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瑾

摘 要：苏轼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创意大师。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他用水草淤泥在湖中修的变废为宝的堤岸。苏轼创建的“安乐坊”由民间慈善义举而得到朝廷认可，得以正式收编为官办事业。“直入城中”的“自来水”是广州也是全国最早的自来水。“慢着火，少着水”的 “东坡肉”火遍大江南北。苏轼的这些创意发明，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生活的档次。

关键词：苏轼；创意大师；苏堤；安乐坊；东坡肉；自来水

“创意”，也就是创造意识，指的是在对现实存在事物的理解以及认知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新的抽象思维和行为潜能。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这是说，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使每个句子几乎都暗含褒贬之意，这种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创新立义，通过赞赏和贬责，将孔子对历史的观点完全展示。这当然不再是鲁国的编年史，而是发挥史学的作用，以史的审判代替了神的审判。由此可知，创意的方法就是将旧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形成新元素。人类是在创意、创新中诞生的，也要在创意、创新中发展。

北宋时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苏轼（1037—1101），世称苏东坡，不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创意大师，在诸多领域都留下了因为他的创意而至今还让人们享受生活乐趣的作品。

一、变废为宝的杭州西湖“苏堤”

杭州西湖有“苏堤”，顾名思义，一定与姓苏的人有关；这个姓苏的人就是苏轼。

《宋史·苏轼列传》记载：

杭（州）本近海，地泉咸苦，……（苏）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2]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他到杭州后，发现杭州最严重的问题是饮水。杭州靠海，地下水无法饮用，西湖是唯一的淡水源。当时西湖的湖面已经有三分之一被一种叫做“葑”的水草塞满了。当地人估计，再过二三十年，西湖的整个湖面将被葑草淹塞掉，整个杭州将无水可饮。苏轼就下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杭州人民的吃水问题。其主要办法就是实施清淤，增大西湖的水域面积。

难题在于如何处理清理出来的堆积物。如果将这些水草和淤泥转运出来异地填埋，势必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苏轼想来想去，有了一个创意——变废为宝，以这些水草淤泥为材料，在湖中筑出一条堤岸。当时的西湖周径十几里，唐代为通行方便，沿东西方向修筑了一条“白堤”；但是南岸的百姓去往北岸，仍需绕湖一周，比较难行。所以苏轼用水草淤泥在湖中修了一条南北方向的堤岸。为了保证湖水流动，这条长堤上又修了六座桥，使内湖与外湖连接起来。堤的两旁，遍植杨柳芙蓉，湖中种满荷花菱角，不仅美化了风景，更方便了行旅和耕作。老百姓将之命名为“苏公堤”，也简称为“苏堤”。

在西湖中遍种荷花菱角，也是苏轼治理西湖的一个创意。因为水草是会不断滋长的，要维持西湖的水质，必须找到一种长效机制。苏轼向百姓询问得知，当地人善于种植菱角。而按菱角的种植和采收要求，水中不能有其他的水草，必须予以全部拔除。于是苏轼把沿湖水面交给当地百姓种菱角。农民种菱角有了收入，同时也抑制了水草的生长。

苏轼又考虑到，农民种菱角逐利必然扩大种植，长此以往同样会侵占水面，影响水质。他又划定了湖面种植菱角的区域，以石塔为界。石塔现存三座（实为明代重建），也就是西湖最美的景点之一——三潭印月。

为保证西湖水蓄泻顺畅，养一池活水，苏轼又开挖运河，使其与钱塘江相通，讓江水通到西湖；为防止钱塘江的潮水倒灌，又在运河上安装了闸门，涨潮时闸门关上，退潮后闸门打开。

从南宋开始，苏轼主持修建的这条堤岸，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

在苏轼本人的诗作中，《轼在颍州》就有关于修筑西湖堤岸的清楚记载：“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苏轼一生筑过三条西湖长堤。除杭州西湖“苏堤”外，他被贬颍州时，疏浚颍州西湖并筑堤；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时，又把皇帝所赐黄金捐出疏浚惠州西湖并修堤。

