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琪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 400000）

一、《新华日报》在重庆时期的发展

（一）《新华日报》迁往重庆

由于日军逼近，武汉陷落，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被迫迁往了重庆出版。在10月25日当天，《新华日报》刊登了一则“‘本报紧要启事’：本报于10月25日在渝出报，汉口地方版照常发行。”［1］然而，没想到的是，武汉在25日当天就被日军攻占。

新华日报社章汉夫等七人最后撤退，在此之前，《新华日报》的职工以及家属已经分批撤往重庆或者西安。最早带领二十三人撤退的就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熊瑾玎。由于在路途中遭遇敌军的轰炸，很多报社员工及家属在撤退过程中遇难。大部分人员几经辗转，才最终到达重庆。

（二）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以后，报道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抨击了汪精卫伪政府的罪行，对蒋介石则一直采取鼓励抗日的政策。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许多社论，宣扬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抗日思想，扩大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在《新华日报》的办报过程中，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新华日报》的副刊了。它的副刊性质是综合性的、文艺性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内容很丰富，“有各种小品文，各种思想批判，各种文艺批评，各种图书批评以及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等等。”［2］《新华日报》副刊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宣传和国民党统治区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它为维护进步的文化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与熊瑾玎关系探究

由于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势发展，在国民党狱中的熊瑾玎经过周恩来等同志的多方周旋和营救，终于1937年出狱。不久中共领导人就让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经理，自1938年至1947年，熊瑾玎一直在此职位上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

（一）报馆选址

熊瑾玎带人率先到达重庆之后，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报馆的场地问题。由于战乱，很多人员物资撤往重庆等西南地区，因此，房屋资源稀缺，再加上国民党的百般刁难，报馆场地很难找。熊瑾玎为了找到合适的场地，几经波折，最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在重庆西三街找到一处房子，经理部设在仓坪街。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报馆于1939年5月搬往了磁器口高峰寺。然而高峰寺面积太小，基于种种条件限制，熊瑾玎只好再次想办法，在化龙桥街上租到任宗德先生新修的房子，一半用来当发行部，另一半，熊瑾玎就与报馆同事一起挤住。

当时，有一位叫饶国模的国民党县长的太太，熊瑾玎争取到她的支持，她就把红岩的一座楼房租与十八集团驻重庆办事处和我党南方局的机关作为驻地。熊瑾玎又从一个姓陈的非党朋友那里租到化龙桥虎头岩下的一块地皮作为报馆的地址，还在庞家岩租到房子作为员工宿舍。

不仅如此，熊瑾玎想方设法买到了停刊的《星渝日报》的全部机器什物，增强了报馆的办报实力。为了加大发行量，更好地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宣传，他还在城里设立了营业部、采访部和发行科，并在南岸、沙坪坝以及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在成都、桂林以及昆明等地建立了营业分处。

（二）纸张缺乏问题

《新华日报》在迁往重庆以后，虽然每天最早出版售卖，并在排版等方面也毫不逊色于《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其他报纸，但是作为言论机关，要出版报纸，除了文章、消息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纸张问题。由于战时物资储备紧张，别说《新华日报》，就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的纸张储备也时常出问题，由此可见，纸张缺乏一直都是困扰报纸发行的大事。据熊瑾玎回忆，在那个时期，他与报社同仁为了纸张能够如期供应，做了很多的工作。

首先由于我党的主张深得民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使得熊瑾玎与其他工作人员能够据理力争，用公开的方式去合法斗争，要求国民政府公平合理地配给《新华日报》所用的纸张。

其次，由于特务破坏，《新华日报》在外购纸遭受排挤，熊瑾玎等人就不得不想办法采取另外的措施购纸。他们打入梁山、大竹等四川产纸最多的地区，在那里调查研究一些纸商。不久，找到了一个姓王的中等纸商，他虽然不拥护共产党，但也不反对，并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赞同。因而，在熊瑾玎的试探下，他答应为《新华日报》供纸，这种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再次，熊瑾玎与同事在重庆之北一个小县城，探得一大片竹丛，可以作为造纸的原料，因而就以纸商的身份，在那建立了一个小型纸厂，足够二三十年使用。虽然每月产纸不多，但对于报社的支持不容小觑。

此外，报社还会在市面上零零碎碎地购买一些，再加上国民政府分配的一些纸，就这样，《新华日报》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出版。

（三）经济上对《新华日报》的支持

在各方条件都很艰苦的情况下，熊瑾玎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省的办报风格，他还经常拿出自己的薪水补贴报纸，不仅如此，为了筹措经费，熊瑾玎一直四处奔走，寻找进步人士的经济支援。

首先，熊瑾玎帮助他的党外朋友任宗德在江津和内江两地扩办酒精厂，不仅使任宗德的生意日益兴旺发达，也赢得了他的信任与经济支援。在重庆时期，酒精厂对《新华日报》给予了极大的经济帮助。其次，熊瑾玎依托党的统一战线，和他忠实、真挚的品格，与当时的国民党党员楚湘汇相交甚笃。楚湘汇当时担任湖南银行重庆分行行长，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四行的常委，并兼任国民政府第二炼油厂厂长。他一直很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熊瑾玎根据这一点，派地下党员到炼油厂工作帮助楚湘汇，自己也经常为其经营提供意见。楚湘汇便用各种方式向共产党提供捐款，熊瑾玎将捐款交给南方局之后，再由南方局拨款给《新华日报》。熊瑾玎还为《新华日报》找到了第三个经济支持者，即当时担任中国工矿公司总经理的鲁自诚。在报馆遇到困难，经费紧张之时，鲁自诚经常为《新华日报》提供援助。

三、结语

通过熊瑾玎在重庆时期的办报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危险性与艰巨性，但是，这依然没有减退熊瑾玎等人的革命热情。我们的党就是在这样一批仁人志士的坚持与奉献中，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熊瑾玎等人虽然没有在前线杀敌，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什么是革命战士。正是他们坚守住了后方的舆论战线，才争取到更多的进步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政，践行“一致对外”的革命主张，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基础。

注释：

［1］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上［M］.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07

［2］潘梓年，吴克坚，熊瑾玎.新华日报的回忆［M］.重庆人民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