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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中立功情节适用之乱象与纾解
——基于1000起受贿案件实证分析

2018-09-13行江,史雯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行 江,史 雯

(安徽大学 法学院,合肥 230601)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顺利召开。十九大报告充分肯定了十八大期间我国的反腐败成果,同时强调要继续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近一两年内,关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几经变化,《刑法修正案(九)》将受贿罪设定为“数额+情节”双轨制量刑模式,“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结合社会发展动态对受贿罪定罪量刑作出了更详细的规定。但以上两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关于立功情节规范适用的条文。关于立功情节规范适用的专门文件,最近朔源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10年《意见》”),距今已有7年。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网”的搜索引擎,随机抽取了2014年至2017年3年内1000起受贿案件判决书。通过对裁判文书大数据的分析发现,受贿案件中存在严重的立功情节滥用现象。所谓立功,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情况的行为[1]272。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立功的犯罪人可以从宽处罚。从理论视角来看,对立功犯从宽处罚的正当化根据是司法机关对犯罪人揭发他人罪行或提供线索侦破案件的奖励,立功制度具有典型的功利性特点。受贿案件司法实践中,立功情节适用的乱象不仅是对我国立功制度的摧残,更是导致受贿罪量刑失衡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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