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企（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入历史、叙述历史，他们借助对历史题材的理解与把握，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加以丰富的想象与艺术创作，使历史以独特的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观照历史，反思现实。迟子建的小说《白雪乌鸦》便是通过对记忆中的“历史”题材的把握，通过文本“同历史对话”，进而“参与构建关于未来的对话”。

从内容上看，《白雪乌鸦》是一部叙述灾难的小说，它讲述的是1910年到1911年哈尔滨鼠疫大爆发期间老城傅家甸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日俄战争过后破旧不堪的东北小城区里，中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混居在一起，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生活在这种种矛盾之中的普通百姓倒也安之乐素。然而，鼠疫的到来，打破了包裹着柴米油盐、买卖交换、生老病死和爱恨情仇的宁静。

再现论的文学观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真实地再现生活，真实地呈现、复制和模仿某种生活原型及其背景。“‘再现’可以指图画般的生动描绘或以象征表现外部客体，也可以指揭示人性的一般普遍特征，或呈现自然世界外部客体后面的理想形式。”《白雪乌鸦》的创作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想象创作而成的，“非典”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刺激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作者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想象、虚构塑造了22个标题，并以把生活碎片剪裁拼接的方式来表达历史。

死亡，真实的历史死亡，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一部灾难题材的小说，在小说《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了历史。依据史料，当时仅有两万多人的傅家甸，鼠疫中疫毙者竞达五千余人。正如书中所说的“这年头，人的命比煎饼都薄情”，作家对鼠疫的初始及爆发进行了真实的书写。随着暴毙街头的巴音开始，鼠疫悄然而来，扼住傅家甸每个人的喉咙，随时会带走他们的灵魂。“傅家甸的鼠疫，如果说是巴音和吴芬拉开序幕的话，那么彻底打开大幕的人，就是张小前了。从他疫毙的十一月中旬开始，仅仅十天时间，死亡人数竟然攀升至四百余人!棺材铺和寿衣店的槛，快被人踏平了。”从小说的第三章开到倒数第二章，对于鼠疫的描述从未间断过，它所带来的是不断攀升的亡者人数，小说中横尸遍野、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令人咋舌。在历史中所记载的这场鼠疫灾难亦是用的“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来形容。在鼠疫夺去的性命中，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善良之人还是奸恶之辈。书中的人物，便是在历史中疫毙者们的真实写照。作者直面历史，尽心地书写，将这种无可逃避的历史悲剧再现，让人们通过书本身临其境，感受着“这拂面而来的死亡的气息”，深深地铭记历史，缅怀亡灵。

在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傅家甸平民百姓的群相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自然、真实并且细致的诠释。在死亡笼罩亡无的孤城，人物的心态由恐慌到麻木，再由淡定至心生希望，点点滴滴，淋漓尽致，人性的诸多不可调和的要素，在这场无硝烟的战役中生动地演绎着。迟子建在作品中，对伍连德这个在对抗鼠疫过程中扭转乾坤的大英雄，没有做过多的描述和突出，而是又一次选择了作家擅长的民间叙事立场，用了二十二个关键词，串起一个个生活在傅家甸的平凡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情感，看“他们怎样承受灾难，承受人世的无常”。迟子建持着温厚与凝重的态度，其笔下的人物隐忍于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中。

在《白雪乌鸦》这部小说中，没有被歌功颂德的伟大人物，出场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作者采用散点透视的叙述角度，以拼图式的结构构建起这部群像小说，每个出场的人物都受到作者平等的理解和尊重。即使是以灾难为主题，但突出的却是灾难中人的态度和行为。另外，由于作家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使得《白雪乌鸦》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历史人物已不再是所谓“代表着时代前进方向”的响当当的英雄，而是有着自身弱点的芸芸众生。历史也不仅仅是英雄的历史，而是普通群众的历史。

“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这是小说第一章“出青”的开头，作者在这里令节气作了开场。接下来才写到历史卷册上所记载的时间：“这是一九一〇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由王春申的马车引出了傅家甸的街市场景，为鼠疫的到来渲染了冷清的气氛。

王春申是一个不讨人喜欢、老实本分甚至窝囊得有些过分的一个人物形象，他终日以马为伴，内心孤独。他又是善良的，对非亲生的女儿视如己出，对感染鼠疫的人关怀备至。鼠疫之前的他可以说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窝囊废，可是鼠疫以来，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作者用这样一个怯懦、隐忍、善良的人物形象暗喻沧桑中的民族性格，但未免显得太过沉重，太过压抑了些。

