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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论碑帖临习的意义及方法探析

2018-09-12杨猛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 2018年6期
关键词:笔法

杨猛

摘 要:倡导碑学是清代书学风气重要特征,张伯英作为清末民国间的时代背景下的一位重要书法家,他虽然主张书法学习要尊重传统,重视临习,但也主张不能一味受古人约束,要发挥各自的性情与个性,体现主体的能动性,不做寄人篱下的书奴。张伯英同时注重笔法,认为笔法是书家“学书之根本,点画分布皆其枝叶”,不重视笔法,终将误入歧途。

关键词:张伯英;碑帖临习;自运;笔法

一、碑帖临习目的及意义

对传统经典的临习,是进入书法殿堂之有效学习途径与方法之一。在影印法没有发明之前,古人对于古帖的临习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一为临,二为摹。摹易得古人之形,临则易得古人之精神。摹书较临书相对容易些,然而主观能动性必须压抑在古人形模之下。摹书以一丝不苟,还原一个古帖原貌为主,以能得其神为上。“既称摹古不应以己书与古人相杂,摹古而全失古人之真,又何取焉?”[1]能从摹古中体会膜拜古人的用笔结字甚至章法的用心是摹的最重要目的,不应夹杂个人观念与习惯。而“书之临与抚(笔者按:抚即是摹)不相同,临者以一己之手腕学古人之笔意,行次位置,不必尽同;抚者用古书为底本,以油素双钩,一切形模必近肖而后已”[2]。张伯英先生反复提出摹书与临书的区别,并指出临书的概念与意义两者之不同:

摹帖与临书不同,摹者贵能肖其形神,临则不必拘于形似。能熔铸古法、自成体格者上也;次之,亦求其笔意,而略其形体。若效颦画虎真意不存,比之象生之人、翦綵之花,纵其形模,无复生气,书家不之贵也。[3]

难怪我们从张伯英众多临作中发现作者所临与原作对比总有一定距离,这是因为他认为“临书不必形似”最重要是要在临摹之中“熔铸古法自成体格”“求其笔意”“与古人之情神忻合无间”。不似,即不全似,要有取舍,得其精神为根本。可以说摹书的目的还只是为了还原古人的风貌,并尽可能地以体察古人的全貌为走向的学习方法,而临帖的意义则更接近于创作,从古传统这个资源宝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艺术语言,不斤斤计较于个别得失。要做到有所取舍,却又不能全为古人法缚,书中有我,临中有我:

窥见古人真际,虽出临仿,无殊自运。集诸家之长镕于一冶,所谓文中有我。若专仿一人,貌合神离,即跬步不失,岂能免奴书之诮耶?夫学书应有本源,而临仿不容拘泥。[4]

張氏所强调的临,已接近于在经典中寻找自己的影子,寻找自己的审美喜好。总之,临书的目的是为了创作,至于临得像与不像不是根本的问题。“临古人书,有不似而佳者,有似而不佳者,有不似而亦不佳者。”[5]可见,临书只是手段。

书不同,如其面,形貌虽可摹仿,其性情骨格各禀天资,丝毫莫可假借。[6]

书画之事人各有其性情与形制,独辟境界方可成家。若一生依人庑下,纵摹拟克肖,拒无书奴之讥。[7]

我们从张伯英先生的大量临摹作品可以更加深刻体会到其用意之所在。他的临习观不是斤斤计较于个别点画的得失,而是从整体着眼,把握经典意象与个人审美的共通性,所谓得其笔意得其精神。

二、笔法在碑帖临习中的重要意义

张伯英先生精于碑帖鉴定,又知书善书,也正因为他的知书善书,所以能从“笔法之源流得失”判断出碑帖的真赝。他于《右军书范》校记本中说:

校阅古帖必澄心定虑,审其笔法之源流得失,非皮相可悬断也。[8]

笔法是指书写时候的用笔方法,强调在起行收各部分中运用的动作及方法,是动态的过程。相对于笔法,皮相是指笔画结构的外形,静态的呈现。静态之形易于临摹作伪,而笔法的运动过程却非知书善书所能为,况且一人有一人的用笔方法,不同人的用笔方法或略有差异或天壤之别。然而皮相为外形,外形容易复制,而笔法以及由笔法所体现的风格精神难以临摹。

笔法在张伯英的书法创作及鉴帖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伯英说:

书家论书重在得笔,得笔则篆隶真草,一以贯之,否者做任何体无有是处,此说甚当。书之用笔也,如行路然;得其运用之法,由此前进,不至误入歧途。[9]

他将用笔的方法比作人之行路。人靠双腿前行迈进,必须是一脚着地一脚前迈,否则寸步难行。书之用笔亦然,笔毫虽软,却具筋骨弹性,正是因为毛笔所具有的弹性能提能按、能环转能方折,赋予了书法特殊的魅力,也成为书法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

用笔关乎执笔。“凡学书字,先学执笔。”[10]

元代书法家郑杓在《衍极》中说:“执笔者,法书之机键也……夫善执笔则八体具,不善执笔则八体废。”[11]执笔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用笔乃至书写的好坏,因此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在字体书风的发展变化长河中,对于执笔屡有不同的方法与观点。唐代韩方明总结出了几种执笔方法:双指苞管法、单指苞管法、扌族管法、撮管法和搦管法。[12]双指苞管法就是双钩,单指苞管法就是单钩,历来以此二种执笔方法最有争议。苏轼说“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不赞成以一种固定的执笔方法,认为正确的执笔方法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虚而宽”,只要符合这个原则的都是正确的执笔方法。张伯英在《笔法精解二卷》论稿中这样认为:

