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靓颖（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一、陕北之地域性分析

音乐文化的区域性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专业的研究热点之一，著名文化地理学者陈正祥曾经指出“区域研究是研究一个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口、产业、社会、宗教、民俗以及艺术等等，故在内容上颇和中国的方志相似。”［1］与此同时，蔡际洲先生通过“学科理论、分布状态、传播变迁、历史渊源、生态环境”［2］五个方面，将几乎所有与区域音乐文化相关的研究都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讨。

自然地理环境对区域文化影响深远，从地理上看，陕西位于中国的中部，陕北地形西北较高而东南较低。［3］众所周知的是，陕北历史上曾经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如今陕北专门指陕西省榆林市和延安市，因其都在陕西的北部，所以得名。由于黄土高原独特的地域性特点，以及动荡的历史变迁使得陕北音乐具有原创性、多元性等浓厚的地方性色彩。

二、陕北说书之艺术特色

戏曲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说书作为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书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已久，学者普遍认为其起源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相传西周宫廷乐官瞽朦是我国传统说书职业的先祖，而关于陕北说书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代的《榆林府志》。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因其通俗易懂的特征，故而便于传唱，也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最开始，这只是穷苦盲人生存的手段，通过说书艺术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他们用民歌小调的形式演唱一些广为人知 的传说故事，在那之后逐渐吸收融合当地有关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陕北说书”。

从语言表达上看，由于陕北说书是陕北特有的民间艺术，其主要面对的是当地的听众，因而，白话方言是它的主要传唱工具，使用到的文言词汇非常稀少。［4］同时其中的唱词具有非常浓厚的当地生活气息，例如对于古代英雄的描述是：“头大如斗，眼赛铜铃，口似血盆、牙赛钢锥，捶头一攥炒菜盆，两只老脚赛门樽”。这同时也体现着陕北说书的区域性特点。白话方言的使用，拉进了百姓间的距离，增进了亲切感。

从表演形式上看，说书人一般怀抱三弦或者陕北曲项琵琶，一人单坐，一只脚上绑着栓板，在表演过程中，栓板作为伴奏乐器配合说唱。因此，对于说书人的全能性要求很高，不仅要能说能唱，会伴奏，同时还要声情并茂的表演。这种表演形式的优势在于演出场地要求不高，多为陕北农村，可在庭院炕，抑或在田间，听众从几人到几百人均可；而其劣势在于，说书人在表演对话时影响因素过多，不能做到绘声绘色。

从陕北故事的内容来看，有很多传统的书籍，其主体一般都是基于民间传说和爱情故事，其中代表性的长篇故事有《花柳记》、《摇钱记》、《观灯记》等,同时，短篇故事《张七姐下凡》也广为传唱。20世纪40年代以来，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许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新书目被接连地创作出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巧团圆》、《毛主席说书》等。总体看来，陕北说书选取的主题内容，大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并根据时代的变化，逐步更新取材。

从陕北说书的曲调上分析来看，基于其“说”“唱”与音乐的有机的结合，陕北说书艺术号称具有“九曲十八调”。丰富的曲调虽然本来就足以满足各类场景、场面的需要，但本着精益求精的发展态势，许多说书艺人还在表演的同时，借鉴了许多相关的音乐形式，并将其有机的应用到说书表演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陕北说书的音乐表现形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陕北说书艺术将“说”与“唱”交替使用，“说”来交代故事背景，平铺直叙，而“唱”多为情节中人物的角色表达，带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说”与“唱”的综合运用，丰富了陕北说书的艺术形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丰满的艺术人物，使观众有着深刻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三、陕北说书之现状探析

建国之前，陕北说书艺术的主体传承方式是盲艺术家的口传心授。这些老一辈的说书艺人一般不仅是眼睛看不到，而且由于条件有限，很多人没有机会进行知识的学习，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因此陕北说书这种民间艺术在盲人极其狭窄的圈子里不断发展，依此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在后来的整理过程中，由于整理者不熟悉当地方言，对故事内容难以分辨，其讹误在所难免，如《转靴记》“靴”误作“学”、《九美图》“美”误作“梅”、《白绫记》“绫”误作“翎”等。《双钗记》“钗”误作“才”,也符合着出陕北方言ch/c区分不明的特点。

（一）现状调查

如今比较知名的专业管理团队有延安曲艺馆和安塞县民间艺术培训中心两个机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临时班社、家庭班社和单独行动的艺人，这些社团和艺人在真正意义上承载着陕北说书的保护和传承的历史使命，也是这项工作不二的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其总体上约有团队40个，在榆林、延安及陕北周边省区内共有陕北说书艺人1000多人，艺人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其中男艺人所占比例极高，达到了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而约100人具有独立创作的能力，县、市、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10名左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只有2名。陕北说书全部传承的传统书目约500多部（段），创作书目700多篇（段）。由陕西省文联、文化厅、艺术馆、省曲艺家协会、延安市文化局、曲艺馆、曲艺家协会和部分县相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举办陕北说书培训班近十期，受培训艺人近400人次左右，举办陕北说书大赛五次，获奖者达300多人次。［6］

（二）存在问题

首先一个重要问题是有目标、无计划。其实陕北说书艺术保护的提出，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但现状却是表演者老龄化十分严重，文化层次的局限性对于陕北说书的传承非常不利。其次，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费少，难维护。从事说唱的演员不论是常年坚持演出，亦或是只是寻常兼职都难以凭此维持生计。［7］这充分说明了陕北说书项目的保护，需要有充足的经费做基础。最后，由于陕北说书对于表演者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会说能唱，还要精通伴奏，可以栩栩如生的表演，并根据亲身体会和现实故事进行再创作，这不仅仅考量着传承者的技艺，同时也加大了选择传承者的工作难度。

（三）保护对策

研究中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市场是根本，如何吸引更多的观众认知戏曲是根本中的根本。当今“大数据”已悄然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更是被大家所普遍接受，但陕北说书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还略显滞后，例如，以“陕北说书”为关键字的微信公众号还不足二十个。与流行歌舞相比较而言，陕北说书面临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陕北说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性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让陕北说书更加适应时代潮流、更加迎合市场这一问题就非常重要。在此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基层保护措施，给予适度的经费，保证陕北说书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创作新作品，参加电视等媒体活动，扩大其知名度。

河南省电视台的《梨园春》栏目对于豫剧的传播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2004年底，年仅4岁的孔莹幸运地摘得了少儿组金奖的桂冠，并且通过这个平台走向大众视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引领了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豫剧的学习和传承中来。最近几年以来，通过与各大卫视联合举办戏曲晚会的形式，豫剧得到了空前的热度，并越来越被国内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和喜爱。

无独有偶，应请进来、走出去，为宗旨的百乐会相声剧场的邀请，来自陕北的艺术家们为观众献上了“陕北说书”的精彩表演。东北西北的曲艺融合交流，不仅提升艺术审美，更是一种文化交流，2006年5月陕北说书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总之，尊重区域文化，传承陕北说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注释：

［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版，第 23 页

［2］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音乐研究》，2011 年第 3 期。

［3］“ 陕 北”， 百 度· 百 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5%8C%97

［4］狄马.陕北说书: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J］.书屋,2009(02)

［5］王小莉.论陕北说书表演中的“说”与“唱”［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30(04)

［6］百度：http://www.sohu.com/a/74777774_119541

［7］栾桂娟.先于曲艺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J］.中国音乐学,1988(03):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