另一位人物形象喜岁的出场则给小说带来了些许明亮和生活的缕缕欢心。喜岁聪明机灵，能说会道，讨人喜欢，他常年走街串巷卖报，时不时给人送去最新的时事热点。他善良有同情心，和父亲、祖父自愿担负起给隔离在火车车厢内的灾民送饭的任务。但这么一个善良勇敢的人，只因想要在祭灶王爷时为母亲拿一把火车上的干草而不幸感染鼠疫身亡。在《白雪乌鸦》里的每一人物形象几乎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在死亡面前，无所谓英雄还是凡人，因此每个人的选择都显得尤为庄重。即使是伍连德这样奋战在抗击鼠疫一线的医生形象，作者也并未给予太多的篇幅和浓墨重彩的渲染。灾难面前，人的种种善良之举都值得被铭记。

太监翟役生是作家着墨比较多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作家对灾难中人物多面性的体察。特殊的身世和遭遇，让翟役生变成了一个无赖。他奉行他的无赖哲学：“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吧。”自私和绝望使他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满怀仇恨、满腹抱怨的翟役生们，对他们来说，巨大的社会动荡、压倒一切的灾难是他们得偿所愿的机会。然而，这些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戾气最开始是由人与生俱来的善良变化而来的，或者说迟子建始终相信没有人会生来便对这个社会抱有如此刻骨的仇恨，最终，翟役生在教堂中自我辩白对这个世界的爱恨交加，眼含热泪。这是典型的迟子建式的人像描绘——批判点到为止、温煦无处不在。

《白雪乌鸦》中还有一群可爱的女人形象，尤其是身处爱情中的女人，她们的爱情给压抑和悲情的氛围增添了很多温暖和遐想。这些女人之间的相互体恤也令整部小说变得温暖，有一种人间的日常炊烟气息。在对女性人物故事进行讲述的过程中作者始终牢记“引而不发”四字，这样含蓄的书写方式又因为苦难中人与人的惺惺相惜、彼此宽容更显得弥足珍贵。

对作家迟子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开始。正如作家在《白雪乌鸦》后记中写道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13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当傅家甸这场灾难性的鼠疫过去，春光便将人间的囚笼给绽裂了，傅家甸又是焕然一新，生机重现。正是傅家甸人民的不屈与坚韧，他们的温情与豁然，才在累累白骨之上点燃了这份生机。小说的最终章“回春”中，冰天雪地的傅家甸换上了春装。一生命运多舛的翟芳桂终于熬出了头，在纪永和死后她继承了粮铺，按照陈雪卿的遗愿收养了陈水、接管糖果铺，并最终与疼爱她的罗扎耶夫成亲；傅百川的疯子老婆苏秀兰在鼠疫消散后又怀上了孩子；鼠疫夺去了于晴秀一家人的生命，但在一切风平浪静后给她送来了另一个可爱的仍叫喜岁的男孩，傅家甸的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平和的日子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要记述历史，谱写出生命的挽歌，更多的是想通过历史的再现向读者展现出死亡之下的人性光芒，以及在灾难后的可贵生机，作者想要写出的是“死亡中的活力”。小说的名称白雪乌鸦，从字面上来说这一黑一白的两个冷色给人一副苍凉荒芜的景象。但在书中乌鸦的存在并不是厄运的象征，它是陈雪卿心中的吉祥鸟，给于晴秀带来了奶水以哺育新的生命。如此看来，谁又不能说是乌鸦带来了万物复苏的元气，唤醒了这片皑皑白雪，唤来了生机。死亡会带走一个个无辜的生命，却无法抹灭人们想要生存的欲望。经历了生死后的傅家甸人，更能看到生命的可贵，在这片土地上绽放生机。

“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在所有人物的合理性都得到充分展示的时候，作家的褒贬喜恶也都变得含蓄。尽管在鼠疫来临时生命消逝的过程不过一夜之间，尽管也有如纪永和、翟役生、周耀庭等人借鼠疫之灾大发横财的卑劣行径，但不同生命在那段历史时空中做出的形形色色的选择却更能打动人心。《白雪乌鸦》中所展现的灾难中的日常体现出“生存”或者说“生活”始终是无常世事的第一本质。当灾难来临之时，人所追求的不过是现世的安稳；灾难过后，留在人们心中的创伤有如盘旋在白雪地上的乌鸦般久久不去。如何铭记历史，如何透过天灾人祸洞察人心是《白雪乌鸦》带给我们的关于生活的恒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