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玉

[内容摘要] 上古时期东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包括埃及、两河、叙利亚巴勒斯坦、安纳托利亚、爱琴海等区域，这些区域之间形成了纵横多条贸易路线，沟通了几大文明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东地中海贸易纵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最后统一归为丝绸之路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上古；东地中海；贸易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8）03-0051-07

东地中海（Eastern Mediterranean）①这一概念指的是地中海东岸的地区，自北向南包括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塞浦路斯岛（古称阿拉西亚）与爱琴海部分岛屿。这一地理区域位于古代世界几大文明的交汇处与中心点，包括希腊文明、赫梯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各个文明间通过这里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包括战争方式，以及和平方式（联姻与贸易等）。东地中海贸易纵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最后统一归为丝绸之路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对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贸易

古代两河流域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石材、金属、木材等资源依赖于进口，本地产大麦、小麦等粮食以及羊毛等纺织品，这种自然特征促使了国际跨区域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而兩河流域的周边地区正好资源丰富，比如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黄金、铜，伊朗高原的红玉髓、铜与黄金，印度河谷的黑檀木、象牙，阿富汗的青金石，阿曼半岛（马干）和塞浦路斯岛的铜矿等，以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贸易辐射，构建了若干条跨区域商路网络。其中，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到两河流域的黑曜石贸易成为最早的贸易证据。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时期时代早期，东地中海的黑曜石分布网已经形成，黑曜石贸易产生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伦弗鲁②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被认为是20世纪科学考古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③从地质学角度，根据化学性质和相同火山区的岩相学，黑曜石可以划分为三类：碱性、钙碱性和过碱性。在史前石器时代，黑曜石被制作成砍削工具。由于不同产地黑曜石的物质成分各异，这使得科学家们可以通过测量黑曜石的物质化学成分等技术方法来探究黑曜石的具体来源与产地，从而根据不同产地黑曜石的分布情况来窥探远古文字产生之前时代的黑曜石贸易。所以说，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时代，我们对于黑曜石贸易的探索只能依赖于考古学、地质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比如对各地黑曜石微量元素的检测的INAA技术（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等技术手段来完成的，这与文明时代贸易与商路的探讨主要依赖于文字文本材料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近东地区应用广泛，而到了文明时代，金属工具使用逐渐替代石器工具，黑曜石主要被用来制造成个人饰品和奢侈器物。

安纳托利亚黑曜石有许多个产地，主要位于阿克萨雷内夫谢希尔尼代（AksarayNevsehirNigde）的三角地带，即盐湖（Tuz Glü）的东南部。 J.E. Dixon， “Obsidian Characterization Stu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Near East，” in Advances in Obsidian Studies： Archa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Perspectives， ed.by R.E. Taylor， Park Ridge， N.J.： Noyes Press， 1976： fig. 15.9；M.J. Blackman， “Provenance Studies of Middle Eastern Obsidian from Sites in Highland Iran，” in Archaeological Chemistry III， ed. by J.B. Lambert， Washington：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984： fig. 7.具体说来，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卡帕多西亚地区），有戈鲁迪（Gllüdag）， 内内孜迪（Nenezidag）和阿希格尔（Acigl）等产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加拉特马希夫（Galatean Massif）地区，有萨凯利（Sakaeli）， 雅格拉尔（Yaglar）等产地； J. Keller， C. Seifried， “The Present Status of Obsidian Source Characterization in Anatolia and the Near Eas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tudy Group on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Applied to Archaeology， Vol.25，1990， pp.5787；Z. Yegingil， et al， “The Aceramic Neolithic of Central Anatolia： Recent Finds in the Chipped Stone Industry，” in Light on Top of the Black Hill： Studies Presented to Halet ambel， ed. by G. Arsebük， M.J. Mellink， W. Schirmer， Istanbul： Ege Yayinlari， 1998， pp.823844.而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又细分为陶鲁斯山凡湖地区，包括有宾格尔（Bingl）和慕斯孜雅莱特（Mus Ziyaret）等产地。 J. Keller， C. Seifried， “The Present Status of Obsidian Source Characterization in Anatolia and the Near East，” pp.5787；M.C. Cauvin， “Lobsidienne dans de ProcheOrient préhistorique， état des recherches en 1996，” Anatolica， Vol.22，1996， pp.131；G. Bigazi， et al， “Provenance Studies of Obsidian Artefacts in Anatolia Using the Fissiontrack Dating Method： An Overview，” in Lobsidienne au Proche et Moyen Orient， du volcan á loutil， eds. by M.C. Cauvin， Oxford： Archaeopress， 1998， pp.6989；B. Gratuze， “Obsidian Characterization by Laser Ablation ICPM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Prehistoric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Near East： The Source and Distribution of Obsidian Within the Aegean and Anatoli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26，1999， pp.869881.安纳托利亚的黑曜石资源主要出口到叙利亚巴勒斯坦 S.A. Rosen， R.H. Tykot， M. Gottesman， “Long Distance Trinket Trade： Early Bronze Age Obsidian from the Negev，”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32， 2005， pp.775784；M.C. Cauvin， et al， Lobsidienne au Proche et Moyen Orient： Du Volcan à lOutil，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International Series 738， Oxford： Archaeopress， 1998.和塞浦路斯岛，只有少部分出口至两河流域，但是没有到达伊朗地区，所以伊朗的黑曜石是从亚美尼亚进口的。亚美尼亚地区产的黑曜石主要出口至两河流域和伊朗地区，并且经这两地转口至波斯湾沿岸。

