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领百业的无锡米市

2018-09-10奚尚

档案与建设 2018年3期

奚尚

一

无锡曾以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而著称。无锡米市的兴起经历了一个孕育发展的过程。

两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一带水稻品种改良，耕作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北方地区。范仲淹曾说：“苏常湖松，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元代贞元年间，为便利转输存漕粮，官府在无锡建立亿丰仓。陈迈的《亿丰仓记》记述说：“国家谨租赋之入，东南诸郡尤加之意，故二千石长官专任其事，所以重民食也。常之为郡，沃壤多而税石伙，于是置仓无锡州，以便海漕。合是州以及义兴、溧阳之粮凡为石四十七万八百五十有奇，悉于此输纳焉。”[1]也就是说，无锡有常州郡特设的粮食官仓，其功能是为了囤集和转输周边地区的漕粮。这时的无锡初步具备了地区性的粮食集运功能。当然，这只是漕粮的转运，并不是商品性的粮食交易，而且其粮食存储、运输规模也相当有限。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植棉纺织和植桑养蚕的扩大，米粮交易日益繁盛。明万历《无锡县志》记载：“米市，有北门大桥”（卷四地志·市镇）。虽然这只是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但它已不只是农户与市镇居民的小额交易。“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藉客来，非邑米也。”[2]这意味着跨地区的大宗粮食交易正由可能走向必然。也正因为此，无锡才成为名闻遐迩的“米码头”。当时“天下码头，物之所出所聚处”，无锡之米是与苏杭之币、淮阴之粮、淮扬之盐、浮梁之瓷、温州之漆器等相并称的[3]。这里的“米码头”与宋元时的“置仓无锡，以便海漕”有所不同，它开始超越赋粮土贡的输运，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以及农产品的商品化，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稻米商品流通。

无锡能成为粮食集散中心，当然首先是由于无锡本身即为米粮产地，稻米产量高、品质好。从宋代开始，随着占城稻等优良品种的推广，耕作技术和治水之法的改良，江南粮食亩产达到1.5～2.4石。明宣德年间，工部左侍郎、江南巡抚周忱，动员民工在无锡芙蓉湖围湖造田。先从溧阳修筑鲁阳王堰，切断上游客水，减轻水患，并疏通江阴王田荡，以泄大流，降低水位，使芙蓉湖大片芦荡荒滩露出水面，在此基础上修筑了芙蓉圩、杨家圩等一系列圩塘，开垦出10多万亩沃田。这项巨大的圩田工程使无锡每年可增收粮食近60万石。同时，周忱还组织民工重浚大运河，沟通太湖水系与长江水路交通，为形成稻米集散地开创了更好的水运条件[4]。显然，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不只是依恃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对环境的认识和改造。无锡的米市，正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们所进行的经济开发这两股合力造就的。

到清代，无锡的农田单产已达3石以上，但由于人口的增加，“计一邑之田，未足供一邑之食”。也就是说，无锡已不再有富余的稻米提供交换。然而在无锡稻米流转仍然十分活跃。这是因为它已经具有仓储、运输、购销、押款等粮食交易的便利条件，有土布、丝绸及其他手工制品等出产可供交换。所以“湖广江西诸处米艘麇至”，长江中下游各省的米粮继续在这里汇聚交流。雍正、乾隆年间，每年有数以百万石计的稻米经无锡吞吐。

不过，无锡真正冠以“米市”这一称谓，是在清光绪年间。清廷明令全国漕粮折银征收，并指定无锡为江浙两省漕粮采办地。于是各产米省区纷纷出粮求银，外地稻米大批汇流无锡。这期间，无锡米行由咸丰时的40多家增至100余家，堆栈34家，仓储容量200多万石。每年在无锡交易的稻米达400万～500万石，其中属漕粮承办的为130万石，投入粮款银300多万两[5]。漕粮采办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流通，但带动了稻米的商品流转；粮食的环流最终又越出漕运的藩篱，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到19世纪末，省内各县和皖赣湘等省的余粮大批涌至，经无锡中转，输往浙江、上海、天津、山东等地。无锡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米粮中心市场。

