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峪

青岛市黄岛区位于黄海之滨，历史悠久而神秘，据载春秋时期是越王勾践北上迁都之處，秦汉时期隶属琅琊郡（国），境内古迹琅琊台，乃是秦皇汉武东巡筑台祭祀之地。

位于黄岛区的土山屯墓群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有两项基建工程选址在附近，经文物管理部门批准，2016年5月开始，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成立土山屯联合考古队，并聘请山东大学考古系任相宏教授作为学术顾问，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土山屯墓群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土山屯墓群2016年度的发现与泰安的大汶口遗址、章丘焦家遗址、临淄齐国故城宫殿建筑遗址和济南鲍山梁二村墓葬一起，入选了当年“山东五大考古新发现”。

由于土山屯墓群所在的古琅琊位置特殊，故在发掘过程之初，我们便带着课题意识来指导发掘工作，积极探索鲁东南沿海地区汉代封土墓的构制、内涵，注意根据发掘迹象分析鲁东南地区与江浙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

葬制

两个年度的发掘，共清理墓葬178座，其中东周时期墓葬25 座、汉代墓葬125座、清代墓葬28座。最为重要的是汉代墓，形制较为特殊，出土遗物丰富且保存较好。

发现汉代封土15处，封土之下一般为两座墓（1号封土下为四座墓）。墓葬之间有早晚关系，较晚墓葬打破较早的墓葬封土，再在墓葬上堆积新的封土，新的封土叠压在较早墓葬的封土之上，从而整体形成一个更大的封土。部分墓圹外围发现有沟状遗迹，可能为排水沟或界沟。

共在7处封土的南侧发现有砖构平台，这类平台均位于封土南侧的缓坡之上，略呈方形，边长2—2.5米，其中10号封土砖构平台中央放置有一灰陶罐。《论衡·四讳》：“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初步推测此类砖构平台可能是“祭台”性质的遗迹，其作用应是在墓前“露祭”时摆放酒食。部分封土发现存在早晚关系的两处砖构平台，分别对应早晚两期封土。关于汉代的祭祀遗迹，以前发现有祭祀坑和“祭堂”，而这种“祭台”，是首次发现。

土山屯汉代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形制主要为岩坑竖穴砖木混椁墓，其中一些墓葬规模较大，并穴分布于封土之下，部分带有墓道，呈“甲”字形。棺椁结构多样，有三椁重棺、双椁重棺、双椁单棺、单椁双棺和单椁单棺等；一般兼具砖椁和木椁，部分保存较好的墓葬，在椁顶之上发现有横铺的圆木或半圆木，似为象征屋顶房梁；椁室内除放置棺外，一般分置有边箱或头箱。M177葬制殊为复杂，椁室有“人”字形木椁顶和堂寝结构。

有的椁外填有大量的陶瓦片堆积，多为破碎的建筑材料，与“积贝”“积沙”“积石”墓形制类似，可称之为“积陶墓”。

棺多为长方形盒状，少量棺为独木凿空制作，其中M147和M157棺外有麻布棺束髹漆的现象。部分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大量头发、胡须和指甲标本。根据出土的关于墓主身份的文字材料（印章和遣册），可称这批墓葬为“刘氏家族墓地”。

随葬品

出土文物共计1000余件（套），主要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器和丝织品等。

原始青瓷器主要有壶和瓿，这类器物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常有发现，从南往北，出土数量依次减少；而在鲁中、鲁南区域，仅有零星出土；但是在江浙一带，不仅出土数量多，而且器物品类也更多。据此，可推测，这种器物大概是汉代鲁东南沿海区域与江浙一带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这种交流，可能是产品的贸易，也可能是技术的引进。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反复查看原始青瓷器的制作工艺和保存状况，发现此类随葬的原始青瓷器基本都是未使用的，很多器物的底部都有烧制时候的残留，甚至部分器物是残次品，歪歪扭扭的。我们也经常在区域内的汉代遗址调查，几乎未在遗址内发现过此类原始青瓷的残片，特别是此次发掘，“积陶墓”内出土的陶片数以吨计，却仅仅发现几片原始青瓷片。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类原始青瓷器是“进口货”，原产地应为汉代的吴越地区，可能主要是作为随葬品。而既然千里迢迢进口了这种“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何仅作为随葬品使用？这恐怕就与自东周以来，琅琊地区与吴越地区的多次移民迁徙有关了。

铜器主要有盆、熏炉、镜、带钩、环、印章等，其中铜镜出土数量大、种类多、保存好。由于埋藏环境不佳，山东地区出土的铜镜，保存状况一般都不是太好。而此次发掘出土的铜镜，由于常年处于饱水环境中，保存品相都非常好，甚至部分铜镜出土之时，依然光鉴照人。

得益于饱水环境，漆木器发现较多且保存较好，主要有漆奁、盒、案、盘、樽、耳杯和木剑、枕、带钩、杖，以及双管毛笔、木牍和竹简等。在中国北方这种干湿不定的环境下，还能保存这么多的漆木器，殊为难得。几座墓葬都出土了毛笔，笔杆直径约3毫米，经两千年而不朽，笔尖的笔毛完好无缺，笔尾呈圆锥形。根据文献和画像石的图像记载可知，这应该就是汉代刀笔吏常常插在冠上的簪笔。

玉器主要有印、带钩、环、剑璏、佩和蝉等。丝织品虽有残朽，但仍然提取了纱帽、系带、鞋袜等部分织物，获取了大量织物标本，另有部分织物整体提取，等待在室内进一步提取和保护。

这些随葬品中，最令人兴奋的，还是M147棺内出土的几件罕见文物——玉印、玉席、玉温明、玉枕和文书木牍。

M147

M147位于4号封土之下的西侧，晚于东侧的M148。内棺保存完好，墓主人为男性，身体的骨骼和须发（头发、胡须、体毛）保存完整。据遣册及印章所载，墓主人名“刘赐”，死时40来岁，生前为萧县令和堂邑令。

