꡦė多拼作 -ꡨ-i»a现像的考察

宋 洪 民1，吴 建 伟2

（1. 济南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22；2. 东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200051）

在元代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中，“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 ꡦė多拼作-ꡨ-i»a，但《蒙古字韵》中作 ꡦė。为此，我们考察了现存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所有与此有关的用例。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 ꡦė若拼作 -ꡨ-i»a，更符合汉语的特点。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 ꡦė多拼作 -ꡨ-i»a。而作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之依据的《蒙古字韵》中这类音节的元音部分则多拼作 ꡦė而不是-ꡨ-i»a（只有少数例外，如缄g i»am），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蒙古字韵》拼写受到蒙语音系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蒙古字韵》；蒙语音系

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页164）曾指出“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 ꡦė，在八思巴字《百家姓》及八思巴字碑刻材料的一些用例中拼作 -ꡨ-i»a。循此思路，我们考察了现存八思巴字汉语文献所有与此有关的用例。本研究所用材料可参看宋洪民（2017a：277-463）。

一 八思巴字汉语文献目录

（一）圣旨碑

（1）龙门圣旨碑 至元十二年二月日，1275年，元世祖，陕西韩城。图：《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以下称“增订本”），页35图版四。另，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八思巴字碑拓目录并序》1（以下称“胡目”）。

（2）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至元十七年正月日，1280年，元世祖，陕西户县。图：增订本页36图版五，2、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二三四截），即上左半部“宣付李道谦”），拓本高二公尺0.7公分，宽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3）儒学免役圣旨碑，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浙江会稽。增订本页61图版三十，补4、江淮免秀才杂泛差役圣旨碑，采自BONAPARTE书。另，胡目6。

（4）加封北岳庙圣旨碑，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日，1291年，元世祖，河北曲阳。增订本页37 图版六，3、加封北岳圣旨碑，拓本高1公尺29.5公分,宽58.4公分。另，胡目9。

（5）文宣王庙圣旨碑（孔子庙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刻错“护夫”字而废弃，未再刻其余汉字。增订本页39图版八，5、孔子庙学圣旨碑，拓本高2公尺89.6公分，宽1公尺19.3公分。另，胡目14。

（6）孔子庙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浙江会稽。增订本页38图版七，4。孔子庙学圣旨碑，拓本高1公尺34.6公分，宽86.4公分。国家图书馆“崇奉儒学圣旨碑”，各地5244，又各地5728。另，胡目13。

（7）孔子庙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江苏松江。又增订本页59图版二十八，补2，拓本连额高1公尺90公分，宽1公尺6公分。国图“皇帝诏书碑”5728。北京大学图书馆25515a。与上碑文字内容完全相同。

（8）东平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世祖，山东东平。增订本页58图版二十七，补1。东平学圣旨碑，拓本连额高2公尺23公分，宽87公分。另，胡目14。

（9）齐圣广祐王庙碑，元贞元年二月，1295年，元成宗，河北磁县。增订本页“碑刻”6（增订本40页下附注*案：本书碑目“6、齐圣广祐王庙碑”，原碑剥蚀过多，不能制版，故未附入）。另，胡目，26。

（10）加封东安王圣旨碑，大德二年二月日，1298年，元成宗，山东临朐。增订本页60图版二十九，补3、增封东安王诏书碑，拓本连额高2公尺76公分，宽97公分。另，胡目15。

（11）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七月日，1307年，元成宗，河南原武。增订本页40图版九，7、加封孔子制，拓本高2公尺18.4公分，宽76.2公分。另，胡目32。

（12）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九月日，1307年，元成宗，河北定州。增订本页42图版十一，9、加封孔子制，拓本高1公尺21.9公分，宽61公分。另，胡目22。

（13）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九月日，1307年，元成宗，山东曲阜。增订本页4`图版十，8、加封孔子制，拓本高2公尺10.8公分，宽81.3公分。另，胡目21。

（14）特赠郑制宜制诰，至大元年月日，1308年，元武宗，山西阳城。增订本页43图版十二，10、特赠郑制宜制诰，拓本高1公尺27公分，宽66公分（不带额）。另，胡目25。

（15）授吴澄文林郎国子司业，至大四年五月日，1311年，元武宗，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1406年。

（16）特赠郑鼎制诰，皇庆元年三月日，1312年，元仁宗，山西阳城。增订本页44图版十三，11、特赠郑鼎制诰，拓本高1公尺42.2公分，宽76.2公分（不带额）。另，胡目29。

