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玉强 祖 伟

（1.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文法系 辽宁大连 116400；2.辽宁大学法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诱导侦查历来都是国内外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关于“警察圈套”［1］的法理分析，并确立了侦查陷阱理论，同时将其应用于相关司法实践。而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秘密侦查措施中关于诱导侦查的规定则略显简陋。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犯罪行为日渐表现出了流动性、私密性、智能化、组织化等特点，诱导侦查在一些特殊犯罪案件中的具体实践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实际上诱导侦查的应用在侦查机关的活动中不时存在。曾经有学者指出：“实践证明，诱导侦查是应对侦破案件、提升打击效率的有效方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特殊侦查手段，诱导侦查是把双刃剑，诱导侦查的运用更是一场特殊的较量，要将其纳入我国立法，必须要谨慎为之。”［2］如今，我国《刑事诉讼法》虽已有特殊侦查措施的规定，但由于其具体规定简单粗略，给相关侦查人员侦查权力的行使带来诸多问题，从而引发人们对诱导侦查的合法性界限及合理性必要限制的思考。虽然一些学者已对此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究，并借鉴外国司法实践，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且结合中国实际状况进行经验移植，相关问题的学术阐述几已厘清，但是一味地借鉴外国经验难免也会有水土不服。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更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很早就有诱导侦查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