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林

一个地方的神秘并不是都能被打开。据说，古人对星空抱有愿望，认为人的灵魂是天的一部分，“为什么有那么多神秘？”“因为万物都是神。”一个引发了历史、自然、物质，尤其是精神记忆的地方，从世俗层面上升到了一个神化的状态。似乎不可言说，等待“上帝在迷路的躯体中/布施光明与宽宏！”（这是瓦莱里的一个隐喻。）人们渴望的上帝之城，其实在瓦莱里这里是上帝的布施——通向光明的语言。请允许我把这理解为诗的存在，在神秘的“海域”（而不是天空），掀起微斓。诗，是一种自明。周围的一切，包括草木时光与楼宇，在诗里，构成了一次上帝之爱，以及语言与事物之间“给予”与“付出”的一个命运。

诗歌充当了神秘的使者，但反过来又带来另外的神秘。当它在一个地方发现了曾经为之着迷的部分——一个象征的世界，接下来必然也会再赋予这个地方新的象征意义。这种神秘究竟是什么？惠特曼有一句诗：“我不清楚它是什么——它没有名字——它是一个没有说出的词/……它同某物依附在一起荡漾，超出了我所依附的大地”（惠特曼《草叶集》）。应该是这样，我们都在寻找着归属于“我”的“没有说出的”词。

相信这是一种力量——一种由乌及物、由此及彼的“词与物”之间互为关系的“神秘”的力量。这有个根源问题，毫无疑问，这个根源就在那里存在着，并滋生着物象、自然和一个自我的人所能接近到的一个语言生命。譬如，我不远处的红石山、尧山，以至于神农山，还有埋在这片土地的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轼，和他们依然在夜的星空闪烁的诗句。这个镜像是一个永恒，群星闪耀。这种存在，它的力量有多大也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我只想拥有一根现代的诗歌的“透骨草”。说到“现代”会有人说，在一个现代文学话语中，诗与现实生成的是新的当下的隐喻体验，我们的表达、写作方式和自然以及成为古典的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吗？当我们在写作的深处，那种神性的光辉，犹如星光一样在隐现。这个问题，对于在这片土壤上寻找“诗的地形学”的我来说，的确是曾经的困惑，这里的神秘是什么？只能说是其所是的模样。

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神秘。但一个事实是诗绝不是为神秘而存在，它极有可能在探寻事物的意义时让神秘更为神秘——至少使事物涂上了神秘的色调。索洛古勃说：“我——神秘世界里的上帝，整个世界全在我的幻想中。”对于诗人来说，从来未有停止过这种“幻想”。这时候，语言或许可以不再依赖于自然秩序，但它在词与物之间，一定是有着一个通道，甚至携带了历史、自然和更多现实的问题，坚持住去深入——不去魅地深入，直到看见真相。诗歌是一个地方的神话。诗人为神秘而活着，由此成为这个神话的创造者。

多数时候或许就是在语言中流亡，因此时常想从事物中抽离，甚至从世界抽离。但我在写神农山诗篇时，那些词在告诉我：神农氏还神秘地存在着，杜甫、李商隐还在我们所能看见的世界里。这让我有信心重新打量神秘的根源。诗歌是慢慢到来的，我努力地想，抵近或深入一个带着传说与现实的自然场景，语言有没有植物的力量——充满生机，不自卑地在纷呈的万象中，进人，并获取真相、真实？事实上，所有的神秘都处于某种真实，缺少的是一个眼界。这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布罗茨基说，“一首好诗能在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覆盖一片巨大的精神领地，最终常常能使人获得一种顿悟或启示。”（《悲伤与理智》）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不是沉醉，而是努力清醒，以求顿悟。

在李商隐墓前，一种荒凉感并未影响我们的“幻象”。晚唐这个诗人苦涩而坎坷的人生与诗歌，在这里会激起我们这些人一种复杂的情感。在时间上，一切都退居次要，除了诗歌。当我们谈起杜甫、李商隐，更多的是词与物，诗的光辉下的语言形象。也许不是在此，我们不谈古典。抑或一种血脉给予了话语。是的，诗是有血脉的。学者叶嘉莹在研究李商隐时说“前人的诗话认为：‘有唐一代诗人，唯李玉溪直人洗花之室。（薛雪《一瓢诗话》）‘浣花是指杜甫，因为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坐落在浣花溪畔；而‘李玉溪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七言律诗是从杜甫那里继承发展而来……。而李商隐所写的那些形象完全是诗人的想象。”“经常把最美好的形象跟最悲哀的感情结合起来”（叶嘉莹《李商隐的好诗》）。似解非解，无题反而更人题，李商隐像是一个特质的词。在唐代诗人眼里，语言的意义就是诗人的意志。每一个词都有一种光辉，现在看来依然出众。现在，我们都在各自的词里寻找，没有了自然神，没有了朱雀、凤凰、飞龙，我们的芜杂就在于一种纷呈——聒噪时代的物质纷呈，但恕我并非矫情地说，诗的血脉在，诗歌意志就在。诗歌，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东西，关键是我们的词里有没有一个精神传记。我们的血脉如果在我们的词里，那就是，如同帕斯所说：“如果我们最终面对了，我们将开始真正地活着、真正地思考。”（《孤独的迷宫》）