（17）重阳万寿宫授孙德彧圣旨碑，皇庆二年九月日，1313年，元仁宗，陕西户县。增订本页45图版十四，12、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一截），拓本高2公尺36.2公分，宽1公尺4.3公分。照相部分高55.9公分，宽1公尺14.3公分。令，胡目39。

（18）加封孟子父母制，延祐三年七月日，1316年，元仁宗，山东邹县。增订本页46图版十五，13、加封孟子父母制，拓本高2公尺64.2公分，宽84.6公分。另，胡目38。

（19）授吴澄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延祐五年正月日，1318年，元仁宗，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1406年。

（20）授吴澄翰林学士太忠大夫知制诰，至治三年三月日，1323年，元英宗，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1406年。

（21）赠吴澄父亲枢左丞上护军制诰，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22）赠吴澄祖父吴铎宣慰使护军制诰，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23）追封吴澄妻余氏临川郡夫人制诰，泰定二年正月日 1325，泰定帝，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24）授吴澄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泰定三年正月日 1326，元惠宗，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25）加封兖复圣公制词碑，至顺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山东曲阜。增订本页48图版十七左半部，15。加封兖复圣公制，拓本高2公尺31.1公分，宽96.5公分。另，胡目51。

（26）加封孟子制，至顺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山东邹县。增订本页47图版十六，14、加封孟子邹国亚圣公制，拓本高2公尺64.2公分，宽86.4公分。另，胡目48。

（27）加封孟子沂国述圣公制抄件写本，至顺二年九月日 1331，元文宗，文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①刊布于《蒙古文献学讲义》，1897。

（28）宣付李达汉承袭高丽万户圣旨抄件刻本，元统二年正月日 1334，元惠宗，刊布于韩国《平昌李氏启仁君茬子洞派谱》。

（29）追封兖国夫人制词，元统三年五月日 1335，元惠宗，山东曲阜，增订本页48图版十七右半部，15、加封兖国复圣公制追封兖国夫人制，拓本高2公尺31.1公分，宽96.5公分。另，胡目51。

（30）加封颜子父母制诏碑，元统三年五月日 1335，元惠宗，陕西户县。增订本页49图版十八，16、加封颜子父母制，拓本高1公尺82.9公分，宽75.7公分。另，胡目49。

（31）赠吴澄左丞上护军制诰，至元六年十二月日 1340，元惠宗，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32）重阳万寿宫宣付焦德润圣旨碑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1358，元惠宗，陕西户县。增订本页50图版十九，17、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三截），拓本高2公尺13.4公分，宽99.1公分。照相部分高55.9共分，宽99.1公分。另，胡目62。

（33）重阳万寿宫授杨德荣圣旨碑，至正二十三年 1363 ，元惠宗，陕西户县。增订本页51图版二十，18、奉元路大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一截），拓本高1公尺70.2公分，宽83.8公分。照相部分高58.4公分，宽83.8公分。另，胡目63。

（34）加封定光圣旨抄件刻本，至正二十六年九月日 1336，元顺帝，见于明张之焕诗集《汗漫吟》附录“禅院小纪”。

（35）加封伏虎圣旨抄件刻本，至正二十六年九月日 1336，元顺帝，见于明张之焕诗集《汗漫吟》附录“禅院小纪”。

（二）令指碑

（36）皇子安西王付李道谦令旨，至元十四年六月日 1277，安西王，陕西户县。增订本页36图版五右半部，2、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二三两截），拓本高2公尺0.7公分，宽1公尺0.7公分。照相部分高1公尺1.6公分，宽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37）阿难答秦王付李道谦令旨，至元二十年十一月日 1283，陕西户县。增订本页36图版五左下部，无相应汉字对照，2、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第二三两截），拓本高2公尺0.7公分，宽1公尺0.7公分。照相部分高1公尺1.6公分，宽1公尺6.7公分。另，胡目4。

（三）皇太后玉册

38．元加上皇太后尊号玉册无年款文献（拓本）八思巴字汉字对照载于《艺林月刊》第七十六期；蔡美彪《八思巴字玉册两种译释》，《考古》1994，10。

（四）中书省牒

（39）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将仕佐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大德四年闰八月 1300，刻本文献，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40）授吴澄将仕郎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大德七年十一月日 1303，刻本文献，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41）授吴澄从仕郎国子监丞，至大元年十月日 1308，刻本文献，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 1406。

