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导语：

早期加拿大女权运动的主要斗争方向，是争取妇女获得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女性安全”在当时非但并非考虑重点，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对女性的过度保护是男权意识的一部分”，觉得强调“保护女性安全”会影响男女平权的大局。在这种背景下，诸如晚上护送女性回家之类原本被津津乐道的“绅士行为”，也一度被诟病为“大男子主义膨胀”，会被激进的女权人士谢绝、甚至呵斥。

二战结束以来，加拿大女性安全得到更多重视，妇女地位也显著提高，但女性安全问题仍然突出。

“仇女大案”和人们的警惕

加拿大历史上发生过几次骇人听闻的世界级“仇女大案”。

1989年12月6日，“仇女主义者”勒平（Marc Lépine）持械闯入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工程学院，高喊“打倒女权主义”口号对校内女性师生进行了有组织、有预谋的血腥屠杀。这名父亲为阿尔及利亚人、母亲为法裔加拿大人的25岁青年自称“女权主义毁了我一生”，在警察赶到并包围他、迫使他自杀前，他一共杀死14人（都是女性），开枪打伤14人（10人为女性）。警方在其遗书中发现，他开列了当地最著名的19位女权主义者名单，准备将她们一一杀害。

警方调查发现，勒平憎恶一切事业出色、从事他所认为“理所当然应由男性担负的工作”的女性，认为正是这些女性的越俎代庖，让他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学业、事业屡屡受挫。这一案件成为加拿大、北美乃至整个世界研究“恐女型仇女主义”性质、成因、危害乃至防治办法的契机与标本。

所谓“恐女型仇女主义”，指现实中不得志的男性对女性中的佼佼者本能恐惧、憎恶，认为她们“不守本分”，将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归咎于“女权膨胀”和“牝鸡司晨”，他们的加害对象往往直接瞄准女权领袖、职场和学业优秀女性，然后波及所有无辜女性。

近年来随着女性就业的普遍，“恐女型仇女主义”有减少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卫道士型仇女主义”，即认为“堕落女性”危害社会，自己要“替天行道”铲除她们“为民除害”。

这类“仇女主义者”中孳生了大量的连环杀手，他们将屠刀指向妓女、社会边缘女性等，其中许多人成长经历扭曲，生活状态不佳，因此充满了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号称苏联头号连环杀手的齐卡提洛（Andrei Romanovich Chikatilo，作案时间1978-1990，确认杀害53名女子及幼童，最大45岁，最小7岁），自幼因尿床受母亲打骂，家境贫寒且因父亲二战中被俘而被打入另册，学业、事业和家庭生活都不顺利；号称“棋盘杀手”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头号连环杀手皮丘希金（Alexander Yuryevich Pichushkin，作案时间2001-2006年，宣称杀死63人，证实杀死48人），父亲在其出生前离家出走，自己一度被母亲送入收容所；美国史上第二号连环杀手、“绿河杀手”里奇韦（Gary Leon Ridgway，作案时间1982-1998年，自承谋杀71人，确认谋杀48人，被怀疑谋杀90人以上），父母不和、家暴；有档案可查连环杀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哥伦比亚的洛佩斯（Pedro Alonso Lopez，作案时间1969-1980，自称杀死300多人，证实杀死110人，全部为8-12岁幼女）生长在妓女单亲家庭，恋童癖，青春期又曾被多次鸡奸；美国史上最著名连环杀手之一、“小丑杀手”盖西（John Wayne Gacy，作案时间1972-1978年，证实杀死33人，其中最小14岁，最大21岁，全部为男性），自由被酗酒的父亲虐待、歧视，成年后私生活紊乱……

