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连權的写作让我相信，即便写情怀的诗歌，也可以写得非常好，可以写出先锋，写出技术，写出品质，写得惊心动魄。诸如《像积雪那样消融》这样的与现实有关的题材，他只需略施小“技”，以戏剧化笔法，即能点画出一幅现世的众生相。在他的诗里，物向人是敞开的，他耽于为万物命名，并沉浸其中。因此，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他的笔下并不仅仅是情怀，更有纯粹的感受性，他的诗歌世界常常趋于澄明。

莱明是一位较为年轻的诗人，相比于安连权的诗，他的写作，在修辞上，明显有技术主义倾向。在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中，新诗写作和批评出现了一种抵制技术主义、要求诗歌关注现实的趋势，但与之伴随的，很多诗人在维护诗的技术主义和独立性上毫不妥协，莱明可算是这很多诗人中的一位。他用精确的、具有玄学色彩的词语和句子（精确，也是诗的现代品质之一），编织高度互文性的文本，他的诗歌暴力体现在句子内部，他用词语将思想扭结在一起——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上。他的写作，不应被简单视为修辞的训练，因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现代性。

在本期的三位诗人里，宗树春的诗歌也许是最为“接地气”的，这主要体现在他诗歌的语言方面：他注重使用日常语，并且也不惮使用大词。且不说大词使用的得失，使用，这本身就需要勇气。在他的词汇中，我们注意到，还出现了农业意象，比如“麦子”，——这是麦子本身，虽也有现实的指称性，但不是海子式的，具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另外，他似乎也爱用祈使语气，比如“原谅这些绿，原谅远处的桃花/旁若无人地落下来”（《父与子》）这又使得他的诗歌带上了一丝可以察觉的悲悯。

——李秀丽

未知是永远存在着的。对于普通人來说，未知却是多余的部分，之所以多余，是因为普通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抓住未知。而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的诗人都在寻求未知，并在寻求中实现自我局限的突破。西藏是神秘的，陈人杰来到西藏，即是一场寻找和突破，寻找与心灵相对应的外部世界，寻求自我不同于以往的独特表达。似乎有一层幕布从他眼前揭开，仿佛他原先一直处在半盲和迷惘的状态，在一种崭新的视觉下，在西藏，在雪线以上，他感受到的自由与纯粹，艰苦与快乐，可能是生活在内地的诗人从未经验过的。伴随着自由与纯净，沐浴浩荡的高原风，极目眺望雪峰、湖水、马群，会让人生出慈悲以及腾飞的渴望。或许人生没有悲辛与渴望，也就无法达到完满，就不会有清醒与仁慈，而在陈人杰的眼里缺少了仁慈和清醒的人生是一无是处的。

从他出生的西村，到西湖，再到西藏，诗人愈走愈远，诗思渐趋澄明开阔，而诗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条精神上的还乡之路。

——微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