（五）碑额

（42）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牛儿年（1277）十月初六日，陕西户县。正文回鹘式蒙古文，额八思巴字写汉语：“大王令旨”，其中“王”作oŋ，从蒙古语读音，从蒙古文写法；与八思巴字汉语不一致，后者作'u»aŋ。（《民族语文》1998，2）

（43）重修崇庆院之记，八思巴字篆书，音译汉字：“重修崇庆院之记”，至元二十六年（1289）八月十五日（立石），正文汉字正书，山东滋阳。增订本页52图版二十一，附1、重修崇庆院记（碑额），拓本高2公尺74.3公分，宽94公分。照相部分高60.9公分，宽3公分。另，胡目8。

（44）中山府儒学圣旨碑碑额，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1294年，元成宗，河北定县。增订本页53图版二十二，附2、中山府儒学记（碑额），拓本高1公尺44.8公分，宽86.6公分；照相部分高35.6公分，宽40.6公分。另，胡目12。

（45）刘义神道碑碑额，大德四年二月十四日（立石）1300，山西左权。正文汉字正书，额“大元武略将军刘公神道之碑”则八思巴字（楷书）译写汉语。增订本页54图版二十三，附3、武略将军辽州知州刘义神道碑，碑身高1公尺34.6公分，宽71。1公分。碑额高6公分，宽0.5公分。另，胡目18。

（46）加封孔子制诏碑碑额，大德十一年月日，1307年，元成宗，江苏无锡。增订本页55图版二十四，附4、加封孔子制，拓本高1公尺37.2公分，宽63.5公分。另，胡目24。

（47）重修伏羲圣祖庙记，至大三年正月 1310，山东泰安。碑文汉字正书，额八思巴字汉语“伏羲圣祖之碑”。八思巴字行款自右，与惯例不合，从汉字行款。另，胡目27。

（48）傅岩庙碑碑额，延祐元年四月八日 1314，山西平陆。额书八思巴字汉语“崇謇傅公庙碑”。不见著录，国家图书馆藏拓本，各地6338。

（49）张氏先茔碑，元统三年正月 1335。内蒙古赤峰。碑阳汉字正书，碑阴回鹘式蒙古文，碑额八思巴字楷书写汉语：“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奉蓟国公张氏先茔碑”。增订本页57图版二十六，附6、张氏先茔碑（碑额）拓本高3公尺83.5公分，宽1公尺39.7公分。照相部分高76.2公分，宽43.2公分。另，胡目50。

（50）云南王藏经碑，至元六年1340，云南昆明筇竹寺。正文回鹘式蒙古文，额八思巴字汉语（楷书）：“云南王藏经碑”。

（51）灵济昭祐显圣王庙记，至正十年八月十六日（立石），河南孟县。正文汉字，额八思巴字（楷书）汉语：“灵济昭祐显圣王碑”（与相应汉字对照）。增订本页56图版二十五，附5、灵济昭祐显圣王庙记，拓本高1公尺65.1公分，宽71.1公分。另，胡目59。

（52）宝昌洲创建接官厅记，至正十六年夏 1356，内蒙古太仆寺旗。正文汉字，额八思巴字汉语：“宝昌洲廨铭”（正楷横书）。不见著录。胡目60。

（53）代祀北镇记，无年款，辽宁北镇。额八思巴字汉语：“代祀北镇之记”。胡目65。

（六）年款

（54）付范士贵执照，至元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 1290。江淮等处行中书省颁文。江苏吴县。正文汉字，后书“为范士贵所颁（公据）”为蒙古语，八思巴字草体。年款“至元二十七年月日”为篆体八思巴字汉语，而月份“十二”和日期“初七”是草体八思巴字汉语。此碑还有波斯文一行。胡目，其它八思巴字碑刻5。

（55）免税粮符文碑，大德二年玖月初二日 1298，山东曲阜。正文汉字正书，年款“大德二年月日”八思巴字译写汉语；而月份“玖”和日期“初二”用汉字正书。胡目16。

（56）衍圣公给俸牒，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1300，翰林国史院颁文。山东曲阜。牒汉字正书，牒后附属八思巴字草书一行，末刻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篆书年款：“大德四年九月日”。胡目19。