二

进入20世纪，无锡米市开始了从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的蜕变，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而催化这一历史变迁，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无锡米市的经营内容，由漕粮民食为主转向粮食加工工业原料为主。1902年，无锡第一家以机器为动力的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即后来的茂新面粉厂）创办，此后到1930年代前期，无锡一地先后发展出数十家面粉厂、碾米厂、榨油厂，其中茂新面粉厂、恒德油厂等，都在当时国内民族资本同行企业中位居前列。晚清时期无锡米市交易流转总量中，由粮行承办的漕粮约占25%～30%，供应本地和周边地区民食则占60%以上，还有少量供应绍兴黄酒等传统手工业做原料[6]。辛亥革命中清王朝瓦解，漕粮停办，无锡米市的经营结构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经营品种，由单一的稻米集散向包括米、豆、粉麸、油饼、杂粮的多品种综合性粮食市场发展。大体在民国，无锡城中粉麸行和油饼行分别发展到30多家和将近20家，麦粉麸、豆油饼的交易量与稻米相并列，在米市中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也与无锡粮食加工工业的基本结构相一致。二是经营对象，由粮食批发零售商业和最终消费者为主向粮食加工工业为主转变。20世纪20～30年代无锡米市鼎盛时期，常年粮食吞吐量在1200万石，其中1000万石左右作为制粉、碾米、榨油工业的原料，大体为稻米450万石，麦粉240万包（每包172市斤），油饼150万石[7]。由此，无锡米市也就从居民食粮为主的消费品市场变为工业原料为主的生产资料市场。在整个粮食市场的运转中，传统的坐商、行商主导市场，也逐步让位于工业企业家，或者是横跨工商、金融业的实业巨头。

其次，粮食集散区域，由省内和邻近省份转向沿江沿海的广大区域。晚清在无锡周转的漕粮以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为主，光绪年间兼办江浙两省漕粮，大体苏漕占60%～70%，浙漕占30%～40%。无锡米市商品性粮食的购销范围与此大抵相仿，不同的是漕粮除北运京津外，还转输山西、陕西。进入20世纪以后，无锡米市的集聚辐射区域不断扩大，除苏南、苏北各县的稻米杂粮（本地乡货和本省客货）继续在无锡交易集散外，外省客货显著增多。从进货来看，一是安徽的稻米，这是无锡米市省外主要的供货，仅稻谷、糙米两项每年就不下200万石；二是江西、湖南、四川等省的米粮，顺江而下，在无锡集结转口，虽然各省有米谷出口的禁令，粤汉铁路通车后两湖稻米有一部分直接南下广东，但1920年代每年经长江运抵无锡的仍有100万石左右[8]；三是河南、皖北的豆麦，原先经淮河集中淮安再沿运河南下苏南，随着沪宁、津浦铁路通车，改由火车直接运达无锡；四是华北、东北的豆麦杂粮，则分走铁路和大连、天津到上海的海运，无锡恰好是两条运输线路费用的平衡点，所以两路到货均相当畅旺，与上项合计，常在300万～400万石左右。此外每年经由上海输入的洋米平均也有20万石。至于无锡米市的粮食销售，除本地和周边地区的日常消费外，主要销往人口急速膨胀的大都市——上海，以及農业结构较早发生变化的江浙邻近地区。以大米成品为例，20世纪20—30年代无锡米市的销售，33.7%输入上海，47.2%销往浙江，14.6%在本地和周边各县销售，销往苏北和其它省份的总计不到5%[9]。显然，无锡米市已成为全国粮食市场体系中一个具有加工储存、中转特殊功能的重要节点。

