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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中的确定性

2018-09-10陈艳浙江树人大学基础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丝路艺术 2018年4期
关键词:巴塞尔后现代气球

陈艳(浙江树人大学基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不再需要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生产生活中。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解构主义侵入到文化生活中,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载体--那就是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学应势而起,常见的流派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其核心特征是彻底的反传统,不倚托任何理论,甚至对“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它摈弃了以往小说的核心,即“终极价值”,不仅摈弃了世俗的价值,甚至质疑语言本身的可靠性;它推崇“零度写作”,将写作背后的意义扁平化,对文本和语言进行了实验。在这批后现代作家大军中,不乏佼佼者,而最有名的就是唐纳德巴塞尔姆。其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白雪公主》、《死去的父亲》、《天堂》以及《国王》,和一系列短篇小说为他赢得了后现代小说之父的美誉。巴塞尔姆出身在一个现代建筑师的家庭,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接触的信息都是现代主义的,但是随着自我意识成长和对外界时代发展感知,他开始突破现代主义,转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有人给他的定义是彻底摈弃了现代主义,但虞建华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学的“颠覆和批判也是一种反向继承”。本文以他经典短篇小说《气球》为例,来探讨这种反向继承。

文本的确定性。纵观巴塞尔姆的创造,十之八九都有传统的文本可以映射,即戏仿。例如在他的几部著名小说中,《白雪公主》人物取材于著名的童话小说,但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描述则截然相反,让读者在不断地震惊和自我否定中达到他想要读者达到的境界——即对已存在的世界的怀疑和二次思考,对现代社会物欲发展和精神萎靡的批判。《玻璃山》的故事原型则更隐晦一点,取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老童话《公主与玻璃山》。《国王》影射了亚瑟王传奇中的经典人物,批判了战争的残酷和它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同样,《气球》也有其原型,它是法国奇幻短片《红气球》的夸张版本。在原故事中,孤独的小男孩捡到了一只红气球,从此这个小精灵就一直伴其左右,虽然气球躲开了大人的注意,来自成人世界的危险,却被一帮顽皮的小孩用弹弓打破。但故事的结尾仍然是温馨的,街上五颜六色的其它气球像受到感召般挣脱了束缚,向小男孩飞去,给他带去爱的陪伴,让笑容在他脸上重新绽放。许多人在对巴塞尔姆的“气球”进行解读的时候没有背景调查,自然觉得本文的中心“气球”指意不明,文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上他的笔下的气球,虽然变了颜色,成了深灰和棕色的,但它对于文中的主人公“我”来说也是一种陪伴。例如,文章最后点题写到“我在气球底下遇到你,你刚从挪威归来。你问气球是我的吗,我说是的。我说气球是一种自发的自传性的揭示,与你不在身边时我感到的不适有关,与性的被剥夺有关。现在既然你的卑尔根之旅已经结束。清除气球很容易,放空了气的纤维用拖车载走了,目前存放在西弗吉尼亚,等着以后某个不愉快的时候再派用场,也许等到我俩彼此生气的时候”。“我”在孤独的时候放出了气球,这个气球和其它的人类进行了互动,也给他们带去了疑惑和生机。特别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大胆的孩子们都跳着去摸气球……人还可以在表面弹跳,甚至可以做下坠运动……这对孩子们而言,真是非常的刺激,因为他们常年见到的都是城市公寓里坚硬的屋面。”[1]不论气球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它对孩子是善意的,对“我”也是有着积极的作用。除了文本上的戏仿,让这个“气球”不显得莫名其妙。《气球》也是向中央公园的建造者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致敬。气球出现的场所是在中央公园,而非外太空或者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这个熟悉的场景给了读者一丝安慰,也给读者接受“气球”的现实感提供了帮助。同时,气球突然的出现,存在,消失。这一系列行为在现实世界里也并非无迹可寻。“气球”的这一运动轨迹也是巴塞尔姆像“大地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克劳德致敬。克里斯托会把桥梁、公共建筑物、海岸线包围起来,而且从不赋予他们任何独特的意义,这样的创造手法在他看来只关乎欢乐与美感。从用塑料布、绳索等材料去包裹小件的物品如桌椅、汽车到包裹教堂、议会、博物馆、甚至小岛。人们会对他的种种包裹行为进行解读,从政治到生态到科技等等角度,但他自己从来不进行解释、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互动和人们用新鲜的眼光来重审这个熟悉的世界。而他们耗费几年、几十年筹备的艺术作品,可能存在的时间不足几周,甚至只有几小时。永久性并不是他追求的目的,关于“消失”,他们始终相信它可以比任何存在和拥有都永久。“气球亦是如此”,它不是一个物件而是一个事件,它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表现手段,最终的目的就是刺激读者的反应,邀请读者一起来定义它的意义。它在人们熟睡时突然出现在空中,一直飘到中央公园,对于莫名其妙出现的气球,人们热衷于跟它的各种互动。有接触性的互动——在它上面蹦蹦跳跳;有思考上的互动——气球来自何方、代表着什么、是否是安全的。最终,在漂浮了22天后,气球又消失了。可能会再出现也可能不会。因此,“气球”不仅仅是在文本上对电影“红气球”的戏仿,还是对先锋的艺术作品的一种戏仿。当后现代主义文学脱离了传统文学的基本要素:背景、细节、人物、情节等等,它却时不时地继承了文本本身,通过戏仿的手段,让读者在失去情节、人物的作品里,不至于彻底失去了方向和解读能力。并在这种异化的描写中,感悟到和传统的剥离、世界的变化和对自身的反省。