但并非所有连环杀手都是如此——加拿大最典型的两例就绝对是例外。

比如“猪场杀手”皮克顿，是一名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林港市的养猪场经营者，农场是家族世袭的，家庭背景良好，生活美满，教育程度完美无缺，童年幸福，对邻居十分友善。但就是这样一位经常给左邻右舍赠送自己“烧烤风味小吃”的“和善大叔”，却在1983年至2002年漫长的19年里不断把屠刀指向街头“流莺”，或骗、或要挟、或绑架，把她们弄到自己人迹罕至、地点偏僻的猪场加以谋害，分尸后埋入猪场地下，甚至将这些受害者的肉做成肉制品和烧烤（因怀疑吃了人肉，左邻右舍此后很长时间不敢染指肉制品），出售或馈赠。2002年他在一次偶然的警方扫黑行动中被捕，警方在“死亡农庄”里找到6具女性骸骨，而皮克顿后来承认，他已殺死49人，在此期间失踪、被怀疑也可能遭他杀害者则在90人以上，几乎全部是底层妓女。他在法庭上宣称这些女性“下贱堕落”死有余辜，自己若非被捕，已经物色好了第50个目标，打算“凑个整数然后金盆洗手”。。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2017年秋，地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奥坎纳甘三文鱼路2290号的“银河农庄”（Silver Creek）。

那年10月初，一名疑似性工作者的女性报警，称在银河农庄附近受到一名30多岁持枪男子的袭击和威胁，警方随后发现，银河农庄的少东家——出生于1980年的柯蒂斯.萨格曼（Curtis Sagmoen）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登门进行了搜查取证，结果果然发现了疑似涉案的枪支和其它物证，以及更惊悚的东西——在农庄发现了女性骸骨。那名报警女性明明已经脱险，这名死亡女性骸骨究竟属于谁？敏感的媒体和当地居民立即联想到一件可怕的事：这一带这几年屡有时尚女性或性工作者离奇失踪，有名有姓的就有三位：尼科尔.贝尔（Nicole Bell）、狄安娜.威尔茨（Deanna Wertz）和阿什利.辛普森（Ashley Simpson），很长时间过去了，这些女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坊间早就流传，她们可能是被某个仇视性工作者或“暴露女性”的变态狂暗害，并埋在一处神秘的“死亡农庄”里、

当年11月4日，警方证实被发现尸骸属于附近居民、18岁女生特蕾西.热内罗（Traci Genereaux），她的家人表示，热内罗曾“走过一段弯路”但早已回归正轨，当天失踪前还给母亲留言，希望后者帮她找出一年前她获得的圣诞礼物——她十分喜爱的一架望远镜，等她母亲看到留言回复过去时，已无法再联络到她。目前案件仍在漫长审理过程中，许多人怀疑，当地多年来失踪的许多社会边缘女性，疑似都与“死亡农庄”有关。

针对“仇女案”警方、政府和社会作出了各种反应。

警方总结了在“勒平案”中出手迟缓、给凶手更多杀人机会的教训，在应对程序上加以改进，此后发生的多起类似案件再未出现如此惨烈伤亡；事件幸存者拉特简（Heidi Rathjen）时候发起了枪支管制联合会，推动加拿大联邦议会于1995年通过了旨在加强枪支管制的C-68法案。在“勒平案”后续影响的推动下，加拿大联邦下议院在当年成立了独立的女性地位委员会，1991年6月发布了《针对女性的战争》报告，两个月后成立了“加拿大针对女性暴力专家组”，1993年6月专家组公布《改变现状：终止暴力并达到平等》最终报告，提出了包括“平等行动计划”和“零容忍政策”在内的提高女性地位、减少针对女性暴力具体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女性安全状况。

针对“猪场杀手”案，警方打破了许多惯例，如仅仅把皮克顿农庄翻个底朝天就花了7000多万加元（以至于有人曾后怕“若没找到犯罪证据这笔钱如何报销”），办案过程全程公开，并吸引了300多家全球媒体跟踪关注，2007年12月皮克顿12月被判处终身监禁，并处加拿大法律所允许的最长不得保释期限——25年，2018年6月，针对部分女性担心他“越狱、继续危害女性安全”的担忧，当局宣布他已被转送到魁北克省一座以戒备森严著称的国家监狱继续服刑。鉴于接二连三发生针对性工作者和社会边缘女性的暴力事件，加拿大警方、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已着手加强对这些边缘场所和女性的关注、保护，并强化了对偏僻场所的安全调查力度和侦搜投入（若非如此“银河农庄案”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

家暴：最常见的女性安全问题

2017年12月6日，在全加拿大第28次悼念“勒平案”受害女性的纪念会上，女权组织Women Deliver提请人们关注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家暴才是加拿大最普遍、受害者最多的针对女性安全问题，且每10名家暴受害者中有9名是女性。

