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崐（云南工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1701）

中国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是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引起了永嘉南渡的民族大迁徙。当时迁到川、滇、黔、桂等西南各省的中原人为数不少。其中不乏文化水平很高的文人墨客，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和，促进了西南边疆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可以说爨宝子和爨龙颜都是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历史人物。后出现了既有中原文化传统，又有边疆民族特色的《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就不足为奇了。此两碑典雅的文章和汉晋正统的书法，令世人无比景仰。

爨龙颜曾做过中央尚书省的机要官职。从举秀才、历主簿、治中、别驾、终跻刺史之位，他是爨氏家族严格挑选培养的统治者和接班人。从龙颜的仕途经历来看，他必须是精通儒学的士人，才能保举做官，这与中原并无二致。爨氏能够对外臣服于中原王朝，消除外患；对内各大姓分享政权，团结无间，消除内忧。这是爨氏家族能独霸南中达数百年之久，长期不衰的主要原因。宝子和龙颜，便是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人物。

《爨龙颜碑》全名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又俗称《大爨碑》。据有关资料记载，此碑最早见于元李京《云南志略》。其后，明景泰《云南图经》有龙颜传略，还有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有过记述。据此，可知此碑在元明时已为人所知，但未大显于世。

爨龙颜碑现存于云南陆良县薛官堡，1986年3月，拨专款，建亭安置。《爨龙颜碑》立于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9月，距今1560年。碑高3.38米，宽1.46米，厚0.25米。碑额呈半圆形，高0.88米。额上部浮雕青龙、白虎和朱雀，其下有一穿洞，洞直径为O.17米，洞左右各有日纹和月纹，日中踆鸟，月中刻蟾蜍，直径各0.16米。碑阳：碑额24字，碑文共24行，每行45字，全文共904字，字迹不清者20余字。碑阴：官职题名3段，上段15行，中段17行，下段16行；每行3-10字不等，共313字，字迹不清者9字。加监造和作文者署名的17字，全碑共计1234字。碑阴左边刻有清阮元、邱均恩、杨珮三跋及知州张浩建亭等字一行。

关于《爨龙颜碑》的出土时间及地点的问题，各家考证颇有分歧。大爨碑世有“阮元督滇始发现彰世”之说。姚安由云龙亦称：“道光初，阮文达总督云贵，始得之荒阜上。”阮元于道光七年命知州张浩建亭保护。以上说辞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因为据史载，阮元未督滇以前，此碑拓片已流行海内。此外，明景泰《云南志》卷二的“陆凉州人物”栏也有记载：“爨仕德，即龙颜，本州人也。”由此而知元明时期就知有此碑了。嗜好金石考证的阮元是不会不知《爨龙颜碑》在云南陆良的，他既然做了云贵总督，就必会亲自到陆良访证此碑。遗憾的是阮元之前，此碑没有得到识者的推崇，也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故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赴陆良访碑，始发现此碑躺于荒阜上。于是他在碑后作跋，高度赞誉了大爨碑的书法艺术价值。他写道：“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总督阮元。”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又于道光七年，令知州建亭保护。阮文达公毕竟是个识者，并以其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声望，一经他提倡，许多学者文人竞相传拓考释，《爨龙颜碑》从此声名大振。可以说，第二次发现并首肯大爨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的是阮元。

《爨龙颜碑》的书法艺术，由于阮文达公的首肯和推崇，在晚清书法界引起极大的震动。阮福在《滇南古金石录》中大为赞扬：“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竞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为刘宋以来录碑诸家所未见。”大、小爨的书法都在隶书与楷书之间，不过大爨比小爨更接近楷书，这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规律，也因大爨比小爨的时代晚五十多年，由隶变楷的演化又进了一步。《爨龙颜碑》书法雄强茂美，参差有致，笔力遒劲，气势宏伟，就像刀斧击凿而成。方笔中兼用圆笔，仍有隶书笔意，其方笔又比64年后的《张猛龙碑》浑厚大方，其圆笔又比53年后的《郑文公碑》凝重挺拔，方圆兼备，交相为用。碑中的各种尖、圆、方、平之“点”，有如高山坠石，千姿百态。钩趯含蓄丰满，横竖坚实如铁，两端方圆姿肆。撇捺在末端忍蓄出锋后又急收，峻利爽洒，洁净明快。横弯转角，方圆互成，正奇相济。阮福认为“字体方正，在楷隶之间，毕肖北魏各碑，实为六朝碑版之冠”。康南海在《广艺舟双楫》中把《爨宝子碑》列为“神品第一”，又说：“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并作诗赞曰：“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康氏形容大爨风格时说“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此乃康南海对龙颜碑书法艺术的确评。由此可知，《爨龙颜碑》亦是研究中国书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爨龙颜碑》的文字比《爨宝子碑》多，因龙颜一生的政绩卓著，从立碑的规模亦可称得上恢弘巨制。《爨龙颜碑》在文学和书法两方面，都达到了极为高妙的水平。碑文为爨氏族人爨道庆撰，书家虽无署名，但亦绝不是从外地特邀去的。从文学水准看，书法也应是当地人所书，至于何人所书，尚须考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测为：“早先在较繁华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出现和流行的一种新的文化风气，然后传播到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人认为龙颜碑的正文(碑阳)是刚从刘宋政权中心地域来到边远地区的人所写，碑阴(背面)是在当地居住较久的人所写。亦有认为原书写人远道而来，写毕随即离去。还有认为远道请人书写在薄纸上带回上石镌刻。更有推测为爨氏家族去建康时，慕名请王僧虔书写的。种种臆想推断，总之就是不肯说是当地云南人书写的。从碑文的内容看，上述假设都是不懂云南史实的牵强之说，不足为信。其实，就龙颜碑的碑文本身，就已为我们提供了南北朝时晋宋之间和南中地区的不少情况，至少碑文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史实。

第一、它说明爨氏当时的显赫地位，几代人都是滇东和滇池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西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屯戍的汉族移民中发展起来，经过世代定居，基本上“夷化”了的豪族大姓。

第二、它说明爨氏的家世，一直可以远溯到郢楚。先是迁入四川之后流入云南，证明大姓中汉人成分居多，而且，是由邻近地区迁入的，绝非本地的土著民族。

第三、爨氏家族虽受中央王朝册封，但不受制于中央王朝的管辖，决不可能为写这块碑去中原请人。

由此可见，在将近两千年前，云南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闭塞落后。滇文化(包括从元谋人开始、沧源新石器时代崖画、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各种史志、碑刻、书画家及著述)是融熔了中原文化后植根于云南地域环境的文化。一方面它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强烈地反映地域的特色。“二爨”碑出云南，是中原文化与云南本土文化长期融合的产物，“二爨”这样的书法丰碑，是云南乃至中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