后现代小说在技巧方面既继承了象征、意识、梦幻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又发展出了新的模式和技巧。例如荒诞派擅用道具、破碎的舞台形象等。而巴塞尔姆的作品中则不讲究故事的逻辑性和连续性,更多的是进行文本自我揭示的元小说创作。所谓元小说,就是作者写小说中揭示了小说创作的过程。文学批评家帕特里夏·沃在《元小说》中阐述到“元小说就是在创造小说的同时又论述了小说创作的过程”[2]。对于元小说的实践者,传统的文学形式已经穷尽,他们需要创作出新的模式来进行自我揭示,例如拥有自我意识的叙述,在故事中强调自己作为作者的身份。从这个层面上对“气球”进行解读,气球就是文学文本,市民就是读者,而我就是作者。从一开始的当人们熟睡时,我放出了气球,它在不断膨胀漂移,等它飘到了中央公园才阻止了它。这里体现了文本创造的一定规律性,即使是在流动,仍然要控制走向和定位。但是这种中规中矩的操作自然无法满足作者的创作,所以他感到莫名的愤怒,需要突破常规——“吩咐工程师们,让它长”。第二段提到“要说什么情景是错误的,因为它暗示有一系列的情况可以得出某种解决方案,逃离某种紧张局势”[3],这里的情况和情景,指的是传统小说中的矛盾冲突、高潮结尾。而后现代小说是剥离了这些特征的对平凡事物的平铺直叙,所以没有矛盾冲突,也不没有需要被解决的情况。随后又提到了后现代小说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后来的众人追捧——“现在,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对气球赞誉不绝,认为它是瑰丽的艺术杰作,是膨胀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可在当时,就只有这个气球,实实在在地悬在那里。”[4]而文中人们对于气球意义的莫衷一是,也体现了后现代作品创作的一大特点,既给了读者权力和空间进行解读,并且提醒读者“我们懂得了不要老是追求意义”[5]。气球和孩子们的互动,更是将文本创作从作家的事儿变成了普通人的事儿,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进行互动,得到快乐。但即使如此,人们对于非传统的创作,对于未知和不确定仍然充满戒心,“气球明显的毫无目的的存在——就像它明摆在“那儿”这一事实——让人伤透了脑筋”。在传统的阅读习惯下,即便是作者也站出来申明不用太在意文本的意义,读者仍然执着于意义的追求。有人认为气球玷污了曼哈顿原本的天空,暗指没有确定意义的作品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但作者认为原本的天空就已经阴暗而丑陋——传统作品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并指出尽管人们在表面上说着“玷污”,但内心仍然掺和着某种愉快的成分,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并享受后现代创作带来的全新的冲击。渐渐地,后现代文本的创作也成为了一种标杆,“人们开始好奇地将自己置于气球的不同位置,我要选择阿拉莫智利馆附近气球差不多与47街的人行道相邻的位置”,可见,读者可以从其不确定性中掌握一定的确定性,让其成为固定的坐标。例如文本创作中的惯用手法戏仿、拼贴、零散叙事、蒙太奇等等。气球则是以元小说的创作模式揭示了后现代小说的内在特点,和读者对它从拒绝到接受到享受这一改变过程。当创作手法可以穷尽时,这也是某种程度的确定性。

巴塞尔姆经历了尼克松政府谎言带来的信任危机,越南战争带来的大国正义幻灭,核武器竞备带来的不安全感。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官方语言失去了信心,进一步扩展到怀疑语言本身的连续性和合理性。巴塞尔姆在《气球》中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段落来体现后现代写作的破碎特征。

“庞然大物

竖琴

XXXXXXX与更暗的部分的某种对照

内心深处的欢乐

又大又方的角落

……

灾孽!

猛嚼!”[6]

这段话语意混乱、层次不清,就像巴塞尔姆说的“一块被打碎的镜子”[7]。只有碎片化的语言,才能折射出本来就不连贯的世界的原本面目。就此,语言不再可靠。一如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观点,他把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一般人对符号的用法是一致的:符号是用一个东西来指另一个东西。但在后现代的碎片化语体中,符号的所指消失了,它不再指某个人们公认的具体的东西。所以由语言构成的文本的客观性也随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但在《气球》中意义并非是不确定的,相反,符号所指的消失,只是给读者提供机会去探索多层意义。第一层的意义体现在孩子和气球的互动中,孩子接受的是气球的表面意义,即带来快乐,也就是阅读带来的快乐。但巴塞尔姆立刻又提到“可是气球的目的并非为了逗乐孩子”。第二层的意义是艺术本身应该是能被即刻享受的,而非探讨背后深意——“一开始,关于气球意义何在的问题,也有相当的争论,但随之这种争论就冷却了下来。我们懂得了不要老是追求意义”[8]即使巴塞尔姆是这样呼吁的,但他知道大众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例如,小说中一些人坚持要找到气球的具体意义,通过权威的字眼“经实验证明”寻找安全感。但一些人也开始艺术本身的非实用性,无意义性。第三层是作者意图,除了一开始点明是作者“我”放出了气球,任由它的浮动,后续就不再提到作者跟气球的互动,直到最后一段阐述了“我”放出气球的私人原因。但是这个私人原因并不影响,气球产生存在消失对人们造成的作用。巴塞尔姆在此试图说明艺术的创作目的本身是私人的,但是私人的目的并不影响公众对于艺术的欣赏。以上,通过分析,后现代小说文本虽然没有传统文本层次鲜明,意义突出,但还是可以去分析理解。

后现代小说在崛起之初,以其反现代化的突出特点而让读者一度困惑。但是随着它本身的发展和成熟,人们开始掌握它的基本写作手法,中心主体内容,以及它普遍表达了社会巨变中焦灼的人心。这时,它所有的“不确定性”在某种层面上变成了“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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