事实上，在加拿大，针对妇女家暴的防范保护措施是相当严密和完善的。

在加拿大，“虐待配偶”，包括殴打、打耳光、禁止人身自由、恐吓将子女从配偶身边带走都是违法的，甚至并未直接动手，而只是发出“我要把你打死”之类口头恐吓同样是“危险行为”。

加拿大警方并没有“清官难管家务事”的陈规戒律，碰上妇女在家中疑似被家暴（当然，男性被家暴他们也管，但如前所述，90%的加拿大家暴受害者是女性），他们会毫不犹豫出警、干预，第一步会把家暴者和受害者强行隔离，然后进行分别讯问，如认为必要，会要求男性暂时离家，或将女性受害者带到“妇女庇护中心”暂住。如果情况紧急，受害女性也可以自己去“个人急难中心”或“妇女庇护中心”求援。这些中心有政府和志愿机构的资助，不但提供住宿、医疗服务，而且会提供心理辅导。

如果警方认为干预无效，妇女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就可能提交给法庭，法庭一旦裁定家暴成立，则可能发布“禁制令”，禁止施行家暴者接近受害者某个范围之内，或尝试与受害者进行联系，这个“禁制令”可能是有限期的，也可能是无限期的。

如果接受干预、帮助的受害女性没有独立收入来源，她们会得到补助和一些社会援助，也会获得一些就业方面的帮助，在这里同样体现了“女性安全首先是经济安全”的原则。

警察对家暴的干预是怎样发生的？

首先当然是女性自己报警。和一些亚洲国家相比，加拿大女性更敢于报警维权，北美报警电话号码是统一的“911”，拨打十分方便，许多居住在独立屋的家庭还设有火警报警装置，一旦烟雾超标就会自动向“911”报警，有的受害女性就借助这一装置巧妙进行“无声报警”。由于加拿大法律规定“公民有依法作证并如实提供证词义务”，加上加拿大人普遍“爱管闲事”，邻里报警是警方发现并干预家暴的重要“情报来源”。

网约车安全

中国滴滴顺风车接连出事，引发人们对网约车安全的大讨论，网约车的发源地——北美自然被正反两方面拿出来说事，“正方”称北美对网约车管理严格，女性夜间安全有保证；“反方”则称北美网约车的“老大”优步在当地同样“劣迹斑斑”。

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对的——只不过各说了一半而已。

优步最早是“闯入”加拿大的，早在2014年许多加拿大城市街头就出现了“不动声色”的优步服务，这些没有获得任何批准的网约车引发广泛安全关注，并遭到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的强烈抗议。

2016年5月，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首先通过议会立法，宣布允许优步合法化，但附加了“司机必须购买200万加元责任险、必须使用全季节轮胎”等条款，但并未强制要求优步车加装监控或安保装置，当年稍晚，多伦多就接连发生了两起“优步司机性骚扰”事件，引发舆论大哗。

2018年4月28日晚，一名19岁少女在麦迪逊大道和西布洛尔街交叉口附近约了一辆优步车，车是一辆白色面包车，司机是一名30岁出头的男子。这名司机让她上车后，把车开到快乐山路夹东布洛尔街一带人迹罕至的地方，然后这名司机开始对少女动手动脚，少女不从，他就大打出手。少女勇敢地进行了反抗和还击，最终找到一个机会从车上逃了出去，而那辆白色面包车却趁乱逃之夭夭。尽管多伦多市警5月4日宣称，司机和车都是“假优步”，并呼吁公众“请千万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确认车和驾驶员的身份，核实所约优步车的车牌号码、车辆型号等特征，以免被冒牌优步车和假冒优步司机所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危险”，但这则消息的迅速传播严重影响了大多伦多乃至全加拿大民众对优步服务的信赖度。5月，一名在魁北克省自家门前倒垃圾的女性被路过的优步车司机拽上车性侵，进一步引发公众对网约车安全的热议。