（57）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延祐二年五月 1315，庆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所颁公据，浙江宁波。正文汉字正书，附书八思巴字蒙古语：“为洋山砂岸所颁（公据）”。年款“延祐二年五月日”为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其中月份“五”用楷体，其余为篆体。

（58）善选法师传戒碑，至正二十四年九月 1364，北京护国寺。额汉文：“大元特赐传戒坦主空明圆证澄惠国师隆安选公碑”，年款“至正年月日”为八思巴字篆体。胡目64。（洪金富《元朝怯薛轮值史料考释》）

圣旨35，令旨2，玉册1，中书省牒3，碑额12，年款5，计58份。

二 文献整理

（一）文献誊录整理

正文内容分四行，行数以八思巴字分行为准：第一行列八思巴字，第二行写出与八思巴字对应的拉丁转写形式（转写完全以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为准），第三行标代码（代码标法见下编制韵表中的相关说明），第四行为对应汉字。

（二）编制韵表

首先每一份材料用字单独编制一韵表，最终将所有材料用字编制一总韵表。

两种韵表遵循统一的编制原则，该原则为：材料中字头的整体排列遵从《蒙古字韵》（后简称《字韵》），表现为：

（1）首先按韵（《蒙古字韵》十五韵）编排用字；

（2）其次每韵内部先按韵母分类（依《字韵》体例顺序），每个韵母内部则按《字韵》所用排列八思巴字字头的顺序（依固定声母次序）排列；

（3）单字的信息则按每一字先写出八思巴字字头，再写出相应汉字（如文献中原无汉字，为了研究方便又需加入时，则将填入的汉字置于括号中），后列出标志该字头（以八思巴字为准）的位置代码（第1个数字为我们所编的该字头所属文献的代码，第二个数字为该字头在文献中的行（为表述方便，列径称行）数，第三个数字为该字头在所处行中的字位数，即是第几个字，数字中间以“ . ”隔开，如“ꡂꡦ꡶ꡃ宫1.3.7”表示“ꡂꡦ꡶ꡃ”处在代码为1的“龙门神禹庙圣旨碑”的第3行第7字位置；若该字头出现2次以上，则不同数字组之间以“；”隔开。若正文之外，另有碑额或镶边大字体则以0计其行数，碑额另为一独立文本或正文无八思巴字者则另当别论。下同）。

（4）若单字拼写形式与《字韵》不合（此处《字韵》以照那斯图、杨耐思所著《蒙古字韵》校本为准，与校后字形相同者即视为相合，如四支韵中꡶꡺，《字韵》写本中原作꡶ꡧ，校本改为꡶꡺，则以校后的꡶꡺为准），则先写出文献中的原有形式，后边括号中给出《字韵》拼写形式（为节省篇幅，只给出拼写有异的字母，其他字母不再重复写出，后者以“-”代替，如“尧”字，碑刻中作ꡗꡦꡓ，《字韵》作ꡗ꡺ꡓ，今在括号中只写作“-꡺-”；再如“生”字碑刻中多作ꡚꡜ꡴ꡃ，而《字韵》作 ꡮꡜ꡴ꡃ，今括号中给出的《字韵》拼写形式仅写作“ꡮ-”）以资比较。另，文献中字形笔划不清难以辨识者亦在括号中注明或后加“？”（八思巴字不清则注于八思巴字后，汉字不清则注于汉字后）。

（5）同一八思巴字字头与2个以上同音汉字（有的声调不同）对应时，八思巴字只在第一个汉字前出现（若八思巴字头拼写并不一致或有的字形剥蚀难辨因而难以确定其与相应字的拼写是否一致，则可分开书写），后边不同汉字及相关信息以“/”隔开，同一八思巴字字头下的汉字排序以它们在《蒙古字韵》中出现的先后次序为准（如不同声调者按“平上去入”的次序排列，同声调的则按其在《字韵》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6）若碑刻等文献中原字剥蚀毫无印迹可循时，整理时则空出相应位置，若字体有部分可以辨识，则写上该部分，另一不能辨识部分以“？”替代。统计字数时这种字一般不计入。

