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硕（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一、《半生缘》中的自然主义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中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半生缘》就是如此，整篇故事叙事朴素，没有特别曲折的情节，只写了挤兑平凡小儿女们的爱情婚姻悲剧，比起她的其他作品，例如《心境》里的父女之恋，《封锁》里虚拟的爱情，《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范柳原每一步都充满心机的爱情相比，《半生缘》少见的描写了一种至真至纯的爱情，张爱玲写的是普通人的爱情，并且把这种爱情描写的酣畅淋漓。

故事的发生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平民家庭出身的顾曼桢受过高等教育，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白领新女性。她与来上海求学、工作的南京富家子弟沈世钧在同一个工厂上班。两人因为性格相近，兴趣相投而两情相悦。同样，《半生缘》是一部具有浓重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并且是悲观主义宿命论色彩浓厚的创作曼桢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儿子荣宝意外一无所获，而张豫瑾这样摘心忠厚的乡村医生太太竟会遭到日本军阀的奸杀。

另一方面，有些自然主义作家认为影响角色的主要是环境，环境往往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影响一人的一生。如果仔细的辨读一下曼桢的悲剧，也是环境一手造成的。倘若她不是因为家境贫困，姐姐曼璐也绝对不会去夜总会跳舞，也不会在后来流落为半开门的私娼，这样沈世钧的父亲也不会认识曼璐了。那么，曼桢和沈世钧拌嘴的那条导火线也就完全不存在了，他们的遭遇便不会像书中写的那样。同理，如果曼璐不去当舞女，没有接触到低级的色情世界，她也绝不会下嫁给祝鸿才这样见色起淫心的人，相反，她会安分的跟豫瑾结婚，当然曼桢的人生道路也会重写。在这点上，作者的悲观主义宿命论色彩最为浓郁的社会环境里，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任曼桢等人怎样惊慌奔走，也难逃一劫。。在《半生缘》中类似的情景发生在曼璐身上，兽性是一点一点的在这个女人脑子里萌芽蠢动，然后一经出发，就像毒瘤一样蔓延扩大，再也回不了头了。关于这段，作者的描写也十分精彩：“曼璐在床上翻来覆去，思想前后，她追溯到祝鸿才对她的态度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一天，她每每到这里来探病，后来那天晚上祝鸿才在外面吃醉酒回来，依疯作邪地向她表示对她没有野心。被他骂了一顿。要是真能够让他如愿以偿，他倒也许从此就好了不出去胡闹了。他虽然喜新厌旧，对她每每到好像是一片赤心。然后，她想起她母亲的那一套。她忽然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了孩子就好了。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最好还是自己的妹妹。一来是祝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然后她突然想道，我疯了，我还说鸿才神经病，我也快变成神经病了。她竭力把那种荒唐的思想打发走了，然而她知道它是要回来的，像一个黑影，一只野兽的黑影，它来过一次就认识路了，咻咻地嗅着认着路又要找到她这儿来了。” 照常理判断，曼璐想到这里，应当抑制住自己的兽性。但她没有，在祝鸿才这个男人的阵地争夺战中，她逐渐暴露了野兽的原始本能而且义无反顾的连姐妹之情都一并摒弃了。这大概就是自然主义作家所信奉的“人心惟危“的一个境界。

二、自然主义下与精神分析理论视角下的人物形象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一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它是人物心里的内在张力。张爱玲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这一点。她非常善于通过种种感觉和细节的描写来折射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这种性心理的描写把他们还原为普通人。在世钧和曼桢的爱情中，他们的性本能描写是很到位的。“那箱子盖忽然自动地扣下来，正打在曼桢手背上。才浮起来没有一会儿，又扣下来。世钧便去替她扶着箱子盖。他坐在旁边，看着他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经过她的手，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张爱玲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已经把世钧和曼桢定位为新青年，对他们俩的爱情自然不会有赤裸裸的性的描写，但这个场景却把他们俩人爱的本能冲动表露无疑。而在描写他们的热恋时，作者依然是非常含蓄的。这一部分的描写，作者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抒情等主观因素，对两人的感情进行写实的描写，这是非常符合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的。而曼桢与世钧作为一对普通的情侣，他们也难以抵挡荷尔蒙的诱惑，但是张爱玲却极力表现着他俩的腼腆与矜持，及时在热恋中也不敢在人前表现。然而张爱玲同时也没有把他们塑造成圣人，在他们不经意的举动中显然透露着自身的无意识思想。世钧与曼桢是常人，他们在爱情中也有着强大的性冲动本能，如作品的末尾，在他们的重逢时有一句补充性语句：“从前有一个时期他天天从厂里送她回家去，她家里人知趣都不进房来，她一脱大衣就吻他。”这些都是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创作。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从整体上看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的。他们是小说展示女性命运的映衬之物。她善于描写生活中颓败灰暗的男性在社会现实面前的压抑和挣扎，这是受她的家庭环境和她父亲的影响。她作品中的男性都是她记忆中父亲形象的变形再现。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集吸鸦片，逛窑子于一身。对于她的父亲，她的态度是冷漠的，这也造成了她悲观的一个原因。张爱玲厌恶她父亲的生活，因此，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是她童年记忆中父亲形象的变形：贼头贼脑，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不堪的男性。而在《半生缘》中，张豫瑾这个形象似乎是正面的。叔惠、祝鸿才等无疑都属于缺陷的男性，而沈啸桐则是活脱脱的张爱玲记忆中的父亲的再现。沈世钧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可供指责，然而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纲常和道德规范面前，他的性格缺点便展漏无疑，自卑、多疑、循规蹈矩和缺乏激情正式这些不起眼的毛病将他引向了生活的深渊。张爱玲是带着嘲弄的笔触去在刻画这些人物的，她跟自然主义作家一样是嘲弄专家。总之，张爱玲在对人物进行塑造时，总是无形中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影响，在书写《半生缘》时更是不自觉的所透露出自然主义的色彩，这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