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有晶（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一、研究背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减贫事业始终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一。2013 年习近平在湘西作调研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勿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后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育脱贫，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这是我国长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经验总结。由于职业教育属于实用型教育，具有见效快、周期短、针对性强等显著特点，与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高度契合，是促进就业和消除贫困最有效且最直接的手段，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通过对现有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学术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对其内涵、意义、实施路径、以及存在的问题的探讨，而对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探析却鲜有涉及，本文试图运用PEST宏观环境分析模型对现有政策的执行环境进行分析，进而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二、主要政策介绍

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确立以及“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的推行，职业教育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今年两会期间，围绕“中国制造2025”计划，职业教育再一次成为热议话题。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目标。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生产一线高技能人才的短缺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瓶颈。为了打破这一瓶颈，我国做了很多尝试。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从提升教育脱贫能力、拓展教育脱贫空间、集聚教育脱贫力量三个方面对职教扶贫工作进行了说明。该政策对于职业教育的扶贫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资金补助：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费、提供国家助学金补助。实施职教圆梦行动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和技能脱贫千校行动。

第二，加强技能培训：建立公益性农民培养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支持职业院校联合社会各部门，向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乡村旅游、节能环保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实现脱贫举措与技能培训精准对接。

第三，促进多方合作：鼓励高校、专家教授、博士服务团、科技服务团、企业、校友等多方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加强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打造品牌产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并拓展产品市场。

第四，加大信息技术应用：建设学龄人口就学和资助状况数据库，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快实现“三通两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网络课堂建设与应用。

教育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精准脱贫与职教发展相结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相结合。做强中职、做优高职、做大培训，增强职业教育办学的针对性，整体提升当地人力资源水平。

为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任务，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中提出为就读职业学校的“三区三州”贫困学生开辟招生和就业绿色通道的计划，并明确了三大任务：全面落实东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行动、东西协作中职招生兜底行动、职业院校参与东西劳务协作。

三、模型分析

PEST分析模型是指从宏观角度分析企业或行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和技术（Technological）。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应用这一模型来分析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宏观环境，从而发现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障碍。

1、政治法律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第七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说明法律从客观上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该法于1996年通过，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有必要出台新的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相关的法律，以解决精准扶贫工作中法律缺位的问题。

2、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指一个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就业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往往决定着政策的落实效果。

首先，从我国的整体就业程度来看，一方面高校扩招使大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另一方面职业技能人才缺乏使全国各个行业出现了“高级技工荒”的局面，月薪万元招聘高级技工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来说，学好一门技术就相当于有了铁饭碗。因此，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破解中国目前的就业难题。

其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实现有赖于和当地特色经济产业的结合。例如内蒙古锡林郭勒地区开展了民族服饰制作、奶食品制作等贴近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培训。再如河北曲阳县，当地政府依靠石雕艺术这一特色产业，一方面鼓励石雕名家通过收徒的方式培养成熟工匠，另一方面还创立了雕刻学校，培养石雕及其相关产业的人才，并联合企业和清华美院设计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实现了精准脱贫。［2］

3、社会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教育状况、对政府的信任度等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在社会文化相对保守的农村地区，由于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浸染，村民的官本位意识浓厚，主观上认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对职业教育持歧视态度，没有意识到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社会效益，［3］“技术无用论”使很多农村青年热衷于追求普通高等教育而不屑于选择职业教育。不可否认，这种思想观念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利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顺利实施。

另一方面，从扶贫实践来看，一些贫困村村民形成了自身低水平需求与低水平物质供应之间的均衡，存在“等、靠、要”的贫困亚文化现象，致使自身脱贫的内在动力被极大削弱，长期的“输血式扶贫”使得他们缺乏脱贫致富的志向，所以多年来扶而不起、帮而不富。

4、技术环境

技术环境指相关的技术手段和科技开发等内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贫困地区出现了农村淘宝等电子商务技术以及“互联网+教育”的新型培训模式，为脱贫攻坚打开了新思路。但是由于一些贫困地区处于偏远地带，上网资费较高，终端设备昂贵，造成了互联网覆盖面过小的局面。而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资金紧张，用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有限，极大地制约着 “互联网+教育”的推进。此外，当前网络教育资源中真正适合贫困群众提高生产技能、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应用型网络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四、总结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阻碍政策执行的外部环境因素。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法律体系建设、结合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加强职业教育的正向舆论宣传与引导、巩固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将有助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只有做到内部政策和外部整体大环境的完美契合，才能加快贫困地区脱贫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