二庚：

097 ꡲꡦ꡴ꡃ ħėiN：行1.10.4。

3.6.8。

4.9.3。

5.7.2；5.8.22；5.9.4；5.9.12。

6.18.9；6.25.1；6.26.4；6.26.12。

7.14.7；7.18.7；7.19.4；7.19.12。

8.11.8；8.14.14；8.16.4；8.16.12。

11.10.6。

12.13.7。

13.7.6。

14.18.7（此处ꡦ作ꡨ）。

16.24.11。

18.10.11（此处ꡦ作ꡨ）。

21.5.3。

25.7.7；25.9.15（此二处ꡦ作ꡨ）。

26.5.9（此处ꡦ呈圆形）。 26.5.14；26.10.13（此二处ꡦ作ꡨ）。27.15.5；27.24.4（此二处ꡦ作ꡨ）。

31.5.2。

41.18.12。

49.2.6（此处ꡦ作ꡨ）。

三阳：

131 ꡒꡦꡃdzėN：将14.2.6。

25.5.6；25.6.10（这二例字形作ꡒꡨꡃ）。

六佳：

ꡨꡗ（该韵《字韵》写本作ꡧꡗ，《校本》以为当作 ꡨꡗ，今从《校本》）：

318 ꡂꡨꡗgi»aj：皆4.3.10（ꡨ作ꡦ。下同）。

10.2.11。

懈16.16.5（ꡨ作ꡦ。下同）．

廨52.1.4。

戒17.9.4（ꡨ作ꡦ。下同）。

格26.7.6（ꡨ作ꡦ）。

九先：

四等不当如此：

484 ꡂꡦꡋgėn：坚16.13.2。

见16.15.11。

25.8.1（此处ꡦ似ꡨ）。 25.8.5（此处ꡦ呈圆形）。

十萧：

ꡦꡓ（ꡨ-）：

590 ꡂꡦꡓgėw：教2.2.12；2.4.2。

5.8.3。

6.23.1。

7.17.3。

8.13.13。

11.8.10。

12.11.4。

13.6. 4。

17.5.4；17.14.6。

这二处字形作ꡂꡨꡓ：17.10.6； 17.13.14。

17.13.6（字形作ꡂꡨꡗ）；

18.4.8。 18.5.8（此处ꡦ似ꡨ）。

25.6.15（ꡦ似ꡨ）。

33.4.5。

36.4.4；36.6.3。

37.4.4。

十二覃：

ꡨꡏ：

698 ꡂꡨꡏgi»am：监14.4.11（ꡨ作ꡦ，下同）。

15.2.10。

41.6.1。

699 ꡁꡨꡏ：

700 ꡜꡨꡏ：

701 ꡲꡨꡏħi»am：咸14.11.1（ꡨ作ꡦ）。

十五麻：

ꡦ（ꡨ）：

794 ꡂꡦgė：家5.2.24。

6.4.2．

7.3.9．

8.3.1．

27.18.6（ꡦ似ꡨ）。

29.4.12；29.6.5。

30.7.15（该例字形作ꡂꡨ）。

加1.11.2。

4.5.8。 4.6.6（该例字形作ꡂꡨ）。

5.6.29。

6.17.6。

7.13.9。

8.10.13。

10.4.5；10.5.9。

11.6. 15。

12.8.11。

13.4.22。

16.4.6。

25.7.1。 25.9.5（该例ꡦ呈圆形）。

26.10.3（该例ꡦ呈圆形）。

27.8.6；27.16.6（此二例ꡦ呈圆形）。 27.22.6。

34.5.3。

35.5.3。

假25.5.16（ꡦ头圆）。

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页164）曾指出“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ꡦė，在八思巴字《百家姓》及八思巴字碑刻材料的一些用例中拼作 -ꡨ-i»a，Zhongwei Shen（沈钟伟2008）页152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进一步指出：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ꡦė若拼作 -ꡨ-i»a，则更符合汉语的特点。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ꡦė多拼作 -ꡨ-i»a。而作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之依据的《蒙古字韵》中这类音节的元音部分则多拼作ꡦė而不是-ꡨ-i»a（只有少数例外，如缄g i»am），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蒙古字韵》拼写受到蒙语音系的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这也与八思巴字所从出的藏文及梵文的辅音文字特点有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较之回鹘式蒙古文在拼写形式上受到更多的限制，更加不自由，如回鹘式蒙古文中的元音连写形式oo、ee等在藏文与八思巴字中就无法实现书写层面的直接拼合。