再次，粮食运输方式由水运为主转向水路、铁路并重。江南一带传统的粮食转运普遍走水路，以帆船为主要运输工具，这类粮食运销商被称为“船家”“水客”“帆运商”。其长途运销的大船每艘可装载稻米120—150石，被称为“米包子船”的小船可装50—70石。新谷登场时，无锡每天到达的粮船最多可达百余艘。19、20世纪之交，长江和内河航运开始出现轮船运输，但用作粮食运输的只占较小的比例。重要的是，1906年沪宁铁路沪锡段建成，1908年全线贯通，随后1909年沪杭铁路，1913年陇海铁路徐州—洛阳段先后通车，北方通过车运来锡的麦、豆、杂粮越来越多。到1930年代中期，无锡米市“车货”与“船货”的到货，已达到各占一半的份额。大体稻米输入80%为船运，轮运和铁路运输各占10%左右；而豆麦杂粮与此相反，80%为铁路运输，水运仅为20%左右[10]。铁路货运不仅扩大无锡米市的市场范围，而且强化了无锡作为中心市场与产销腹地之间的市场联系。水陆两路的便捷交通，大大加速货物和资金的周转，使无锡的市场区位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与此相适应，无锡米市的布局发生巨大的变迁。晚清时无锡形成八段米市，其中南门外三段（伯渎港、南上塘、黄泥土夅），西门外一段（西塘），北门外四段（北塘、三里桥、北栅口、黄泥桥）。这一布局与收购四乡余粮和向邻近各县吞吐稻米的功能相匹配。20世纪的前30年，八段米市开始向北塘集中，不只是简单的搬迁，而是在迁移中扩张发展。咸丰末年（1860年前后）无锡米市有粮行40多家，光绪年间（1886年前后）八段米市有粮行80多家，到20世纪20年代仅北塘至三里桥就集结了140多家粮行。这不仅因为江尖以北的运河河段河面开阔，多条水路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无锡火车站设在城北，加上通惠路开通，吴桥建造，商流、货物流、资金流都在这里交汇，形成无锡商市的聚集地。米市的集中，不仅形成市场吞吐集散的规模效应，而且促进市场组织程度提升，进而加速市场的转型发展。

此外，无锡米市借助良好的综合配套，确立竞争发展的优势。无锡米市的综合经营，不仅基于粮食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支撑，而且得到其它各业的协作配套。粮食堆栈业是与粮食购销业相共生的一个传统行业。它主要承接粮食的保管储存业务，其中包括上下（货）、转驳、翻晒等配套服务，一部分堆栈还设有砻坊，代客将稻谷脱壳成糙米。清末民初，无锡粮食堆栈业迅速发展，由原来的10多家发展到将近30家，仓容量150余万石。全面抗战前夕，进而发展为36家，仓容量230万石[11]。而且堆栈业普遍扩大抵押放款业务，即以储存的粮食为抵押向客户放款。虽然传统的堆栈业历来与典当业相结合，由此被称为“当栈”，但后来的抵押放款则具有近代金融的特征。堆栈通过吸收存款，向银行贷款，甚至地方银行直接投资经营堆栈，实际上已从堆栈的配套服务项目向赚取利息差演变。1935年1月旧历年前，无锡堆栈业稻米储存总量182万担，总值895.54万元，平均以八成抵押，放款总额达716.43万元[12]。银钱业也为米市挹注资金，因为粮食购销储存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的经营需要灵活调度资金，实现顺畅周转。1935年旧历一月，无锡10家银行放款总额1640万元。其中对粮食业放款720万元，占43.9%。加上钱庄业和堆栈业的资金注入，无锡米市鼎盛时期常年从金融业得到的资金融通不下1500万元[13]。堆栈业、金融业不仅为粮食业提供货物资金周转的便利服务，而且帮助无锡粮食商业树立起坚实的信誉，有利于增强市场的消纳能力，减少经营风险，构筑起吸引各地客商来锡交易的独特优势。此外，无锡旅店业、餐饮业的功能演变也与米市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无锡第一家具有近代功能的旅店启泰栈，第一家作为市场交易场所的茶馆蓉湖楼，都出现在北塘，并与米市相配套[14]。同时，与粮食加工和粮食商业相伴生的麻袋、笆斗、船具、石粉（碾米添加剂）、地脚（粮食副产品）等行业，也在分工深化细化的基础上形成专门行业。所有这些行业的有序组织、有机联系，都与粮食和加工贸易配套协作、相辅相成，构成良好循环，加上相互间的资本参与、人事交流，为无锡米市的发展增添了勃勃生机。