玉印放置在墓主人腰部，侧面有对穿小孔。这两枚印章其实只是明器，因为印面是墨书的，分别为“萧令之印”和“堂邑令印”。可能是墓主人期望在去往另外一个世界时，依然能享受他在现世的俸禄待遇吧，所以将生前的官职用墨书写在印面上。墨书的印章，在以往的汉代墓葬中几无发现，倒是有一些墓葬出土了一些所谓空白印面的印章（材质有木质、铜质和玉质），根据此次发现，可知其实这类印章并非无字，而是应有墨书或者朱书，以表明墓主社会身份，只不过是书写在上面的字迹因埋藏环境不佳消失了而已。

玉席（遣册中自名为“玉席”）位于墓主人身下，保存完好，为琉璃片（铅钡玻璃）连缀的席状葬具，以方形为主，少量圆形和菱形。片上铸有柿蒂纹、龙纹和虎纹，纹饰部分贴有金箔，另有部分为素面琉璃片。四角均有小孔，用以连缀。与棺内底同宽，略短于棺内底尺寸。玉席底部铺有一层毛毡类织物，疑为承托玉席的构件。同类的器物，曾在扬州、连云港和日照发现过，不过均不是特别完整，保存状况也不好，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玉衣的残片，据此次发现，可以对以往的此类发现再加研究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震惊世人的海昏侯墓M1和M5，也分别发现了这样的琉璃席，但也残朽较为严重。土山屯M147发现的这件“玉席”，不仅保存最为完好，而且又有遣册自名，实为难得。

温明发现于M147棺内北侧，罩于墓主人头部之上，盒状，盝顶中央嵌琉璃璧，璧中央置包金箔木雕小龟；盝顶斜坡四角附有四只木雕包金银箔螭虎；盒身内外侧均镶嵌有琉璃饰片，北、东、西三面侧板和顶板内侧均镶嵌有一面素面铜镜；盒底板上放置有一木雕虎头枕，虎头放置于枕身两端，上下颌分别圆雕而成，口内含木雕圆球，虎身和圆球均包有金箔。（根据遣册记载，此即是“玉枕”）玉枕南侧两端，放置有两个人首蛇身的圆雕小木偶，偶身有彩绘，并包金箔和银箔，根据发饰和衣饰不同可分辨男女，推测应为伏羲和女娲。墓主人头部即放置在虎头枕之上。

这类器物，过去在扬州、连云港等地发掘出土过，发掘报告通常称为“面罩”，孙机、裘锡圭和韩国河等先生对其定名曾有过讨论。《汉书·霍光传》：“赐金钱……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关于“温明”，东汉人服虔注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殓并盖之。”

对照文献、实物以及遣册，可确知此器物即为“温明”。而此次发现的温明，也是目前发现的形制最繁复、工艺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汉代温明实物。

M147共发现11枚木牍，其中1枚为遣册，6枚为上计文书木牍，另有2枚名刺和2枚空白牍。遣册题名“堂邑令刘君衣物名”，其上有关于“玉温明”“玉席”和“堂邑户口簿”等的记载，尤为重要。上计文书牍中，《堂邑元寿二年要具薄》《诸曹要员集簿》《堂邑盗贼命簿》和《囚簿》等记载了堂邑县元寿二年（公元前2年）的吏员数量、城池大小、户籍人口、犯罪人数、库兵数量、提封数量、疾病、垦田、钱粮市税、赈济贫民、所捕盗贼及定罪情况。另有《元寿二年十一月见钱及逋簿》《君视事以来捕得他县盗贼小盗伤人簿》《牧君移书要》《堂邑元寿二年库兵要完坚簿》等木牍。这批文书木牍的出土，是墓葬内发掘出土的第一批完整的汉代县级上计文书牍。木牍保存完整、内容详尽、文字清晰、书法工整，与尹湾汉墓、天长纪庄汉墓和松柏汉墓出土的上计文书牍，共同构建了汉代时期郡、县、乡三级行政机构上计制度的实物资料体系，补文献之不足，对汉代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和书法史研究等均有重大意义。

意义

土山屯汉代墓葬群，由于大多未被盗扰，而且埋藏环境比较好，所以保存相对完好。其封土下有两座墓葬的结构，异于本地区发掘的胶州赵家庄汉墓、黄岛安子沟汉墓和日照海曲汉墓的“墩式封土墓”，为鲁东南沿海区域的这类封土墓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考古资料。“积陶墓”的发现，或是一种新的葬制。砖椁加木椁的椁室结构、“人”字形椁顶、独木棺等现象，应与战国至汉代时期鲁东南区域和吴越文化区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关。

土山屯汉代墓群所在的区域，为秦汉时期琅琊郡或其下辖县（侯）地域。本次不仅发掘了一批“刘氏家族”墓葬，还确证了在墓地北4公里处的祝家庄遗址是与土山屯墓群同时期的遗址。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祝家庄遗址年代跨越龙山、岳石、东周、秦汉直至隋唐，并发现大量漢代“千秋万岁”瓦当、大型柱础石、双陶水管等重要迹象，可能为西汉中晚期的一处侯国所在地，这为进一步探寻琅琊郡地望等历史之谜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土山屯汉墓群发掘出土的这批考古资料，墓地布局、封土、祭台结构、棺椁形制、出土文物等均保存完好，构成完整的有机整体，在汉代中低级贵族墓葬发掘资料中非常罕见。其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吴越文化特色，对于鲁东南沿海地区葬俗研究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等都具有指标性意义；出土文献等珍贵文物，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地域文化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