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梅

（河南省图书馆）

1 “苍颉”之成书与流传考

《苍颉篇》，秦李斯所作。此书何以“苍颉”为名？古代字书大多以起首二字名篇，今存之《急就篇》，首句为“急就奇觚与众异”［1］可证。经书之名篇，亦常用篇首之字，《诗·关雎》 《论语·学而》皆是其例。王国维以为，“《苍颉篇》首句当云‘苍颉作书’”，［2］1972至1974年发现的居延新简载“苍颉作书，以教后嗣”［3］（此简编号为EPT50.1A）二句，既证王氏之说，亦证古代字书命名之特点。

《苍颉篇》，《汉志》录之。班固《汉志·六艺略·小学类》小序言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4］1721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言仿此。则《苍颉》《爰历》《博学》三篇皆是在周代童蒙字书《史籀篇》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算是《史籀篇》的选编、修订本，用秦篆书写，秦篆即小篆。秦统一六国后需要对文字进行规范，是编纂这三篇字书的主要原因。后世所言之“苍颉篇”，一般非单指“李苍”，而是此三篇的合称。到了今天，为了与汉代学者改编、增补的“苍颉篇”进行区分，也将李斯等人的三篇称为“秦三苍”。秦代国祚仅14年，“秦三苍”的推广情况与正字作用到底如何，难得其详。《苍颉篇》的广泛流传当在汉代，汉代在将它作为童蒙字书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编、增补和注释。班固《汉志》云：“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按：西汉平帝年号）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按：班固）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按：正确识读）者，张敝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4］1721

据班固所言，汉初闾里书师（按：后世之私塾先生）将“秦三苍”合为一篇，仍名《苍颉篇》。此合编本打乱秦本次序、篇章，定60字为一章，凡55章。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中有一枚三棱觚（按：觚，古人用以书写或记事的木简。此觚编号为9.1），其上抄写有《苍颉篇》第五章，每面20字，三面恰60字。正合《汉志》所言书师合编本各章字数。《苍颉篇》在汉初合编之后，不断有新的增补本、选编本、续编本出现。如，武帝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的《急就篇》、成帝时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以及班固的《训纂篇》续本等。然而流传至今的惟有史游的《急就篇》了。

《凡将篇》算是《苍颉篇》的增补本，收字或不与《苍颉篇》重复；《急就篇》《元尚篇》，主要是选择《苍颉篇》中的正字（按：字形符合标准的字）重新编排而成，算是《苍颉篇》的选编本。姚明辉《汉书艺文志注解》：“《急就》《元尚》，字皆在《苍颉》三千三百之中，《凡将》则颇有增多《苍颉》者”。［5］扬雄《训纂篇》是汇编西汉元始间有用之存字，以续《苍颉篇》，并且将《苍颉篇》中重复之字改为新字。闾里书师合编本原作55章（3,300字），《训纂篇》作为续编，凡34章（2,040字。按：扬书是否每章60字，并无文献记载。前人如王国维、姚明辉、张舜徽者多以书师本每章60字，而认为顺续之诸本皆每章60字，姑暂从之。以下班固续本、贾鲂续本、贾鲂合编本字数之计算，皆仿此）。扬书34章与其修订之书师55章本合编行世，总89章。而后班固续扬雄《训纂篇》，又增13章（780字）。

东汉和帝时，贾鲂又扩充班固续本13章为34章，名《滂熹篇》。唐人张怀瓘《书断》卷下“能品”云：“贾鲂又撰异字，取固所续章而广之，为三十四章，用《训纂》之末字以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是《训纂篇》末尾二字作“滂熹”也。《书断》卷上“隶书”云：“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苍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所谓《三苍》也。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6］可以看出，贾鲂不惟扩充班固续本，更为合编之事。贾鲂之后再无增补“苍颉”者。是“三苍”之名，当自贾鲂而始也。此“三苍”总123章（7,380字），《隋志》以三卷著录，并云郭璞注。今人为与“秦三苍”区别，亦呼之为“汉三苍”，也有“五苍”的叫法，合李斯《苍颉》、赵高《爰历》、胡母敬《博学》、扬雄《训纂》、贾鲂《滂熹》五书言之。