我们在李商隐创造的“无题”里看到更多的命题，正如我们在这个院子，从他坟墓的荒凉看到更大的荒凉。一个诗人始终在他的诗里，“是若有所失若有所寻的一种情感”。他活在他的怅惘里，活成了一个意象，以至于让我们看见他的略带忧郁的眼神。或许是这个眼神，让来此的人，彼此相识。王家新有一首（（穿越豫西北大地，或凤凰之诗》，其中写到我，“消瘦，眉头带有一丝义山的忧郁”，类似的话也形容过杭州诗人飞廉。其实，我们看诗人王家新何尝不是义山的表情！这種表情是特有的，当我们绕着李商隐墓走了一圈，我看了看臧棣，他平日里坦诚而略带微笑的脸上，这时眼镜后是隐隐的忧郁和紧蹙的眉头。一年之后的此时此地，我看王家新的脸，他稍仰着，眉心似乎有一道忧郁的深沟；西川本来就沧桑的面容，在他稍驼的身躯上显得深沉；孙文波坐在墓侧的石头上，农夫般的脸也陷人咬牙皱眉状……多多白发和白胡子被风吹出飘扬感，但眼神中透出一种肃穆。……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了相同的表情，至少此时此地。在接近黄昏的这个下午的光线下，一群当代的诗人，在神农山下.在义山的院子里.似乎举行着一个“忧郁的仪式”。在诗里，我们从来就是敏感于现实的人，从来都在一种现实里而并非置身于另外的天穹之下。在诗里，忧郁属于“所有人的同时代人”。

语言在词与物之间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自由的表达。语言的差别在这里，上升到有没有自由精神的差别。自由不是空间上的，它是诗歌意志开拓的一个疆域，语言在这个疆域上驰骋就像是赋有浪漫精神的骑士，在抵达属于它的理想国。词语既是一个源头又是一个过程，它始终指涉的事物，不是暗星流动的夜晚，不是虚无的死亡——至少在本土（东方）的文献里不是死亡，它是携带着自身的光芒抵达黎明的思想。福柯在《词与物》中阐释的理论是文学揭示了什么，或是揭示者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福柯说：“对语言之初始指明的追寻，在词、音节、声音本身最隐秘的内心，一个沉睡中的表现显现了，这个表象构成了被他们遗忘的灵魂，并且这个灵魂必须在某一天重新出现、再次讲话和歌唱，以便获得思想上之较大的精确度，诗歌之神奇的力量。”明示、追寻、唤醒、觉悟，到歌唱，这几乎就是一个全过程，诗歌的神奇在于灵魂的歌唱。

每一个诗人在其过程中都应朝着一个明澈之境，并完成一个独特的声音，这大抵是诗歌的一个使命。要有一个独特的声音并非容易，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独特的声音意味着卓越的形象。除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互指认，除了信仰和在信仰之路上对神明的追寻，除了修辞以及我们的词语关照下的事物和上边提到的自由精神，我们的诗歌——准确地说是诗的语言，述缺失了什么？诗的语言是一个精确的话语，是超越了自身局限的境界之上的话语，（也就是说，它不是自身的那点儿破事儿，也不是自我的那种情绪。）在现实与自然之间，它一直在抗拒着和探寻着，似乎在一种神谕中，却又在我们的意识之内，有着鲜明的肉身，这个过程约等于明澈之路回归在词语的身上，无限远又无限亲近。这个事实是，一种明澈的事物的吁请，它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走出，从一个社会漩涡中走出——这里的说法不是逃避，而是探寻和另一种抗拒——以神明，抗拒坏时辰或恶势力，对于一个有着诗歌意志的人来说，这个时候境界出现了。语言的差别最终在境界上。我在写一个叫神农山的诗篇，突然想到这些，语言如同我所见的树木的葱笼，境界就如同在神农山的山顶，抑或在神农山宽阔的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