夫执笔之双钩、单钩,迄无定论,但非谓指骨首次节,可以断言,即此一端已为显然缪解。解拨镫则于踏马镫、挑镫心二说,兼采而无所折中。馀则指法名目、指法运用、肘腕用法、指腕形势等,各分门类,名目甚繁而不能扼要。初学依以为式,转至纷扰无定,所谓徒乱人意,鲜所裨益。[13]

对于双钩单钩执笔法,张伯英先生的看法与苏轼的看法略有相同,即都不做完全的肯定与否定。针对初学者,他不赞成名目繁多的执笔要求,名目繁多的方法反而不能使初学者明确优劣,难以起到积极的学习作用。

正确执笔方法对于初学者起到积极的作用,正确的用笔方法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对于能否在书法艺术道路上登堂入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伯英说:

夫用笔为学书之根本,点画分布皆其枝叶。昌黎论文,气盛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下咸宜。书之于笔亦然,得笔则点画之不中程者自少,若徒事字形之揣摩,收效甚微,或至劳而无功。然则笔法精解之作,所解果精焉否耶。[14]

他强调用笔,认为若正确领会学书的用笔方法,点画结体好坏则随用笔一荣俱荣,用笔与点画分布是根与叶的关系。张氏重视楷书用笔的基本的法则——“永字八法”:

此诀于侧、勒、努、策、趯、掠、啄、磔八笔,取势有不尽同者,各以类别。一法中生若干法,颇能尽其变态,具见精思。其字形宜忌分类尤详。学楷书者不解此法,结字往往失度。[15]

永字包括上述“侧、勒、努、策、趯、掠、啄、磔”八种用笔方法,在永字中这八个笔画各有特色,而又互相呼应,一气呵成。这八种笔法有透露出楷书基本笔划的八种书写动作,几乎涵盖了楷书都可能用到的动作。故包世臣说:“聚字成篇,积画成字,故画有八法。”[16]此法对初学者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个字中就能掌握了在其他字中都有可能遇到的笔画动作,可以触类旁通,意义自然非凡。然张伯英先生也很辩证地强调:书之为道,千变万化,不可方物,拘于定法,则经生胥史之为,非书家所尚。然此诀为初学指示规矩,不可废也。[17]

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梅溪,精镌碑版,善于书画。张伯英曾见钱泳的隶书,他在《法帖提要》论稿中对钱氏不解笔法进行批评:

钱梅溪之隶书,当时亦负盛名,而不解笔法,遂成俗派。[18]

张伯英认为得笔则得墨,“墨之得否由于笔,梅溪作书仅能秀润……工整有余略无骨气,由不得笔,故不得墨”。[19]

张伯英书学思想受包世臣影响并有着一脉相承之关系。包世臣指出:

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法一大关键已。笔实则墨沈,笔飘则墨浮。……盖墨到处皆有笔,笔墨相称;笔锋着纸,水即下注,而笔力足以摄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纸内。不必真迹,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尝见有得笔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于用笔者也。[20]

用笔与用墨相通。包世臣主张用笔要“笔毫平铺纸上”,即万毫齐力,充分发挥笔毫的作用。“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21]故“纸墨相接之处,仿佛有毛,画内之墨,中边相等。”[22]

书法注重笔墨关系,绘画亦然。“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实则是因为书法与绘画之用笔方法相同从使用的工具上说也是相同的,都是利用笔毫所表现的不同线质与线形来传达作者的审美观念。因此,张伯英对书与画的关系十分明确,他认为“自来工画者,为画而不知书,则工匠之事,非士夫所贵”。[23]

南齐謝赫(479-502)《古画品录》中提到绘画的创作要求和评判标准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在这六法中,第一条是指作品的精神与品格,第二条“骨法用笔”,亦有对六法句读做别样分析者,认为“骨法,用笔是也”,总之一点即强调用笔。把用笔列为绘画技法的首要位置可见其重要性。而用笔是书法的根本,书法的用笔是绘画的用笔大全,有了书法的用笔基础,在绘画中便能运用自如,彰显绘画的品质神采。

张伯英强调书法用笔的价值与意义,书法用笔的前提是正确执笔。正确的用笔基于“永字八法”之中,正确的用笔不但能得墨法,而且与画法相同。所以,在张伯英看来,用笔是书法的根本。

注释:

[1]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说帖》“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51.

[2]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调鹤轩抚古帖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75.

[3]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说帖》“来益堂帖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7.

[4]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三朝宸诰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41.

[5]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廉静斋贴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86.

[6]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清芬阁米帖刊误》“附离骚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66.

[7]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说帖》“红绶轩帖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43.

[8]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右军书范》校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32.

[9]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何太史易林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97.

[10]卫烁.历代书法论文选(《笔阵图》)[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22.

[11]郑杓.历代书法论文选(《衍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469.

[12]郑杓.历代书法论文选(《衍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286.

[13]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笔法精解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68.

[14]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笔法精解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55

[15]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书诀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151.

[16]包世臣.历代书法论文选(《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47.

[17]包世臣.历代书法论文选(《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1

[18]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法帖提要》“笔法精解二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268.

[19]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说帖》“唐碑缩本四十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35.

[20]包世臣.历代书法论文选(《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49.

[21]包世臣.历代书法论文选(《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45.

[22]包世臣.历代书法论文选(《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66

[23]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说帖》“国朝画家书四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54.

作者单位:

江阴市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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