虽说“三苍”至于贾鲂为备，但此123章本恐怕已非童蒙所习之书，此本字数达到7,380字，断不能作为蒙学读物。因此怀疑扬雄之89章（5,340字）本，已经失去了识字功用，而被作为字典一类的工具书来使用。在西汉元帝时史游之《急就篇》出现后，童蒙所习者乃是史书；到了南朝梁周兴嗣《千字文》行世之后，童蒙所诵更是周书。［7］

为便观览，将秦汉“苍颉”之演变过程，推动其演变之责任者、责任方式，各书之章数、字数列于下表 （见表 1）。［8］

表1 秦汉“苍颉”演变过程

2 “苍颉”之注本考

“苍颉”不惟原文本在流传，由汉至晋还出现了六个注本。《汉志》中著录《苍颉传》一篇，不题撰人名氏，谢启昆《小学考》以为扬雄所作，张舜徽非之，张说甚是，此注当本之闾里书师本。《汉志》于扬雄《训纂篇》外另记扬雄《苍颉训纂》，是前者乃扬雄所续之89章本，而后者为扬雄自注之89章本。《汉志》还著录杜林《苍颉训纂》《苍颉故》各一篇。关于杜林《苍颉训纂》，王先谦认为“此盖于扬雄所作外，别有增益，故各自为书”。［9］窃以为王先谦于此未得《汉志》体例，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汉志》小学类共著录12种书，其中扬雄、杜林各有2种，故云“凡小学十家”。［4］1720《汉志》所录之后4种，皆当训释“苍颉”之书，即《苍颉传》、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杜林《苍颉故》，有意者可覆按。是班固认为此4书之地位未可与前8种诸如《苍颉》《凡将》等原文之书等量齐观，即后4种注释本之地位低于前8种原文本之地位，班书体例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这里还有个疑问，杜林的注本为什么会有两种？笔者认为，其《训纂》或训《苍颉》之秦篆本，其《故》或诂《苍颉》之汉隶本也，此则正应《小序》所言“杜林为作《训》《故》”［4］1721者也。《隋志》 云：“梁有 《苍颉》 二篇，后汉司空杜林注，亡”，［10］942两《唐志》复以《苍颉训诂》二卷著录，是杜林注本流传甚久。阮《录》云二篇，两《唐志》云二卷者，恰与《汉志》所云《训纂》《故》各一篇暗合。据王国维《重辑苍颉篇·叙录》，杜林所注当汉初闾里书师合编之55章本，最初的合编本自然秦篆所书，汉隶盛行之后自有隶变之本，是秦篆本、汉隶本在杜林之时皆存。综上所述，汉代人不仅增补、修订了《苍颉篇》，还为《苍颉篇》作注，使其逐渐成为一部形义兼具的训诂书籍。

此外，“三苍”尚有三国魏张揖注本，《旧唐志》以《三苍训诂》二卷著录，《新唐志》以为三卷，当据二卷本所析。晋郭璞亦有注本，《隋志》以三卷录之，两《唐志》仍之。据王国维说，张、郭所注为扬雄89章本。然而笔者的认识与王国维有所不同，如以“三苍”之名始于贾鲂为断，张揖、郭璞所注当为贾鲂合编之123章本，且《隋志》明云“《三苍》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汉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 《滂熹篇》，故曰‘三苍’”［10］942者也。自郭璞以后，再未见注释“苍颉”者。列“苍颉”注本于下表（见表2）。

表2 “苍颉”注本

3 “苍颉”之亡佚考

关于“苍颉”之亡佚情况，王国维认为：“《训纂》先亡，至隋而《苍颉故》亦亡，张、郭之书，至唐末而亦亡”。［11］笔者与王国维的看法有所不同。杜林之注，《隋志》确云梁有而今亡，而两《唐志》复以二卷著录，盖宋初尚存。《隋志》失载或云亡之书，而《唐志》复载者不惟此一种，至于张揖、郭璞注本，两《唐志》皆录之，亦宋初尚存。王国维言“苍颉”之亡佚仅此短短22言，是其并未致力于“苍颉何时亡佚”之研究。今人主王氏此“隋唐”说者，藉静安先生名重耳，为佐证王说，发挥诸多臆断之辞。关于“苍颉”的亡佚，孙星衍认为：“杜林《故》亡于隋，《仓颉》《三仓》及《故》亡于宋”。［12］孙氏所云，甚是模糊，首先其上句“杜林《故》亡于隋”的说法非是，详上；而下句复言“《故》亡于宋”，此《故》又应何书所言耶？关于“苍颉”之亡佚，试陈管见。