因为八思巴字的创立者元朝国师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传人，对藏语文有着极高的修养，所以八思巴字字母实为脱胎于藏文，大多数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字母为基础（照那斯图1980）。八思巴字的这种创作背景就决定了它与藏语文的密切关系，无论是书写形式还是字母与音素的对应关系上，都深深打上了藏语文的烙印，不可避免的带有其所从出的藏文的印迹。如元音a都用零形式来表示，真正的元音字母与藏文表示元音的附加符号基本一致，为藏文所无的蒙文中的ö、ü二音素分别用eo、eu表示，而没有创立新的字母，尽管也满足了需要，但毕竟与每个音素享有一个独立字母的体例不类，可见在字母创制上受藏文的影响之深。另外，它的两个只作介音用的半元音也直接脱胎于藏文的辅音字母。一般情况下，藏文中的五个基本元音在一个音节中是互相排斥的，即出现了甲，就不会再出现乙，这样也就不会出现诸如i、u或o作a的介音之类的情况，从文字的角度讲，当一个音节中出现了上加的元音符号i、e、o或下加的元音符号u，就等于宣布了无标记的零形式a的消失，而只有音节中不出现这四个元音时，无标记的零形式a才是无时不在的，即a不能与其他元音共现，复合元音的直接组合难以实现（瞿霭堂、劲松2000：464）。可见基本元音不作介音，而辅音j、w作为下加字时倒有些象其他语言比如汉语中的介音的作用。八思巴字基本沿袭了藏文的方式（应该说，八思巴字体系在这一点上有些变通，如在拼写蒙古语时就有两个元音的组合，也孙铁木儿皇帝颁发的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中可见到这种用例，如'ögbeė、buguė中eė、uė的组配，但没有包含a的元音组合（照那斯图2004），因为那样当音节中出现一个元音时将难以断定是其独用还是它与a的组合），特别是对无标记的零形式a的处理，即音节中没有其他元音就有a，出现其他元音就没有a，只有半元音与a不相排斥，即半元音可作介音特别是可作a的介音。这样后响复合元音ia、ua就能够表达了。但 iE的拼写有困难，仍然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老做法——以单代双。ia的拼写虽然可以表达，但大部分却依然因袭回鹘式蒙古文以单代双的做法，如间gėn。我们认为，这或许是拼写规则的制定者受到了蒙古语元音阴、阳两性对立范畴的影响，他们也许已经悄无声息地将八思巴字母ė作为了阴性元音的标志来使用了，因为该字母在八思巴字蒙古语系统中是已经发挥了这一作用的（照那斯图1999）。

我们对《蒙古字韵》的韵母构造与类型做了如下分类，并与蒙古语元音阴、阳两性对立范畴作一大致对应，列表如下：

元音性质相应韵部元音阴、阳性的大致对应 基本元音准基本元音派生元音组合 a、e类韵母等第十五麻六佳八寒、九先三阳十萧十二覃 一二aau»aaju»ajanu»aNawu»awam准阳性（基本元音） 二等牙喉ėėėjėnėwi»am [ėm]准阴性（加阴性标志） 三eeu»eenewem准阳性 四ėu» ėėnu»»ėnėwėm准阴性 四等晓匣ėen贤ėem险、嫌 i类韵母等第四支二庚七真十一尤十三侵附：三阳 三庄及一hihihiNhinhiwhimhaN准阳性 二等牙喉ėiėiNėN准阴性 三及四非牙喉iiiNiniwimaN准阳性 四等重四牙喉ėiėiėiNėinėiwėim准阴性 u类韵母等第五鱼一东七真 一三uuuNun准阳性 二 三ėuėuėuNėun准阴性 四 o类韵母等第十四歌八寒、九先附：三阳 一ooonoN准阳性 二 三ėoėon准阴性 四

说明：以元音统帅各韵部，为简便起见合口仅列出有对比需要的。另，表中5元音命名为基本元音；而ė在八思巴字蒙古语系统中为 i与e的变体，而在八思巴字汉语拼写系统中又常作标志元音的辅助符号，所以称其为准基本元音；派生元音组合则指使用标志元音的辅助符号 h、ė与基本元音组成的元音组合。

