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这篇文学评论中，梳理中国现代小说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在小说创作之中的观点，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完成了小说人性主题的复归。

关键词：《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小说创作

作者简介：王云龙（1994-），山东聊城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0-0-01

沈从文以他的创作而闻名于世，其小说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三十年代的最高峰，无论是小说文本质量还是小说架构，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沈从文较少的被我们关注。如果说湘西滋养了沈从文小说的风物，那么对于中国新小说的研究与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沈从文的创作手法。《论中国创作小说》发表于1931年，沈从文借这篇文章对现代小说十余年的发展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反思了五四以来小说创作中的诸多问题。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不仅着眼于分析作家作品，“十年来有些什么作者……这作者的作品的得失如何”[1]，而且积极引导读者接受和阅读，“我告你们是明白那些已经买来的书，值得如何用不同的态度去认识，去理解，去赏鉴……较从容的选择一下”[2]。《论中国创作小说》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作家作品评论，更重要的是争取构建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文学活动有四大要素，即世界、作品、作家和读者，在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文本中，沈从文不仅关注作家的创作困境，还将批评活动的关注点集中到了读者身上，沈从文以关注文学阅读行为和效果代替了关注文本自身，通过读者的视角来分析和介绍新小说中优秀的作品。如批评一些作者的文本只注意自己的作品而忽视了读者，认为鲁迅的作品的成就是在作品与读者之间成立一种友谊等。

对于文学创作的历时性考查，站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早期的小说创作，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艰难的摸索阶段，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还不够成熟，作品亦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是这些作家的探索意识和可贵的反思精神，为现代小说第二个十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文学是一种力，为对习惯制度推翻建设，或纠正的意义而产生存在。”[3]……对中国新小说的第一个十年来说，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文学努力所完成的高点。

直观印象式的文学批评。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借助于过多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技巧，而是从读者阅读的直观感觉出发，来对小说的创作进行评判。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住在“窄而霉小斋”里，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文学阅读和创作之路。相比于正统的受过系统文学理论、美学哲学教育的批评家，沈从文的文学评论较少有艰涩难懂的理论建构，而更多从直观的“兴味”、“趣味”、“感动”等传统文学评价角度去鉴赏文学作品，此外凭借着第一直观感觉进行的同向类比，具有更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这种同向的类比，更多情况下是以创作类型一致的作家的比较和分析为主，如“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作品可以一贯而谈处便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个人笔致风格而小异，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4]沈从文以较高的视角去看待、归纳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创作前十年的特点，梳理中国创作小说的基本脉络和大致发展走向，从而明晰这些小说的基本特点和创作风格。对于风格相同和相近的作家，沈从文又从细处着手，分析各个作家创作的不同，“他们厌弃了冰心，厌弃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5]于细微之处洞察，方显批评家的对于作家的敏锐体悟。

从小说批评到沈从文自己的小说创作，沈从文避免前十年小说创作的种种弊病，如“吓人的单纯”、文章与文章表示的欲望显得仓促而草率等，在前十年有益的试验和探索的基础上进行小说创作进一步的发掘与深化。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沈从文回忆：从我生活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情……切割任何一部分下来，都比当时报刊上所载的新文学作品生动深刻得多。[6]在小说批评研究过程中，沈从文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创作思路，并应由于自己的创作实践。

從20世纪3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艺术真的成熟了，在1934年写出了代表作品《边城》，奠定了自己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沈从文对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现代发掘，虽然他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大学教育，更没有在国外读书深造，但是凭借着极高的天分和对文学孜孜以求的热情，进行自学，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20世纪上半叶中，能够在现代小说书写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小说创作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我原本看过许多新旧小说，随同五四初期文学运动而产生的白话小说，文字多不文不白，艺术水平既不怎么高，故事又多矫揉造作……”[7]沈从文对于现代性的态度以及文学发展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的小说创作选择与五四启蒙以来的主流创作之间存在着张力。沈从文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湘西概念和边缘性的文化价值选择，这对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来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沈从文对于人性的重视，更是对小说创作的一种超前的解读。沈从文所倡导的人性，并不是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中所追寻的，启蒙主义的以理性为本的人性，而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的人性，这种小说主题的回归，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良医，他对于小说创作的某些观点和评判也并不符合历史的主流价值观，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通过他笔下的湘西大地，我们可以更好地从人性的角度来关照我们的未来。

注释：

[1][2][3][4][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十六卷文论： 196页、197页、198页、220页、220页.

[6][7]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09-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