窃以为李斯《苍颉篇》7章之单行本，在汉初书师合编本出现后，即开始慢慢散亡。至于班固之时，或已未见单行本，《汉志》将《爰历》《博学》置于《苍颉》之下皆不独为一条，即此之故。想来总“三苍”为童蒙字书，非独“李苍”为童蒙字书，童蒙学习时自然以使用“三苍”为便，故弃之“李苍”，情理之中。是故，书师合编之“三苍”盛行之后，“李苍”单行本则渐渐散亡。

书师“三苍”单行本之慢慢散亡，当在东汉杜林注本盛行之后，此前已述杜林注本据书师“三苍”。兼之书师“三苍”与《训纂》《滂熹》合编之后，更是加剧了单行本散亡的速度，最迟至于唐代，书师“三苍”单行本散亡殆尽。

扬雄《训纂篇》89章单行本，最迟至于唐代散亡殆尽，《隋志》不录是其证。贾鲂“三苍”123章单行本，最迟至于唐代散亡殆尽，《隋志》不录是其证。

另，司马相如《凡将篇》、李长《元尚篇》之亡佚，亦当在唐代之前，《隋志》不录是其证。至于杜林、张揖、郭璞三家注本，前已述，皆亡于宋。

概言之，“李苍”7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西汉时候；书师“三苍”55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扬雄89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贾鲂“三苍”123章单行本之不存，最迟在唐代；杜、张、郭三家4种注本，皆亡于宋。为何强调各书“单行本之不存”，是各书单行本虽散亡，而赖合编本或注本以传。如，“李苍”在书师“三苍”中，书师“三苍”在杜林注本中；扬雄本在贾鲂“三苍”中，贾鲂“三苍”在张揖、郭璞二注中。实者，言“李苍”、书师“三苍”、扬雄本、贾鲂“三苍”皆亡于宋亦无不妥。

4 “苍颉、仓颉”孰是考

“苍颉”，亦有写作“仓颉”者。许慎《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段玉裁注：“‘仓’，或作‘苍’。按《广韵》云：‘仓，姓，仓颉之后。’则作‘苍’非也”。［13］并举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晋卫恒《四体书势》所引为证。殊不知晋时书证依然太晚，何况《广韵》更是宋时书耶，段说非是，以下详述。清人任兆麟补正任大椿所辑《苍颉篇》篇首题名下高承勲按：“‘苍’字从《汉志》。孙星衍本作‘仓’，非”。［14］是高承勲以“苍颉”为正。高氏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仅以《汉志》为据，不能服人。若欲发难高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言班固《汉书》中亦有“仓颉”的用法，则高氏的论证方法则不攻自破。今人鲜有讨论“苍颉、仓颉”孰是者，惟孙淑霞《汉简〈苍颉篇〉辑校》第一章第二节《汉简〈苍颉篇〉的篇名》稍有提及，言：“苍颉，又作仓颉。苍、仓，没有统一的用字”。［15］这是一种无奈之下强为调和的做法，言之无物，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一书之名应该是惟一的，既然流行两种写法，必有一种是三人成虎之误说。如今可通过调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征引“苍颉、仓颉”的情况，来判断二者到底孰是孰非，以及非者出现的时间。

通过对传世文献的调查，可以得到确切的结论，“苍颉”为正，“仓颉”为非。西汉以前包括西汉在内的文献中，皆书作“苍颉”。如，《鹖冠子》凡4引，《近迭》“苍颉作法，书从甲子，成史李官，苍颉不道，然非苍颉，文墨不起”，《王鈇》“不待士史苍颉作书，故后世莫能云其咎”。［16］《吕氏春秋》凡1引，《君守》“奚仲作车，苍颉作书”。［17］《韩非子》凡2引，《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18］以上三者皆先秦之书。再如，《淮南子》凡3引，《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修务训》“昔者，苍颉作书，容成造历”，《泰族训》“苍颉之初作书，以辩治百官”。［19］《法言》凡1引，《吾子》“或欲学《苍颉》《史篇》”。［20］以上二者皆西汉之书。截至西汉，并无“仓颉”的写法，追本溯源，则“苍颉”为正。