二、第一所“公私合营”的民间医院

苏东坡创设中国古代第一所“公私合营”医院“安乐坊”之事，在其自述《与某宣德书》、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周煇《清波杂志》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均有记载。周煇的《清波杂志》说：

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乃）改为“安济坊”。[3]

苏轼与杭州有不解之缘，他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先后两次来杭，分任杭州通判和知州。建“安乐坊”是在苏轼作为杭州知州的元祐四年至六年（1089—1091年），他为什么要建“安乐坊”呢？

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正遇杭州瘟疫流行。身为知州的苏轼，自知必须安抚病民，及时解决医疗；而当时的杭州，尽管已有37万多人，却连一家医院也没有。苏轼不得不去请外地名医为百姓治病，然后将诊断标准和药方抄贴全城，供老百姓自行抓药治病。

杭州贫病之人实在太多，靠外地名医为百姓治病当然不是办法。苏轼于是筹集公款白银2000两，又自掏黄金50两，在杭州城中心的众安桥头，建造了一所明显带有民助性质的“公私合营”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他组织人力采购数百味中草药于坊，还经常举行义诊送药活动。在苏轼任职期间，共医治了几千位病人。“安乐坊”延请当时远近闻名的儒医坐诊，其薪金全由官府支付。因此，这所医院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医疗机构，也是中国古代的第一所“公私合营”医院。

《与某宣德书》记载，苏轼离任杭州后，收到一位挚友送来的礼金黄金5两、白银150两后，随即转赠安乐坊。他将这笔钱买成田土，收得地租用以资助安乐坊的运转。加上安乐坊固有的田地，每年的租米足够支付各项耗费。

据传，“安乐坊”有一种治瘟疫的特效常用药“圣散子”，这是苏轼得乡人巢君谷所授和僧医共同研制而临床使用的。苏轼本人颇懂医道，自任黄州团练副使时，就寻师访友专研医术，探究药理。《苏轼文集》收录有《圣散子叙》和《圣散子后叙》两篇文章，说明“圣散子”的配方及妙用，其中说：“若时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即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4]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及其运作模式受到极大关注并被朝廷在全国推广。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安乐坊”被朝廷改赐名“安济坊”，转为全官办。不仅如此，朝廷还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咸淳临安志》载：“崇宁三年（1104年），降指挥置‘居养院‘安济坊，以示朝廷惠养元元之意。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奉圣旨令户部措置下，临安府将城内外老疾贫乏不能自存及乞丐之人依养济，遇有疾病给药医，治每岁自十一月一日起，支常平钱米至来年二月终。二十五年（1155年）次后又降指挥，更展半月。惟临安府奉行最为详备，赖以全活者甚众。”[5]

苏轼创建的民间医坊“安乐坊”和崇宁三年官办医坊“安济坊”相隔15年，这就是由民间建办的慈善义举得到朝廷认可正式收编为官办事业的过程。而朝廷之所以对民间百姓的疾苦和慈善事业比较重视，官办慈善机构逐年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苏轼创意的“安乐坊”所推动的。

三、“直入城中”的“自来水”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在惠州，他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因濒临南海，井水咸苦不堪，损害百姓健康。苏轼在赴惠州的贬谪途中曾在广州逗留过几天。善于调查、思考的他对白云山脉的水系和蒲涧山滴水岩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为解民苦，苏轼就给王敏仲去信，建议修建引山上泉水入广州城的自来水：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6]

苏轼对如何改变广州饮用水的问题交代得十分清楚、具体，“随地高下，直入城中”，不光修建的方法说清楚了，而且修理的经费来源问题也想到了；还介绍了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作为负责人；甚至连如何加强管理保护水源的问题也想到了。不是时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么？

王敏仲采纳了苏轼的建议，并即刻动工。当苏轼在得知自来水建造成功的消息时，他又考虑到二十余里长的管路，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于是，他再次致函王敏仲，提供解决竹管堵塞的办法：

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7]

引水管道有了这些检查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大大减轻了维护修理的工作量，堵塞问题也就解决了。

苏轼建议王敏仲所修建的竹管引水工程，可以說是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甚至是全国最早的自来水。用竹管引山涧水的方法，在南方，有相当一段时间被沿用。苏轼功不可没。