从表中我们看到，a、e类韵母与i类韵中是一、二等对立，三、四等对立；u、o类韵中是一、三等对立。对立的后项其元音可视为阴性，元音的拼写中要有阴性标志ė。ia类多为a、e类韵中的二等牙喉音字，属准阴性类，而ua类多属一等合口，多归准阳性（只有八寒例外）。准阳性拼合较自由（只要不含ė即可），准阴性则受限制，拼写中要有ė出现。这也就是ia在《蒙古字韵》中多拼作单元音ė，而ua则拼作复合元音的原因所在。我们还发现，在这种元音阴、阳性的大致对应中，u、o、i几类韵部的阴、阳对立形式是标准的，即为：X： ė +X式，但a、e类韵部遇到了麻烦。因为八思巴字的元音a是用零形式来表达的，据拼写规则，只有辅音字母与半元音后才可能出现a，ė后绝对不能出现a。这就使得这一整齐的模式被打破了。如果违背规则，那将会使得不少拼写如表中所举“sė些”“tšÁėn阐”等出现错误类推形式，将影响到整个拼写系统，所以这是不会允许的。当然，a的准阴性形式也可以采用i»a 的形式，不过，若要与ėu 类保持一致而使拼写中出现阴性标志ė，那就只有用单元音ė来替代复合元音i»a了。e的准阴性形式呢？这儿犯了一个忌讳。因为e在八思巴字蒙古语中ėe表ei，而八思巴字汉语中表ie。正好掉了个个儿，没能保持一致，这与正字法的一贯性相冲突，所以少用。当然，e的准阴性形式用ė来充当，既与a类保持一致，也与e本身的以单代双原则保持了一致，同时还迎合了回鹘式蒙古文以来的拼写习惯（宋洪民2017b）。简言之，无论哪种理由，都使得用八思巴字的单元音符号来拼写汉语的后响复合元音成为了《蒙古字韵》的唯一选择，别无他途。从而也就使这种蒙式读音方式在汉语韵书中站稳了脚跟。

综上述，如Zhongwei Shen（沈钟伟2008）所指出的：间gėn、薑gėN等音节中的元音ꡦė若拼作 -ꡨ-i»a，则更符合汉语的特点。正因如此，所以碑刻等材料中ꡦė多拼作 -ꡨ-i»a。而作为八思巴字拼写汉语之依据的《蒙古字韵》中这类音节的元音部分则多拼作ꡦė而不是-ꡨ-i»a（只有少数例外，如缄g i»am），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蒙古字韵》拼写受到蒙语音系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瞿霭堂、劲松 2000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藏学出版社。

宋洪民 2013 八思巴字拼写系统中的“影、疑、喻”三母，《民族语文》第1期。

宋洪民 2014 从八思巴字文献材料看《蒙古字韵》的性质与地位，《语文研究》第4期。

宋洪民 2017a 《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商务印书馆。

宋洪民 2017b 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中国语文》第2期。

孙伯君 2010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乌兰 2012 《〈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

杨耐思 1981 《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照那斯图 1980 论八思巴字，《民族语文》第1期，37-43页。

照那斯图 1999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语文》第3期。

照那斯图 2004 也孙铁木儿皇帝鼠年三月圣旨，《民族语文》第5期。

照那斯图 2007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民族语文》第2期，第44-51页。

照那斯图、杨耐思 1987 《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

照那斯图、杨耐思 1984 八思巴字研究，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374-3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wei Shen（沈钟伟） 2008（《蒙古字韵研究》）.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Academia Sinica.（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十六）

① “波兹德涅耶夫”，俄国学者。中国著作中有不同译法，如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2012）“前言”页22作“波兹德涅耶夫”，而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2010）页41作“波斯季涅耶夫”。

On The Phenomenon of ꡦė Being Spelled as -ꡨ-i»a in hP'ags-pa Script Document of Yuan Dynasty

SONG Hong-min1and WU Jian-wei2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022,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In the syllables such as “间gėn”、“薑gėN” of hP'ags-pa Script Document of Yuan Dynasty，the letter ꡦė is always being spelled as -ꡨ-i»a.We studied all of the documents related to this phenomenon, and deduced that the phenomenon of ꡦė being spelled as -ꡨ-i»a is suited to Chinese language. The reason why ꡦė being spelled as ꡦė in(蒙古字韵) is the influence of Mongolian phonetic system.

(蒙古字韵); Mongolian Phonetic System

H114

A

1000-1263(2018)03-0110-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八思巴字的推行情况及其与汉语韵书的相互影响研究”（13BYY101）；中国博士后第 四十五批面上资助项目（20090450511）；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建设项目“八思巴字学科”

宋洪民，男，1973 年生，山东沾化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八思巴字与汉语音韵学研究；吴建伟，男，1969 年生，山东莱芜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字音韵研究。吴建伟是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