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婷婷

漫画人生

方成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是挚友。侯宝林曾经跟方成聊天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相声是有声的漫画。”方成很欣赏侯宝林，写过《侯宝林的幽默》。漫画和相声都有讽刺和幽默的特点，方成也常借鉴相声、喜剧和有讽刺与幽默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语言，如《济公傳》《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笑林广记》，以丰富漫画创作。

他不仅画漫画，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漫画理论的人。他在《笑的艺术》中聊“笑与骂”：“笑和骂是两回事，而且互相矛盾。高兴就不骂，骂乃因为不高兴。可说来也怪，笑的艺术和骂的艺术却是一家弟兄俩，二者相通。”

方成认为，要触发笑，需要矛盾、奇巧，以及使人感到“有味”的曲折的语言，“因为它是启发式的，有让人自己思考和判断的余地”。

漫画家方成

方成家喻户晓作品当属《武大郎开店》。漫画家徐鹏飞是方成的晚辈，也是朋友和同事，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大家很熟悉武大郎，图中对话比较多：‘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矮的都不用。看了这张画，人们能对压制人才引起共鸣。”

徐鹏飞还喜欢另外两幅作品：《神仙也有缺残》和《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神仙也有缺残》，画一个铁拐李。神仙本来应该没有毛病，都当神仙了有啥毛病？可是八仙里恰恰有一个铁拐李，有腿疾，拄拐棍。方成先生很敏感，用这一点揭露盲目崇拜。这张画一出来，不用讲道理，大家都明白了。《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一个官员坐在抬着的轿子里，前方人等纷纷回避，一个老百姓却跪在路边给他下跪。这个标题太深刻太幽默太有内涵，把那些自称公仆的官员的虚伪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且让人看了想笑。”

1985年，在“中国十大笑星”评选中，方成担任评委，当时在吉林日报社工作的徐鹏飞结识了方成。8年后，徐鹏飞被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经常在一些活动中邀请方成。那时出差时还不时兴一人住一间，觉得是一种浪费，两个人有时就一起住在一个标准间里。徐鹏飞回忆了方成的一个习惯：“方成是性格特别宽厚的智者。八九十年代出差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一个房间两个床，我们一人住一个。方先生非常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总值夜班，有点失眠，后来年龄大了，睡觉特别晚成为一种习惯。出差时他自己带个老式的小灯泡，因为宾馆房间的灯都亮，台灯也太亮。他怕影响别人睡觉，他又睡得晚爱看书，就到一个地方把小灯泡插上，自己做一个临时的东西遮挡光线，自己躺在床上看书。这点光他自己能看到，旁边另一个床上的人就看不到。”

方成（原名孙顺潮）9岁之前生活在北京农村，喜欢画画。当时，他所在村中的孙姓家族里很多人在海外打工，春节回家过年，家里墙上会有“金山大吉”“巴城吉庆”之类的红纸条，金山指旧金山，巴城指雅加达。方成曾回忆自己漫画启蒙也许与此有关：“可能是在有钱人家里看过墙上的画。回乡居住的华侨也有几家，他们比较富裕，我有时去过那里。”

少年方成在战乱中辗转于北京、乐山，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42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业余时间读书作画，画一些生活记忆。1945年夏，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准备迁返至天津，方成在即将被丢弃的一批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中发现许多外国漫画，是发表于“二战”期间的政治讽刺画，讽刺轴心国。方成如获至宝，剪下来贴在两个本子上。

日本投降后，方成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中看到了米谷、张乐平、丁聪、张文元、余所亚、沈同衡的漫画，也想以此作为终身事业。于是，1946年夏，他从研究社辞职去了上海。

方成靠着自己对西方漫画的了解被广告公司的美籍犹太老板选中，担任绘图员。然而，方成在一幅画中有反美信息。方成回忆：“他一怒把我的画稿一把抢去。我立刻站起来，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向他砸去。对方一见不妙，赶紧把画稿放下。”当然，方成因此丢了工作。在上海，经过好友《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投到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不久后，收到《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的通知，邀请他为杂志用自己的作品编一版漫画。在上海这一年半时间，方成在黄嘉音的介绍下，见到了漫画前辈丁聪和华君武。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在日后会被人拿来和这两位前辈并列，称为漫画界“三老”。

他的漫画人生就算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了。

北京解放后不久，方成回到北京，任《新民报》美术编辑，画政治讽刺画，也画歌颂漫画。1951年他转到《人民日报》画国际漫画，才以漫画为主要工作，除日常的编辑，还有创作任务。1979年，《人民日报》旗下《讽刺与幽默》创刊，方成是第一任编委并供稿。在徐鹏飞看来，他们这一代很多漫画家是《讽刺与幽默》培养出来的。

方成很乐于提携后辈。他不仅自己画漫画，也擅长搞漫画理论。在徐鹏飞的记忆里，如果有人找方成聊漫画，找他给作品写序，方成没有架子，总是一口答应。“方成非常会处理这些事儿，有的人画得很差，但想找名人写序，方成能理解，也能处理好。他会说：‘我就不提你了，因为你的画较差，就讲讲漫画和幽默，写自己的观点。既答应了你，对作品介绍也很得体。所以方先生人在这些事情上不较真，人缘特别好。华君武先生就会当面批评人，会得罪一些人，也由于他处的位置一直是领导，敢表态。方成就比较温和。”