四、火遍大江南北的“东坡肉”

民以食为天。食物，不仅是人类延续生命的需要，更是享受生活的必须。对美好食物的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最基本的追求。而火遍大江南北的“东坡肉”，就来源于苏轼对美好食物的追求及创意。

宋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

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是东坡以文滑稽耳。[8]

若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苏轼的《食猪肉诗》是一首街巷味儿十足的打油诗；但正因其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才会迅速传遍全国。与此相应，《食猪肉诗》所描述的作为红烧肉的“东坡肉”的香气也逐渐开始在五湖四海的厨房中飘散。

当然，“东坡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最早是在徐州打下基础，在黄州时进一步改进，在杭州时始闻名全国。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赴任徐州知州。八月二十一日，黄河在潭州曹村决口，洪水围困徐州。苏轼身先士卒，亲荷畚锸，率领军民抗洪筑堤保城。他们经过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奋战，终于保住了徐州城。全城百姓为感谢知州，纷纷杀猪宰羊，担酒携菜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参加抗洪的百姓。百姓吃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赞，称它为“回赠肉”。从此，它就在徐州一带流传，并成为徐州传统名菜。这在《徐州文史资料》《徐州风物志》《徐州古今名馔》中都有记述。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东坡的旧营地开荒种地，自号“东坡居士”。在谪居黄州期间，因当地猪多肉贱，苏轼于是在“回赠肉”的基础上亲自制作红烧肉并写下《猪肉颂》诗：“净洗锅，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9]

苏轼在徐州、黄州制作的红烧肉，并没有多大名气。真正叫得响的红烧肉，是苏轼第二次任官杭州时的“东坡肉”。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一月，苏轼又来到阔别15年的杭州任知州。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一带大雨不止，太湖泛溢，庄稼大片被淹。由于苏轼采取有效措施抗洪救灾，之后又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西湖旧貌变新颜。

杭州的老百姓为表达感激之情，送来猪肉作为礼物。苏轼收到后，便指点家人依前法将肉烹熟，送到疏浚西湖的工地上犒劳民工们。民工们兴高采烈，亲切地称之为“东坡肉”。后来杭州菜馆的老板学习苏轼烹饪法烧制猪肉，挂牌“东坡肉”出售，一时大受欢迎，逐渐发展为杭州名菜，流传至今。

苏轼对饮食、烹饪都很有研究。他的煮食猪肉，确属烹制得法，按他自己总结的烹饪要领是：“慢着火，少着水”，故而烹制出的东坡肉，味极鲜美。“东坡肉”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慢火上；因为“慢火”，自然“少水”，要的就是在慢火咕嘟中去除肉中的肥腻，让滋味更深厚入髓的感觉。如果火候控制不得当，那么会肥得腻味瘦柴牙。

还有一种被称为“东坡汤”的青菜汤，据说也是苏轼的创意发明。“东坡汤”的制作方法是用两层锅，米饭在上，菜汤在上，同时蒸制，饭菜全熟。汤内下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等，放点儿姜及生米。青菜熟后，米饭就移入漏锅中；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这种“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10]的“东坡汤”，好吃又有营养，所以苏轼将其推荐给吃斋饭的僧人。

因为“东坡肉”火遍大江南北，而苏轼对饮食、烹饪的研究也广为人知，所以，人们将许多美好的饮食都贯上“东坡”之名，诸如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鱼，等等，而它们，则并不一定是苏轼的发明。

苏轼在其他方面的创意发明还有许多，据说有提梁壶、东坡笠等；或说将秧船、水碓磨引入广东并加以改进，等等。这些创意发明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生活的档次。总之，苏轼当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创意大师。他勇于探索，善于发现和创造生活美的精神令人尊敬，值得后人永远学习。

注释：

[1]（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三《超奇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

[2]（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3]（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

[4]（宋）苏轼：《圣散子叙》，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7]（宋）苏轼：《与王敏仲十八首》，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8]（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9]（宋）苏轼：《猪肉颂》，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宋）苏轼：《东坡羹颂并引》，载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

作者：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讲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