较早也较好地启动了由传统市场向现代市场的转型，使得无锡米市既有的地理区位优势、经营优势得到整合发挥，在新一轮的竞争发展中占据高地，达到鼎盛。不仅周边地区的粮食集散点，诸如苏州阊门粮市、常州豆市河豆市、镇江七河口米市等相继向无锡转移，就是号称全国四大米市的其它几处，即长沙、九江、芜湖米市，因为粮食加工业、堆栈业、交通运输条件等相对不足，也在竞争发展中无法与无锡相比肩。至20世纪20年代，无锡米市在购销规模、加工能力、储存容量、综合服务和集聚辐射范围等方面，都后来居上，超越其它几处米市而跃居首位，由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米粮集散地，演变为面向大中城市和广阔腹地的中心市场。

三

近代无锡米市的交易经营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包括地域的特征和历史时代的特征。

——市场组织结构。粮行（米行）、粉麸号、油饼行是无锡米市的經营主体。无锡的粮行既做自营购销，又做经纪中介；既可代表买方，代办采购，又可代表卖方，代寻买主。这样，粮行既直接面对供货方，包括产地市镇米行、粮食运销商、零星米贩和自产自销的农民，又直接面对需货方，包括加工厂家、运销商、零星商号，交易流程简洁明了，流转环节较少。不像芜湖米市要依次经过产地米行、江广米行（经纪行）、小市米行（销地米行）三道环节；也不像长沙米市，米行供货分别经过加工厂、碓户、米店，再供应本埠消费者，或由运销商运销出境[15]。但是无锡粮行又分别为乡货行（土货行）和客货行（米豆行），前者专营本地及邻近各县的米粮，以自营为主，后者则专营长途运销的米粮，以代客为主，两者的经营范围互不交叉。大型的客货行之间也有一定的经营分工，如生茂义、信昌源以皖米为主；福昌、裕茂盛以江北货为主；隆源、裕大以金坛货为主；大盛、宝大以常州货为主。这体现了专业经营、适当分工，以避免无序竞争。此外，无锡还有一种“开户头行”，是粮食加工企业（主要是规模较大的面粉厂）的经办粮行，按照一定的佣金折扣，为工厂代理原料采购。例如无锡最大的隆茂复记粮行是茂新、福新面粉厂的办麦代理行，192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无锡的麦市就以隆茂与茂新、福新的每天成交价作为当日的挂牌价[16]。这种特约采购较之传统的市场交易，更接近现代市场经济的范式。

——市场交易方式。粮行是无锡米市交易的核心，茶会则是米市交易的基本形式。无锡稻米市场的茶会设在三里桥堍的蓉湖楼茶馆，沦陷时茶馆被日军焚毁，一度临时借用三里桥关帝殿；黄豆杂粮市场茶会在煤场弄霭阳茶楼，后迁至接官亭弄附近的中华茶楼和小泗房弄杂粮公会内；粉麸市场茶会先在秦栈弄口钱复泰酒店楼上，以后相继借用财神弄口永茂祥山货行和恒源粉麸号楼上，最后迁入小泗房弄粉麸业同业公会会所[17]。

以蓉湖楼米市茶会为例，其前身仅为一个非常简陋的小茶馆，坐落在三里桥运河岸边，只有一个草棚、几张竹台、几十条长凳。外地粮船到米市停靠、休息，船商即在此饮茶，粮行老板也在这里揽客，联络生意，由此逐步形成米市茶会。以后茶馆日益兴旺，茶馆业主于是积钱另行租地，建筑一幢三开间四进的三层木结构楼房，这在当时北塘沿河算得上是最高、最美观的建筑，楼上临窗可以一览锡山、惠山、运河、黄埠墩的景色。茶馆底楼除茶室外，有半间烟纸店，半间点心店；二楼设有40多张茶桌，每桌8张骨牌凳，最多可容纳300来人在此喝茶、谈生意；三楼放置茶炉、茶具，另外开设有雅座间[18]。