那么“仓颉”的写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笔者认为，或肇自东汉王充《论衡》与班固《汉书》。《论衡·别通》“夫《仓颉》之章，小学之书”，《感虚》“传书言‘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言其应仓颉作书，虚也。……图书文章，与仓颉所作字画何以异？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或时仓颉适作书，天适雨粟，鬼偶夜哭”；《骨相》“苍颉四目，为黄帝史”，《奇怪》“苍颉作书，与事相连”。［21］此王充《论衡》并引“苍颉、仓颉”，王书引“苍颉”5次，引“仓颉”15次，此不一一表出。《汉书》引“仓颉”两次，《扬雄传赞》“史篇莫善于《仓颉》，作 《训纂》”，［4］3583《武五子传赞》“是以仓颉作书，‘止’‘戈’为‘武’”；［4］2771引“苍颉”12次，皆在《艺文志》，前《流传考》《注本考》述之甚详，此不赘述。是班固《汉书》亦并引“苍颉、仓颉”，由此可以看出，“仓颉”的写法始于东汉，王充、班固二人或即误写之始作俑者。

至于许慎之时，《说文解字》亦将二者并用。《许慎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斯作《仓颉篇》。……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卷八下“秃”字“王育说‘苍颉出见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卷九上“厶”字“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22］许慎《说文解字》作为流传至今的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巨大，如果说王、班二氏或误写之始作俑者，那么许慎就是这个错误的推而广者。自东汉以后“苍颉、仓颉”更是混用、滥用了。

虽说如此，东汉以后就没有人对“仓颉”产生过怀疑吗？没有人认为当作“苍颉”，或“苍颉”为是的可能性更大吗？通过调查发现，不仅有人而且是有一批人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了审慎的做法。从班固说起，他虽然在整部《汉书》中并用二者，然而其《艺文志》部分皆用“苍颉”，后世之《隋志》、两《唐志》亦皆题“苍颉”。

另外，作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十三经，其注、疏在引用“苍颉”时也是非常慎重的。如，《尚书》《毛诗》之孔颖达正义，《周礼》之郑玄注、贾公彦疏，《春秋左氏传》之孔颖达正义，《春秋公羊传》之徐彦疏，《孝经》之邢昺疏，《尔雅》之郭璞注、邢昺疏，皆引作“苍颉”。对于注、疏所引“苍颉”的次数，总40次。如，《左传·庄十八年》孔疏“《苍颉篇》‘’作‘珏’”，《宣十五年》孔疏“许慎《说文序》云‘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谓之文’”，［23］实际上《说文序》此处本作“仓颉”，恐怕是孔颖达认为“仓颉”有问题，而改作了“苍颉”。再如，《尔雅·释亲》郭注“《苍颉篇》曰‘考妣延年’”等。［24］毋庸讳言，十三经注、疏中也有引作“仓颉”者，然而仅有2次，《礼记·曲礼下》孔颖达疏引《仓颉篇》1次，《论语序》邢昺疏引“仓颉”1次。也就是说注、疏所引“苍颉、仓颉”的比例为四十比二，所以注者与疏者对于二者何者为是的认识，虽非毫无瑕疵，但还是有着一定判断的。

随着朝代的更迭，由于众口一词，积非成是的缘故，到了清代，即令高明如段玉裁者，也未能批沙沥金、究其本源，反倒以误为正，以“仓颉”为是，致使清代成为“苍颉、仓颉”滥用的重灾区。何者？清代考据、辑佚之学发达，多有从事“苍颉”之辑佚者，然而误题书名者不在少数。如，任大椿辑王念孙校之《仓颉篇》二卷、附《仓颉训诂》《仓颉解诂》；《三仓》二卷、附《三仓训诂》《三仓解诂》，孙星衍所辑《仓颉篇》三卷，黄奭所辑《仓颉篇》一卷、郭璞《仓颉解诂》一卷、郭璞《三仓解诂》一卷，皆误写书名之例。并不惟此四人误写，下文《“苍颉”之后人辑本考》于清人辑本广有搜罗，谨供覆按，此不一一。任大椿、孙星衍等人都是清代考据学、辑佚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清代的一流学者，他们也没有搞清“苍颉、仓颉”谁对谁错，这是我们迫不及待对于这个问题理而董之的原因之一。

