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板一：农村空心化与乡村参与

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选举都缺乏合适人选，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只能勉强扮演“维持者”的角色。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与乡村廉洁

农村土地资源成为 “香饽饽”，也成为“蝇贪”高发地带。一些农村村级权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缺乏有效监督，在频繁的土地流转或者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部分村庄凭借集体土地收益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金和物业资产，同样缺少有效监督，“小官大贪”突出。

短板三：村级黑恶化与乡村稳定

与“小官大贪”相交织，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有所抬头，一些地方村霸问题较突出。他们利用宗族恶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换届选举，侵占村级集体资产，欺压农民群众。一些村霸还渗透村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短板四：维权信访化与乡村法治

农村法律服务比较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访而非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信访不信法”。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与乡村风气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现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

十三种模式直面乡村治理五大短板

模式四：理事会

【专家推介】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教授盘世贵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盖，在行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同时，以党员为引领，实现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细化和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模式五：三治合一

【专家推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比较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高度契合。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崇明

目前偏远农村地区许多事务的治理方式是非现代的、非正式的，传统习俗和惯例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乡村法律顾问服务则将正式的法治规则嵌入到非正式的农村习俗中，推动基本法律服务均等化，实现基层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模式六：新家风家训

【专家推介】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罗丞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例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都有诸多值得吸收借鉴的内容，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改善村风民风的探索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家规家训的确立要做到贴合实际，避免千篇一律、流于形式；也要认识到社会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缓慢过程，要做好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同时完善制度建设。

模式七：公共服务站

【专家推介】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

广东省清远市着力推进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清远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站，将公共服务的重心由县乡下移到村，既提高了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又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模式八：政府购买服务

【专家推介】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储茵

最近，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安徽来安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农村垃圾治理的顽疾。这种政府购买的方式还可适用于文化娱乐、社会治安、职业培训等公共生活领域，促使乡村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优化，增强新时代农民的持续获得感与主体责任感。

模式九：新乡贤

【专家推介】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

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城镇化浪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之一。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东等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回应了新时代农民的多元诉求，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让故乡的月更明亮，让故乡的人更亲切，为中国农村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与参照。

模式十：大学生村官

【专家推介】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

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用新理念改造着身边的农民，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

模式十一：第一书记

【专家推介】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小健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江西吉安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正是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许多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门，通过下派担任第一书记，可以增强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层、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为人民服务夯实基础。

目前，第一书记模式作为制度安排已在全国精准扶贫多个主战场上显现效果。

模式十二：党建+

【专家推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才林

无论资讯多么发达、技术多么先进，“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只有用脚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发展绩效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认同。通过加强“融入式党建”，苏州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把社区党建、机关党建、“两新”党建统揽起来、统筹推进，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政社互动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变基层党建 “独角戏”为党群 “大合唱”，让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群众。这种党建+模式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又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其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模式十三：互联网+

【专家推介】嘉定报副总编鄢春生

一台终端机、一则“工作日志”、一个APP，“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正嵌入沪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沪郊“互联网+”的探索表明，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推进无所不在的创新。

在当今信息社会，从“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连接、透明、高效等特性来看，它天然具有一种民主的性质。因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容创新，是治理现代化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