2018年4月，CNN公布一条信息，称仅被司法机关或民事诉讼机构起诉立案的、涉嫌性侵乘客的美国优步司机就多达103例，这更引发了加拿大公众对网约车安全的不安（因为优步最大的对手Lyft在这方面纪录同样不佳），尽管优步加拿大在4月底发布了一个“打击性侵刻不容缓”的公益广告，并宣布了诸如每年进行司机背景调查，计划在优步App中增加“安全中心”允许乘客在乘车时将行车细节分享给指定对象，以及增加可一鍵报警的功能，等等，但这些措施在加拿大被许多人斥为“隔靴搔痒”，因为加拿大大多数城市并不像美国那样人烟稠密，警力众多，如果司机蓄意作恶，即便上述措施都生效，警方赶到时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正因如此，除了“执着的多伦多”，加拿大大多数城市对优步服务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私下落地”最早，据说利润也最高的魁北克省，2016年宣布优步“出租车化”，要求所有优步车司机都必须拥有正式出租车的经营牌照；较早前批准优步“合法落地”的温哥华市不久后就在民意反对下收回成命；大公司总部最多的新兴城市、“油都”卡尔加里则索性将优步拒之于门外。

女性特殊安全措施是否必要？

2017年是加拿大联邦成立150周年，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特别开辟整个展区，表达对女权的敬意，其中集中提到了许多针对女性的特殊安全措施。如在渥太华大学等许多大学，健身房和游泳馆开辟了专供女性使用的时段，以保护女性不受性骚扰的威胁。

一些人提出了更激进的女性特殊安全措施，比如为女性提供夜班专车服务。

总有一些女性因为工作或其它个人原因，需要在深更半夜或凌晨时分出门，且无法自己开车。在绝大多数城市，这个时间段的公交车辆班次稀少，许多线路甚至完全停驶，女性不得不仰赖出租车或专车服务才能满足需要。但这有时候会有风险：一位名叫艾莎.阿多（Aisha Addo）生活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女性称，她曾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半夜打车去多伦多西郊，提供出租车服务的是一名有正式驾照的男性司机，车开动后不久这名男性司机就不断询问各种私人问题，且口气也越来越暧昧。有经验的她开始大声给某个闺蜜打电话，并不时和司机聊天，暗示目的地是自己住家且“家人已经知道我上了哪辆出租车”，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目的地。这位女士表示“不是每个夜里出行的女性都会像我那次那么幸运，因此，为女性提供夜班专车服务是必要的”。

2018年3月14日，艾莎.阿多在多伦多创办的女性夜班专车平台DriveHer上线，已有100多名女司机报名参加车辆分享。上线不到一个月，DriveHer的应用软件在andriod和iOS上被下载了近4000次之多。

不仅多伦多，从加拿大最东端的哈利法克斯到最西端的维多利亚，许多城市都有人跃跃欲试，希望推出女性夜班专车服务，优步和Lyft等大品牌专车公司也有意涉猎其中，但迄今为止多伦多的DriveHer仍然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的“独一号”。这是为什么？一些参与其中的人士指出，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对设立这样的女性专车服务不热心，社区居民也意见不一，有些人认为，男女生而平等，不应支持这种“带有性别歧视的服务”，这样“对男性不公平”，此外，官僚主义和政府部门的拖沓作风也让不少原本兴致勃勃的人知难而退。

艾莎.阿多就表示，她花了足足两年时间才终于如愿以偿，期间多次想过放弃，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打电话或留言，询问DriveHer何时上线，对自己百般鼓励，这些激励着她一步步走到今天

但并非每个和她志同道合者都有这么好的运气，甚至不少原本支持这一创意的人也开始怀疑，设立女性专车服务是否最好的办法。一些人建议效仿中国或墨西哥的某些城市，设立粉红色装饰的女性专用地铁车厢，“这样可帮助更多人”，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设立女性专车服务和女权主义原则相悖”。曾经提供女性专车服务的Kitchener旗下CabShe平台原本是北美首家提供这类服务的，但如今却已在重重压力下停业，尽管他们宣称“希望在近期重新启动”。

更多人指出，加拿大地广人稀，许多中小城市连白天的公交班次都很稀疏，“女性地铁车厢”根本无法在大多数地方推广。一位名叫热布雷撒拉西的律师日前致信多伦多市政官员，指出市政当局提供了从家暴庇护所到女性咨询在内的一系列女性专门服务，没人质疑这些服务是“性别歧视”，“为什么女性专车服务就会被人指责为‘歧视男性”？有些需要的确就是存在性别差异，在这些方面硬要强调“男女一视同仁”，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就在人们纷纷争论女性特殊安全措施是否必要、这种措施究竟是捍卫女权还是削弱女权之际，渥太华大学悄然取消了游泳池和健身房的“女性专用时间”。