5 “苍颉”之后人辑本考

关于《苍颉篇》一书的重要性，历来学者素有认知。清代以降，广有从事《苍颉》《三苍》及其注本之辑佚者。诸家竞相搜佚，试图得到一个完备的本子，以窥其原貌。然而《苍颉篇》屡经增改，各书征引或出李斯原本，或出增改之本，或出扬、杜、张、郭各家注本，来源甚杂。据笔者统计，前此从事“苍颉”之辑佚者共有21人，“苍颉”“三苍”并注本之辑本，达30余种。

任大椿辑王念孙校《仓颉篇》二卷（附《仓颉训诂》《仓颉解诂》）、《三仓》二卷（附《三仓训诂》《三仓解诂》），收入《小学钩沉》。任大椿考逸、任兆麟补正《苍颉篇》二卷、《三苍》二卷，此本参考了任大椿辑本，故题任大椿考逸，然多有新辑与补正，可视为一新辑本，收入《有竹居集》。顾震福辑《仓颉篇》《仓颉解诂》《三仓》以及郭璞《三仓解诂》，此本在任大椿辑本基础上复广事搜辑，收入《小学钩沉续编》。以上属于任大椿辑本系统。

孙星衍辑《仓颉篇》三卷，收入《岱南阁丛书》。孙星衍辑、梁章钜校证并补遗《仓颉篇校证》三卷、《补遗》一卷，有清光绪五年（1879）梁恭辰刻本。陈其荣增订孙星衍辑本《仓颉篇》三卷，收入《观自得斋丛书》。孙星衍辑诸可宝续陶方琦补《仓颉篇》三卷、《续本》一卷、《补本》二卷，有清光绪十六年（1890）江苏书局刻本（按：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清代稿本百种汇刊》收陶方奇辑、姚振宗编录之《仓颉篇续辑》）。曹元忠续陶方琦补本《仓颉篇补本续》一卷，收入《南菁札记》。叶大庄《仓颉篇义证》三卷、《校义》二卷、《笺释》一卷，有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以上属于孙星衍辑本系统。

其余尚有王绍兰辑《杜林训诂逸文》一卷，有《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书七种》本。马国翰辑《苍颉篇（张揖训诂、郭璞解诂）》一卷、扬雄《训纂篇》一卷、杜林《苍颉训诂》一卷、《三苍（张揖训诂、郭璞解诂）》一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黄奭辑《仓颉篇》一卷、扬雄《苍颉训纂》一卷、郭璞《仓颉解诂》一卷、郭璞《三仓解诂》一卷，有《黄氏逸书考》本。龙璋辑《仓颉篇》二卷、《三仓》一卷，有《小学蒐逸》本。郑文焯《扬雄训纂篇考》一卷，有《大鹤山房全书》本。王仁俊辑《仓颉篇》三卷，《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目录》题“别行”，王氏辑本或未行世。王国维《重辑苍颉篇》二卷，有《王国维全集》本。姬觉弥《重辑苍颉篇》二卷，有民国九年广仓学宭排印本，原书所题责任者为姬觉弥，实则即王国维辑本。别有臧礼堂《增订苍颉篇》三卷、程廷献《苍颉篇辑本》、龚道耕《苍颉篇补本续》一卷、陈荛春辑《苍颉篇逸文》者，以上四种辑本，据1987年6月 《汉学研究 （第5卷第1期）》中，林素清《〈苍颉篇〉研究》一文所录，未详所据。臧本与龚本当亦属孙星衍辑本系统。

笔者广泛调查“苍颉”辑本的原因，一百年来，大家沉醉于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对近在眼前的传世文献则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大道甚夷而民好径”［25］的表现。出土文献乃吉光片羽，自然弥足珍贵，但绝不应该忽视诸多“苍颉”辑本的研究。出土文献中，北大简本《苍颉篇》字数最多，1,300余字，而王国维辑本倍之有余，着实不敢偏废。希望通过本次对于“苍颉”辑本的梳理，推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苍颉篇》研究的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