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作者生平

张香海约生于1801-1805年之间，主要活动于道光、咸丰两代。于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张香海参加大挑，被定为一等，被分发至四川省候补。因张母已年过七十，按惯例可以就近任职，张被任命为阳武知县。在阳武县任上尽职尽责，当时正值荒旱且有黄河决堤，张香海捐自己的俸禄并发放赈灾粮食，使灾情缓解，安定民心［2］。在阳武县任上时，张母去世，张香海回乡守制。守丧期满后，张香海仍被发往四川候补，在去四川的途中写下《纪程》。到四川后张香海担任梓潼县令，后调任酆都县令。咸丰七年三月，张香海再次担任梓潼知县。当时的清王朝的第一要务是剿灭太平天国，重武轻文是必然的，但文人出身的张香海认为文献无征是知县之耻，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主持重修了《梓潼县志》［3］。咸丰十一年，蓝大顺兄弟和李短鞑的反清武装进入江油，欲进攻安县，长官知张香海的才干，于二月二十日檄调其署理安县知县。张香海到任时城垣军储都不足恃，正力图整顿时，反清武装已经入安县。两战不利。四月十一日蓝军以地雷陷城，张香海率丁勇巷战而死。死后赐祭葬贈直隶州知州，殉难地方和原籍都立专祠纪念。［4］

二、《宦蜀纪程》的史学价值

（一）“天朝崩溃”后的沉寂

每本书都会打下时代的烙印。我们可以通过一本书看到这本书诞生的那个时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值得历史学者关注的时代，而《纪程》产生的1849年也是如此。该书产生的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大多数历史学者把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之后的清王朝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南京条约》、《黄埔条约》被今天的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但是从《纪程》中却没有发现近代的因素，作者的观念、旅途情境似乎和鸦片战争前并无大的区别。该书提到了两位与鸦片战争有极大关系的历史人物。一位是琦善，他是鸦片战争期间除了道光皇帝外最为重要的人物，被认为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杨芳，他在琦善主和失败后，与奕山共同主持抗英事务。这两位被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重，是因为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的重要地位。但是鸦片战争后不久产生的《纪程》对他们在鸦片战争中的事迹竟然只字不提。作者走到紫柏山留侯庙时，在庙门前的石刻上看到了杨芳的名字：“大门内石刻诗十余碣，记有杨果勇侯芳、陶文毅公澍二公名。”［5］这说明包括作者在内的当时主流价值观对杨芳是高度认可的，人们对杨芳在鸦片战争时的无能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他平息张格尔叛乱和镇压四川清溪、越西等地彝族起义的赫赫武功。杨芳在书中只是被简单提到，而琦善则是同时代人中着墨最多的人物。《纪程》最后的纪事篇专门讲述了琦善的故事，谈到了他如何凭借卓越的智慧平定“胡匪”，为民除害，保一方平安。显然作者对琦善是佩服的，而当地人更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琦善的尊重，“罗江厅靖侯祠有长生位二，一琦相，一刘廉访喜海，皆除胡匪之害者。”［6］人们记住的是他保一方平安的功绩，至于其在鸦片战争期间是卖国还是立功，他们在所不问。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本书所反映的鸦片战争后的沉寂和人们对杨芳和琦善的态度可以佐证这个观点，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鸦片战争和其对中国的影响。