外地客商运粮来无锡，尚未抵达，就有大客货行派出接客船，沿运河而上去迎接。另有一批“经手人”，登船为客商报告市场行情，介绍行商，没有自备接客船的小客货行就通过这类经手人争取客商。船商经过选择，停靠到委托粮行的船位，叫作“投行”。由行商派人下船扦样，直接介绍买方客商，或到茶会洽谈。在茶会，买卖双方在粮行（中间商）的指引下多方选择，看样谈价，价格谈妥，或转驳客船，或上货堆栈。货款结算由买方付款给行商，卸货结束后由行商付款给卖方，信誉可靠的客商也可由中间粮行垫款，粮行按照存栈的粮食向栈商或银钱行庄抵押货款。付款的扣率在无锡统一为九八四，即每百元货款，行商向买方客商实收百元，而向卖方客商支付98元4角。这一折扣主要是粮行垫款的风险金。除此之外，中间粮行还分别向买卖双方收取佣金，无锡惯例为稻每担3分，米每石5分，小麦每石2分。不过根据市场行情的涨落，行商的佣金也随之上下浮动，形成“暗佣”和“贴称”，以平衡买卖双方的利益，粮行也由此拉紧与往来客商之间的关系[19]。船商货到无锡如不能正常脱售，可以暂存堆栈，也可委托粮行在一定的行情下代售，在这方面，无锡粮行、堆栈的服务功能相当强。茶会作为米粮交易场所，整个市场的交易绝大部分在这里实现，所以每天上午茶会所在的茶馆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热闹异常。蓉湖楼午间散会时，堂倌打扫茶室，验看扦样散漏在地的稻米最多可有30多斤。

——市场运行规则。旧时代的市场规则，主要是市场经营主体在交易中互相约定俗成，在建立行业组织后则由行业公议形成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政府除了税收和市场供求、价格暴起暴落时需要救济民食外，一般不对市场加以直接的干预和控制。无锡粮食业早在明清时就出现行业组织，大体与区域性米市的形成同步。早期无锡的粮行同业组织按地段集合，以祠庙为集议场所。如南上塘、伯渎港粮行的会所设在南水仙庙，西塘粮行的会所设在西水仙庙，北塘、三里桥段粮行则在纪将军庙（祭祀楚汉争战时的纪信）中的牛星殿。其时行业还没有完整的组织，只是四时八节约集同业焚香供奉，祭祀神祖，必要时约集同业共同商议业内公共事宜。清光绪六年（1880），八段粮商联合筹办地方同业组织——积余堂（地址在北门张成弄底，建筑竣工于1892年），这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同业组织。主持同业事务的公所业董、总董，由同业推举产生，公所制定的重要章程、规则一般要报官府备案存查。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油饼业、堆栈业（当时称为储业）、杂粮业、碾米厂业、面粉厂业相继成立同业公会，油饼业、粉麸业、米号业（食米零售业）同业组织的成立时间稍晚[20]。同业公会议定的业规，从行号创设、投行交易办法，到货款结算、佣金标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公议修订。正因为业规经由公议制定，同业组织对各行号的情况熟悉，因而业规的执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当然，同业内部还有种种约定俗成的非正式规则。与其它几大米市相比较，无锡米市的陋习较少，各种杂捐、收费相对较低，市场运行的整体环境较为宽松。

