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宏杰（北京海淀）

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正常情况下是收不抵支的。这也是清代京官的普遍情况。

那么，当时官员们在北京苦熬苦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到外地去做地方官，一做地方官就发财了，因为地方官主掌了一个地方的财政税收权，而且在古代传统社会没有今天的审计局、监督局这样的机构，没有一个严格的会计制度，所以地方官在地方上的税收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好比说朝廷规定税收的幅度是10%，到地方官这有可能变成20%，有可能变成40%，有可能变成50%。所以做了地方官，想发财确实是易如反掌。

曾国藩离开北京之后，带兵打了几年仗，咸丰十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官，清代这个两江包含了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份，这三个省份的军政大事，都由曾国藩一个人来管，他的品级也达到了一品，可以说位极人臣。

这么高的地位，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名义上的收入，就是朝廷规定当中的收入，说起来也是令人难以置信：年收入是155两，就是比他做京官的时候仅仅高出30两。

当然在清代的时候，总督一级的官员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这155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他们最主要的、名正言顺的收入，是从雍正时期起朝廷给他们特批的“养廉银”。

这是雍正皇帝考虑到地方官员的开支非常大，这么点工资根本不够花，所以有针对性地给各个省的总督、巡抚每个人批一笔“养廉银”。各省长官的数量不一样，两江总督因为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养廉银的数额也比较高，数额是18000两白银，合300多万人民币。

这样算的话，曾国藩的收入就天翻地覆了，跟原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事实上，这还不是曾国藩这样一个省级官员收入的全部，这仍然是他收入的一个小头，他收入的大头是什么呢？陋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灰色收入。

陋规大概能有多少呢？研究清代俸禄制度的张仲礼先生说，中华帝国督抚级的官员，平均陋规一年是18万两白银，也就是3000多万元人民币。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曾国藩肯定是整个大清王朝最有钱的人之一了。

那么，做了两江总督之后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变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比在北京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但他的生活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

首先从穿着上来讲，曾国藩就不再花钱买官服了，因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他要面对的都是自己的上级，为了表示礼貌和尊敬，他必须得穿戴得特别符合体统。但是在“两江”，他是当地最大的官员，周围都是他的下属，他就没有必要穿得特别正式和严肃。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赵烈文，赵烈文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他“不过练帛，冠靴敝旧”，就是说曾国藩穿的衣服，料子非常普通，而且这个帽子和鞋子都非常旧了。

赵烈文的记载，可以在外国人的记载当中得到印证。同治二年，有一个外国人叫戈登，就是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的那个英国人，有事到两江总督的衙门跟曾国藩见面，他在资料中记载，说他见到的堂堂的两江总督，穿得非常陈旧，衣服打皱，而且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非常不修边幅，曾国藩的穿衣水平，较他京官时期，下降了一大截。

在生活水平方面。曾国藩较京官时期也没有什么上升。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年纪非常大，一个又年龄很小，人手根本不够用，曾国藩要求家里的儿媳妇、女儿都要下地干活，参与家庭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定了一个课程表。这个课程表，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有记载：每天吃完早饭，他的女儿、儿媳，要做小菜，腌咸菜，做酒浆，这叫食事；上午要织布，纺棉花，下午要做衣服，晚上要做鞋，一天到晚不让她们歇着。在南京城的两江总督府内，每到晚上就点起油灯，油灯一边是他的夫人，率领儿媳女儿在那儿做鞋，一边是曾国藩在那儿批阅公文，我感觉这样一幅场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一个场景。

所以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是比较清廉的。

那么他收不收礼呢？曾国藩也收礼。因为过去在官场上，下级给上级送礼是一个常态，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三节两寿的时候，每个官员的下属都会给他送礼，这是官场的一个规矩，这种送礼一方面当然是一种经济来往，同时也是一种感情上的沟通。

曾国藩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在很多地方注意和光同尘，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包容别人，不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孤立，特别与众不同，所以在处理送礼问题上，他不想做得特别不近人情。所以他也收礼，但收礼他不全收，一般只收一样东西，就是他会从下属送他的东西当中挑一样收下来，象征性地收一下。比如咸丰十一年，湘军一个名将叫鲍超到安庆给曾国藩过生日，给曾国藩带了16车的礼物，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记载说，鲍超“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就是说，曾国藩就挑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花帽收下了。

通过曾国藩的书信，我们起码判断他还收了一个叫容闳的美籍华人送给他的礼物。容闳是晚晴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写过《西学东渐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留美高材生，在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在同治四年的时候给了他六万八千两白银，让他到美国去采购机器，回国建立工厂、兴办企业。在那个时代，拿那么大一笔银子到外国去采购机器是一个肥缺，所以按照当时的官场惯例，容闳回来之后肯定要到曾国藩家拜访，而且要送一点礼物。

容闳到曾国藩家的时候，曾国藩正好出差在外，他知道容闳肯定要拜访，就写信给他留在家里的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就是说，容闳送礼的时候你掂量一下，如果这个礼物价值不到二十两白银，咱们就收下；要超过二十两，就退还掉。所以通过这则书信记载，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收礼有一个价格线，就是二十两白银，相当于今天4000块钱：这个东西不超过4000块钱我们可以收下，超过4000块钱就给他退回去。以上是曾国藩做地方官比较清廉的一面。

实际上，曾国藩身上也有他不太清廉的一面。比如说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他也要大吃大喝。有一次曾国藩到苏州去检阅军队，他经常通过书信把自己的行踪告诉留守老家的儿子曾纪泽，通过这些书信，可以发现曾国藩在苏州除了阅了几次兵，主要就是请客吃饭，他的那些下属轮流请他吃饭、喝酒、听戏，到最后两天，他再回请大家，这个是当时清代晚晴官场上的痼习，曾国藩也不能免俗。

同时，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每年都要给他认识的京官送炭敬。我们知道，他在做京官的时候也收过地方官的很多炭敬，他做地方官也不忘这些京官，每年给每个人大概送十来两白银做炭敬，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所以每年都要花掉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同治七年的时候，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需要进北京面见慈禧太后。过去地方官要到北京，离开北京的时候，要送给他认识的每一个官员一笔钱叫别敬。所以曾国藩在离开南京到北京的时候，身上就带了一张两万两的银票，这张银票主要就是用于送别敬。后来离开北京的时候，曾国藩算了一下，他在北京一共送出了14000两白银的别敬。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