（二）蜀道的无限风光

李白以极高的才气和诗人的浪漫将蜀道之难深入人心。但是李白并没有走过蜀道。而《宦蜀纪程》可以带我们去更直观的感受蜀道的艰难。除此之外，作者还带我们感受了蜀道旁的壮丽山河，让我们走进蜀道中的文化景观，了解蜀道旁的人文传说，感受蜀道的自然和文化的魅力。先谈一下蜀道之难，作者于十一月十八日出宝鸡县，开始进入跨越秦岭的北栈，栈道的情形是这样的“悬崖峭壁，往复迂回，如梯而上，如缒而下。高者必危，侧者必险。”［7］十一月十九日有这样的记载：“一日行万山中，横峰侧岭，危崖侧径，有移步换形之妙，却令人不敢俯视。”［8］这样反映蜀道难的记载还有很多，不能尽述。蜀道虽然艰难，但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蜀道中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如在五丁峡，作者这样写到：“过五丁峡，一名金牛峡，漾水流经其中，萦回至宽川铺。而东峡之两山，相去丈许，巉岩峭壁，一线窥天。矗立谽谺，千奇百怪。日前所过数关，高而无奇，险而生畏。惟此峡，鬼斧神工，石色黝静而生秀。或如狼牙，森排戟也；或如蚪户，敞浮思也。愚谓山水明秀，以紫柏为清幽；山水雄奇，以五丁为生僻。”［9］

除了自然之美外，蜀道旁还遍布了人文古迹，作者在难如登天的蜀道旁不改文人风范，有古必访，有联必观，给我们带来蜀道文化的大餐。十一月二十一日作者走到了紫柏山，拜谒了留侯庙，并记录下旅游过程，将各种对联和碑刻、传说展现给读者。对联如：“心远地偏，胜地居然仙境；功成身退，先生自是达人。”［10］除了留侯庙之外，还有诸葛亮墓。在这里作者不惜笔墨，对武侯墓和沔县武侯祠作了详细的记录，既提到了其中的布局、塑像，又记下了其中的匾额和对联，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这对我们理解诸葛亮，理解前人对诸葛亮的认识和评价有重要的价值，对保护文物古迹也有作用。除了记录下武侯墓和武侯祠外，作者还将当地人对武侯的祭祀情况记载了下来，这对我们了解当地的民俗和信仰都有极高的价值。当地人每年清明节前后祭祀诸葛亮，祭祀日成为当地的盛会，临近各县也有很多人前来，每年都有专门的主持人，祭祀的程序也极具操作性。当地人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祖先和神灵，水旱和各种琐事都要拜求诸葛武侯来解决。［11］除了张良和诸葛亮外，蜀道旁还有纪念张飞和庞统的庙宇，他们共同组成了蜀道的文化景观。蜀道不仅是连接中原、关中与四川的通道，也是连接古今的文化通道，它带着我们穿越历史的时光隧道去感受悠远绵长的中华文化。

（三）丝路两起点的文化风貌

《宦蜀纪程》一书作为旅蜀的记载，被四川学人所关注。又因张香海是山东人，山东学人对本书也有记载。但本书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对他在河南和陕西情况的记录，是研究清代后期河南和陕西的历史的材料。河南和陕西是南宋以前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作者在行路过程中做了详细的记录。这里不能一一罗列，只选择文物最为集中的丝绸之路两大起点洛阳和西安作简单介绍。作者于十一月初二到达洛阳，游览了洛阳的文化景观，如齐田横墓、白马寺、狄粱公墓、苏秦故里、迎恩寺、夹马营、贾谊故里等。［12］这些景点有的已经不存在，有的虽然存在但也面目全非。通过作者的记住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洛阳城的文化遗存和当时人的信仰、价值观念。十一月十一日作者到达西安后，这样评价西安城：“城池壮阔，民物殷繁，阛阓栉比，车马喧阗。古迹多不可考，惟城隍庙贸易聚集，府学碑林，唐碑最多。”总之，通过作者的记载，我们对清代后期丝绸之路两大重镇西安和洛阳的物质情况和民俗状况都有深入的了解。

注释：

［1］《山东通志》卷134。

［2］《山东通志》卷176。

［3］杨曦《重修梓潼县志》序。

［4］余天鹏续修《安县志》卷24。

［5］《纪程》28页。

［6］《纪程》104页。

［7］《纪程》19页。

［8］《纪程》21页。

［9］《纪程》51页。

［10］《纪程》27页。

［11］《纪程》44页。

［12］《纪程》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