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溪

2018年3月1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二楼后方，易纲与众多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听取了自己被正式任命为央行行长的消息。

任命宣布后，即将宣誓就职的易纲向等候多时的记者表示：“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

知青·北大高材生·海归

1958年，易纲出生于北京，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高中毕业后，易纲作为知青在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插了一年队，并任生产队队长。

“本想考数学系，但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

易纲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在北大同窗海闻的印象中，大学期间易纲自学了英文，也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是班级最早入党的学生，还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的留学生。大学三年级，易纲被派往美国留学，1980年至1986年，他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任教。1992年，他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34岁的易纲成为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华人教授群体中，最早获得美国终身教职的人。

多年后回国入职央行后，他又成了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的易纲，曾多次亮相国际舞台，在IMF与世行年会、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等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他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

与周小川一样，拥有博士学位的易纲也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理论知识扎实但绝不迂腐，可以很好地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易纲回忆，知青生涯让他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从中开始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这些经历也影响他日后从事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

生活在美国，但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

易纲归国那年，身边的华人教授朋友们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回国。

彼时，易纲在美国学术界手捧金饭碗，一周上两天班，每个月税前可以拿到5000美金。他初到美国时其实过得非常辛苦。“我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

在他一周三次去餐厅打零工的那段日子，中国的改革正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热火朝天地展开。易纲虽然生活在美国，但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1990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通胀和价格波动：中国实证研究》，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

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又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10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回国前，易纲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圈子联系越来越紧密。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成为了这个学会的会长，至今活跃在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1993年6月，“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易纲、林毅夫和张维迎分别从美国、北京和英国来到海口。他们三人决定创办一个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1994年8月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易纲成为创办的六君子之一，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者型官员

易纲与央行的“缘分”是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的。但实际上，这也要从1994年他回国说起。

彼时，中国正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易纲当时认为，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除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外，易纲还重点关注中国金融改革、央行宏观调控和国企债务重组等问题。其间，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1997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转入仕途。

这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加上国企改革等因素影响，已高速增长20年的中国经济由过热转变为紧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是徘徊在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

此时刚加入央行的易纲，已预警通货紧缩，并提出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此举受到广泛赞同，奠定了他从学者转变为宏观调控决策者的基础。

之后，他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長、司长、央行行长助理，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14年4月起，易纲还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为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的部门，属正部级机构。

在众多金融人士眼中，易纲是一位工作狂。“他常常早上8点10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他敢说真话。”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新掌门的新挑战

在“接棒”央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职位上工作了10年零3个月。“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

去年两会期间，易纲前往酒店，被记者迎面碰到。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准确、精练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当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今年3月19日上午，刚刚当选央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再次被中外记者们“围追”。“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他延续了一贯的规矩，回答也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易纲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但相比老师，易纲的幸运与面临的挑战又在于：作为一个学者，他进入了监管机构的核心，能够全程参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用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所想去影响监管部门决策乃至经济发展方向，从中发现自己更重要的使命。

现在，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据近半壁江山。过去15年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这是易纲和他的团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将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如何完善金融综合监管也将是对易纲的新挑战。

中国对这位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央行掌门人寄予厚望。

（摘自《时代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