对于画作言论分寸的把握，徐鹏飞说：

文字是白纸黑字，解释不了，漫画还有辩解的余地。你说我这样，我可以说是那样，所以漫画不大容易因言获罪。我在《讽刺与幽默》这些年，漫画没出过事儿，出事儿的都是文字。文字我也管，讽刺诗我也管。我很佩服方成先生，总是能把握好分寸。

他生活中特别小心翼翼，但是他的漫画还是很尖锐。他心里有底数，正义感不妥协。所以他能成为大家。方成曾在国统区生活，反右派的时候差点被当成右派，后来因为名额够了就没让他当右派。“文革”时方成在政治上受过欺负，他又聪明，所以在这方面躲得很好。他不得罪人，不提意见。他只在漫画上下功夫。生活中的事儿他谁也不得罪，永远不提意见，这是他的个性。

漫画家丁聰

漫画界“三老”

方成他们这一辈漫画家，在个人经历了那么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事件之后，都有一套自己应对现实的办法。可以说是妥协，但也可以说，是坚持。

上世纪80年代，经历长久压抑后，大家思想比较开放，讽刺画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90年代。90年代后，限制多了起来，但也并非全然不可批评。在《瞭望》周刊任副总编辑多年的陈四益曾在90年代与漫画家丁聪合作20多年，他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编辑在一定的环境下，好像有好多话说不了了。其实不然。讽刺作品要掌握“边界”。写到什么分寸？我和丁聪先生合作那么多年，没有被封杀过，90年代后也一样写。自己要明白，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好。要想一想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你要反贪官，没人反对你。但是如果你写一篇文章说上上下下，无官不贪，这是极而言之，也发不出来。你要讲道理，如果用了现代的实事，人家总有办法说你这里那里不合事实，纠缠不清。所有指向古代的事情，其实对现代也有认识意义。所以要看用什么办法和方式来写。有时，就能得到读者会心一笑。”方成去世后，陈四益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这样说到那个时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陈文丁画”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连载，这是人们对丁聪的图和陈四益的文的合称。陈四益说，漫画家从社会现象中抓取典型，而不是具体的点名批评，说话就会有很大的余地。为文和作画都有同样的道理。“写文章一直都是在夹缝里面讨生活。你要是正面的歌颂，任何时代你只要写这些东西，那都是好的。你要是批评的，总有人听着不舒服。对于漫画家也一样。你如果为了个人打算，可以不画这些画的。你如果为了国家和社会搞得好一点，就会觉得义不容辞。所以心肠要好，方法要得当。要讲好的事情，批评不好的事情，这是好心肠。如果方法不对，就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像贾府的焦大。”

华君武、丁聪、方成三位是知名漫画家，年龄相仿，又都长期在北京生活，被大家称为漫画界“三老”。方成1949年前名气不大，而华君武和丁聪已经很有名了，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画抗日宣传漫画。

方成曾评华君武：“华君武的作品，画法用简笔。他画的是讽刺画（政治讽刺画和生活讽刺画），表现方法不同，风格有异。”评丁聪：“丁聪又是舞台美术家，还特别喜爱带装饰性的艺术品，加上他性格上的特质，他的作品就带装饰趣味，画法也细腻，和张光宇、张停、胡考是一派的画风。”

陈四益曾经和三位先生都有交集。陈四益回忆他与丁聪20多年的合作，始自华君武的推荐。80年代中期，陈四益在《瞭望》周刊担任编辑，由于改版，他自己操刀写字，希望能请华君武配画。华君武说：“我配画不合适。你写的是文言文，要配古人衣冠。”华君武给陈四益推荐了两位画家，其中一位是丁聪。陈四益从宣武门骑自行车去西直门拜访丁聪。他现在仍然记得丁聪的一间半房子：“一个过厅，一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所以说是一间半。要闪着身子过去，因为房间里都是书，碰倒了也不好收拾。”丁聪看了陈四益的文章很喜欢，说：“好，我画。”时隔多年，陈四益回忆，“这几个字一说就定下了多少年的契约了。”

他和华君武也有画文唱和。当时《瞭望》有一个栏目“摄趣”。1962年刊登了一位记者拍摄的一张华君武先生叼着烟斗抽“冷烟”的作品，陈四益配了一曲“挂枝儿”调侃。但当时华君武戒烟已经8年，这张照片还是8年前拍的。于是，华君武又画了一幅画寄给陈四益，是一个盆里横七竖八放着很多烟斗，配着一段文字：“曾作决心自嘲，无奈气管坏了。从此见烟就怕，受到妇女称道。烟斗装满一盆，闲置橱内逍遥。四益诗词绝妙，早写八年更好。”陈四益回忆说：“这样一来，版面就活泼多了，华先生真是帮了大忙。”

徐鹏飞感受到的三位漫画家风格各异：“丁聪，主要是讽刺，其中带着幽默;方成主要是幽默，其中带着讽刺;华君武两者兼有。”华君武因为一直担任一些领导的工作，所以要经常开会。他曾跟徐鹏飞说，自己开无聊的会时，脑子里就在想画画的事儿，人坐在这里，别人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华君武是真心的老革命，他收到稿费，会自己去税务局交税，换个人没有这样的。”徐鹏飞说。

和西方相比，漫画在中国的地位其实一直不是很高，但以漫画界“三老”为代表的20世纪这一代漫画家，在战争、革命和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摸索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印记，在失去外在环境之后也难以再被复制的风格。方成曾说：“以前人们把漫画视为艺术中的小品，因为它和小品文有很多相似处，并都被称为文艺中的匕首和投枪。”如今，这位漫画大师也和前面二老一样，将手中的投枪放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