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佳慧（青岛科技大学，山东 青岛 266000）

一、佛教艺术的汉化

佛教绘画大致可以分为备佛教徒供养敬奉之用、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和供人欣赏的画家写意之作三种。根据佛教绘画的目的和内容，备佛教徒供养敬奉之用的画像可分为尊像画、经变画和曼陀罗绘画三种。备寺院殿堂庄严之用的佛教绘画可以是佛传图，也可以是本生图画，还可以是佛、菩萨、天龙鬼神的形象画。佛、菩萨的画像通常被古代封建帝王利用，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因此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很多佛教题材的卷轴画、石窟壁画，如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中的壁画。

佛教是中国学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 但它却不属于中国学术固有的传统 , 是中国主流文化形态中唯一外来的成分 。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 自它的传入起 , 中国本土的文化在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的

碰撞磨合中, 自身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 , 佛教与多民族文化在美术中的充分反映 , 是魏晋南北朝美术的一大特点 , 尤其是敦煌壁画等中国佛教典型作品 ,对后世文化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在此期间出现了曹不兴 、 顾恺之 、 戴逵、 陆探微 、 张僧繇 、 杨子华 、 曹仲达

等一批画家以及大量的寺院画工们 , 对于魏晋南北朝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功不可没 , 他们率先从感觉上以中国本土固有的文化心态改变了佛教面貌, 并且反过来以外来的佛教中的艺术形象又影响着民族文化。他们通过艺术创作进行了宗教与文化的在大融合 、 大普及, 使佛教艺术中的外部形态深入到中国文化的观念之中 。这样, 艺术造就的感觉模式便不再随佛教本身的兴衰而变化消失 , 反而使得无论是对佛教的倡导或反对 , 都变成了一种对佛教文化的深化认识的过程 。魏晋时期美术家们所创造的那些众多的佛教美术作品 ,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了永恒的审美价值和足以代表时代特征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 , 并同时对后世中国画有着深远的影响 。

二、佛教艺术对当时绘画的影响

中国早期佛教绘画以六朝作品为代表，其特点是对绘画形象的借鉴和对民族化的努力。经过不断地临摹学习，中国本土的佛教画家逐渐成长起来，在学习外来艺术的同时，在创作中融入中国本土元素。到晋朝顾恺之时期，佛教艺术已经有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北魏中后期的人物造型逐渐受到南朝“秀骨清像”的影响，

绘画技法也有了进步。印度佛画重晕染的技法和根据人物社会地位区别其大小的构图方式，影响了当时的佛教绘画创作者。这个时期的壁画大都是大幅的连环形式，在绘画元素中也融入了生活元素，并在人物造型、环境背景描绘方面表现出了写实的画法，反映出现实生活元素。如，这个时期的石窟艺术出现了大幅本生、佛传故事画，情节复杂，描绘精细，反映出外来佛教开始和中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这些壁画多以白壁为底，用线描勾出外轮廓，造型简单而又生动，色彩清淡雅丽，从整体人物造型来看，艺术风格开始表现出中国传统的民族绘画面貌。

三国时期曹不兴的佛教绘画风格也传承百代。西晋时期的卫协有“画圣”之称，东晋时期的顾恺之也是一位佛像画高手。《历代名画记》中记载：“顾恺之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画完毕时，其画光彩辉目数日……”“六朝三杰”中，著名的张僧繇不仅人物画造诣极高，而且对石刻造像也深有研究，他创造了佛教绘画中第一种样式——“张家样”。这种样式的特点是借鉴天竺的凹凸画法，以线条勾勒人物造型，层层晕染，使人物具有写实性。他的凹凸画法将孔孟文化和佛陀画融合在一起，由此可见，其融合了两种文化的主张。除了张僧繇创造的“张家样”，曹仲达“曹衣出水”的画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曹家样”）也是我国佛教绘画中的一种样式。在佛教绘画汉化的过程中，除了名家的推动以外，士大夫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佛教，推动了佛教绘画的汉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绘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绘画艺术，中国佛教绘画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佛教美术对当时雕塑的影响

中国雕塑，在未受佛教艺术影响以前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达到很高的成就，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造型古拙，通体线刻花纹，图案匀称典丽。不过魏晋以前的雕刻，除西汉霍去病墓一组石雕动物外，现在发现的大都是小型的，体量不大。由于佛教艺术是以雕塑为主（犍陀罗艺术、马图拉艺术、笈多艺术、巴米扬艺术的主要作品都是雕塑），所以它进入中国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都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完全是政府行为，是倾举国之力进行的，仅龙门石窟宾阳洞即用工 80 多万个，上自皇室贵族，下到普通工匠，都怀着虔诚的心情从事这项工作。佛教形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最初的雕像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烙印，衣饰贴体，衣纹紧密有力，面部呈椭圆、宽额、高鼻、长眉、丰颐、严肃庄重，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希腊人的影子来。北魏中期以后，佛像雕塑就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人物形象主要是汉人形象，人物表情也不再是那种生硬、呆板的情态，而是生动传神，更多地以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和现实生活场景来表现佛的形象和佛教世界的生活，已经能够更为自由娴熟地运用雕塑技法，而这种技法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技法。人物形象中国化了，但那种形而上的精神超越仍然存在，那是信仰的力量，也是魏晋南北朝艺术感人之所在，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这一时期的雕塑都达到了中国雕塑艺术的顶峰。对佛教美术的吸收融合，是中国美术学习汲取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中国美术对佛教美术的吸收，始终是主动地接纳— —改造— —融合的过程，是充满自信的拿来主义，而不是被动接受、全盘梵化。它极大地

扩展了中国美术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美术的造型语言，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佛教绘画汉化的过程中，除了名家的推动以外，士大夫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佛教，推动了佛教绘画的汉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繁荣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佛教绘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绘画艺术，中国佛教绘画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