“灯下黑”

尽管加拿大在保护女性安全方面表现较好，一位女权主义者在2017年全加拿大第28次悼念“勒平案”受害女性纪念会上就指出，在欧洲大中城市司空见惯的“街头或公交车厢男性对陌生女性吹下流口哨”的场景，在加拿大几乎见不到。

但加拿大女性安全也存在一些“灯下黑”的问题，比如原住民、新移民群体。

近年来，加拿大屡屡发生原住民妇女失踪、被杀案，而案件调查始终难有进展，不少原住民部落抱怨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在调查过程中存在种族主义倾向和行为，且这种倾向和行为已严重影响了案件调查进程。2015年12月，RCMP专员鲍勃.保尔森首次在正式场合坦承“皇家骑警内部的确存在有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行为”，在出席协议签字仪式时他表示，自己不能无视种族主义行为在RCMP内部的存在，但他可以明确表示“皇家骑警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他还承诺将RCMP中原住民警员的比例增加8%，并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此比例对一个在多元文化社会承担重要使命的纪律部队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和RCMP外，“第一民族议会”还签署了与联邦政府的、旨在“创建符合现实需要信心财政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8月，联邦政府宣布斥资5380万加元，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MMIW），负责调查原住民妇女失踪、遇害问题。

2016年12月15日，杜鲁多总理宣布成立“全国和解委员会”，并正面回应一年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提出的45项“行动呼吁”，表示政府已就45项“行动呼吁”中41项展开“程度不等”的行动，并启动了针对失踪、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女童案的调查工作，并将推动一年举行两次“机制化的”原住民领袖和联邦相关内阁部长间圆桌会议，承诺向位于曼尼托巴大学的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拨款1000万加元，后者正构建一个旨在监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建议落实情况的网站。

尽管如此，原住民中越来越多当事人对MMIW工作表示不满，2017年初，他们指出这个委员会头绪紊乱，不少受害者、家属和证人被传来唤去，却连究竟哪天录取证词都不得要领，而委员会通信主任迈克尔.哈钦森莫名其妙被解职，更加剧了这种混乱。对此MMIW于2月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其首席专员马里昂.布勒表示“今年春天某个时候调查会走上正轨”，并承诺将有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其成员米歇尔.奥黛特甚至用威胁的口气称“鉴于这一事件十分敏感，我要告诫你们必须耐心一点”，说自己和同事们“工作很繁忙也很辛苦”，表示“需要先解决诸如办公条件和办公室人员等技术性问题”。对此一些原住民领袖，如土著妇女协会（NWAC）主席弗兰西恩.乔艾表示，MMIW成立以来缺乏和原住民社区的沟通，“高高在上、闭门造车”。2017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节前夕，部分原住民抗议者直接将象征原住民家园的独特帐篷“梯皮”安放在加拿大政治心脏——渥太华国会山庄广场一角以示抗议。

新移民女性安全问题则更容易被忽视：她们中很多人语言沟通能力不佳，不少人囿于传统、家庭或宗教习俗，奉行“家丑不外扬”，很多人要么足不出户，要么交际圈十分狭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外界对她们所面临安全问题的了解。一些民间组织指出，新移民女性非常容易受到家暴和家庭成员、熟人恶性暴力犯罪的侵害，且较其他群体更难寻求外界保护。

最佳与最差

2015年，加拿大另类政策研究中心（CCPA）就国内2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和妇女地位有关的调查。

调查显示，在工资，工作和安全等方面来说，对于加拿大妇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是加拿大最好的地方，而安大略省基奇纳则是最糟糕的地方，最大城市多伦多名列第12，而华人最熟悉的温哥华则排名第七。魁北克省是平均女性安全感最强的省份，其中贾迪诺男女工资差距最低，妇女收入占男性收入的87%，是全国最高比率，妇女经济安全感最好，谢博克妇女就业培训率为13%，是全国最高的。相反，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省会圣约翰没有一名女性市议员，妇女“社会安全感”也排名靠后。调查显示，那些在公共部门，有较强的工资权益政策和对妇女承诺的城市，性別平等程度也较高，排名也会靠前。

对此该中心项目总监麦克因杜夫（Kate McInturff）指出，今天的加拿大仍然存在性别差异，在工资，工作和安全等方面“男女并未获得真正的平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