——粮商经营理念。无锡米市的粮行与其它市场一样，以中介经纪为主，因而其本质倾向于开放、竞争。但无锡米市的基本构成不仅是粮行，还包括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粮食堆栈和粮食加工企业，这又赋予无锡米市粮商务实实做和注重协同合作的品格。无锡米市的兴起与朝廷办理漕粮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无锡粮商没有局限于漕粮的垄断经营，而是应粮食商品化流通的发展趋势，努力拓展粮食商品经营的渠道。这与芜湖米市等设立捐局厘卡、依赖官府强制、限制中转出口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晚清无锡也有十数家粮行，依靠其雄厚资本和在地方上的势力，结交官府，承包漕粮采办，甚至以种种手段贿赂、买通官衙的办粮师爷，以维护其“大包头”的垄断地位和经营特权，但还是有一批有实力的客货行对承办漕粮相当冷淡，而是致力于商品经营、代客买卖，如隆大、丰泰、温庆泰、隆茂复记等[21]。清王朝被推翻，漕粮停办，一批以办漕粮为主的粮行受到打击，而那些与各地米稻客商建立了广泛联系的粮行则乘时而起，在开放竞争中把米市经营推向更加广阔的领域。无锡粮行的经营注重实做，虽然也有囤积投机的情况，但较其它地方的粮食市场要务实本分得多。全面抗战以前无锡当地没有形成期货交易市场，虽然堆栈开出的栈单和工厂开出的货单也可以流转、抵押，作为转手倒卖的投机筹码，也有少数厂商、行商参与上海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但绝大部分粮商的经营还是限定在实购实销的范围内。无锡粮食加工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粮食堆栈的基本库存，也使期货单据交易能够得到实物的保证。全面抗战前的30多年内，除了部分粮行因为参与1932—1933年上海期货洋米的投机，遭遇重大亏蚀外，稻米、麦粉麸、豆油饼都基本保持稳定和正常。无锡米豆杂粮等行会的业规，对于公平自由竞争，允许外地客商“自愿投行”“自运他埠”，不得强买勒卖，不得垄断行市，不得借助税金、佣金、利息、贴现等进行不当竞争，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更重要的是，粮商在经营运作中能够本着诚信理念，遵从商业道德，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例如执无锡客货粮行牛耳的隆茂粮行，开始时资金实力并不丰厚，它通过结交苏州震隆鸿米行、天官坊酱园等老板、业主，经常临时调度短期用款，保证资金周转。1924年江浙战争时期，各地交通阻滞，粮行经营普遍搁浅。当时无锡、苏州都是关闭城门，固守自保，隆茂冒着风险，主动、及时通过盘门水关归还借款，赢得诚信可靠的良好声誉，日后的资金运用更加宽松灵活，形成独特的经营优势[22]。再如被称为“立起来碰着天”的“三恒”之一的恒协粉麸号，通过确保质量和加速周转，争取到茂新面粉厂办麦、销粉两门业务，建立起特殊的代理关系。但它没有进而垄断市场，而是给其它粉麸号的经营和其它面粉廠的购麦、销粉留有余地[23]，努力营造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共同发展的格局。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无锡沦陷，无锡米市也从它的发展巅峰跌落下来。在日军的破坏掠夺之下，无锡粮食市场和粮食加工工业遭受巨大损失，商市被焚毁，工厂被强占，库存物资损失殆尽。由于物资短缺，市场物价涨落不定，粮食加工形成一批小型企业，时开时停；粮油交易则退化为露天市场，投机倒卖风行。八年沦陷，无锡米价上涨20多万倍，一小部分粮商在囤积倒卖中发了国难财，而广大人民群众受尽劫掠，艰难度日。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重现米豆杂粮交易的盛况，但无锡四大米市之一的地位名存实亡。政府虽然成立以县长为主任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市场秩序却日益恶化。随着内战升级、政局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当局以“增购”“征借”军粮的名义，查封存粮，压价强购，一再强化经济统制，结果是市场粮价飞涨，供应困难，屡屡发生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粮油生产、经营单位也日益困窘，涌现出一批没有货源、没有资金的“吸壁字号”，专营粮油投机，市场买空卖空趋于公开化、普遍化，无锡米市终于走入有价无货、混乱不堪的绝境。

参考文献

[1]见康熙《无锡县志》卷39。

[2]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力作之利。

[3]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纪略。

[4]课题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80、84页。

[5]汤可可：《从米市、布码头到工商业城市》，《江南开发论文集》（续编），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第460页。

[6][16]顾纪瑞：《无锡米市：从传统市场到现代市场的转变》，1996年6月油印稿。

[7]郑焱等：《浅析近代无锡的转口贸易》，《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第216-217页。

[8]《无锡米市调查》，《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5号，1931年8月。

[9][19]羊冀成：《无锡米市调查》，《无锡地方资料汇编》第1辑，1984年12月。

[10][12][15]徐正元：《中国近代四大米市考》，黄山书社，1996年，第49、74、82頁。

[11]廖美珍、吴仲辰：《浅谈无锡米市经营特征》，1982年11月油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