米洛斯岛是爱琴海世界最重要的黑曜石产地（此外还有加利[Giali] O. WilliamsThorpe， “Obsidian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Near East： A provenancing success story，” Archaeometry， Vol.37，1995， pp.217248；Z. Yegingil， et al， “The Aceramic Neolithic of Central Anatolia： Recent finds in the chipped stone industry，” in Light on Top of the Black Hill： Studies presented to Halet ambel， eds. by G. Arsebük， M.J. Mellink， W. Schirmer， Istanbul： Ege Yayinlari， 1998， pp.823844；K. Kobayashi， A.Z. Mochizuki， A. Mochizuki， “Classification of obsidian source in Turkey II： Classification of obsidian sources in eastern Anatolia，” Anatoli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 KamanKalehoyük， Vol.12， 2003， pp.109112.），它的黑曜石主要出口至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 C. Perlès， The Early Neolithic in Greece， The First Farming Communities in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R. Torrence，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Stone Tools， Prehistoric Obsidian in the Aege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以及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的希腊城邦， Catherine Perlès， Turan Takaoglu， Bernard Gratuze， “Melian obsidian in NW Turkey： Evidence for early Neolithic trade，”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36，No.1，2011， pp.4249.其中后者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的伊兹密尔与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的恰纳卡莱（anakkale）地区。

东地中海的黑曜石贸易的研究迄今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主要有：不同的黑曜石产地、黑曜石从原产地到消费地所分布的贸易网、黑曜石工具制造地的分布及其与产地的距离关系，以及随着时间的推荐黑曜石贸易网的变化。近年来，对于黑曜石贸易的研究又有了新方向，比如对于黑曜石贸易的运输时间与成本的研究。据研究表明， C. Cessford， T. Carter， “Quantifying the Consumption of Obsidian at Neolithic atalhyük， Turkey，”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30，2005， pp.305315.人力步行運输黑曜石一次的最大时间极限是14个小时，如果超过这个极限的话，黑曜石将交易给中转站改为转口贸易，即由第三方参与的三方或多方贸易。 O. Barge， C. Chataigner， “The Procurement of Obsidia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oice of Deposits，” Journal of NonCrystalline Solids， Vol.323， 2003， p.178.此外，还有学者专门研究黑曜石的开采方式及其在原产地的初步加工处理程度。 M.C. Cauvin， N. BalkanAtli， “Rapport sur les recherches sur lobsidienne en Cappadoce， 1993—1995，” Anatolia Antiqua， Vol.4，1996， pp.249271；N. BalkanAtli， D. Binder， “Les ateliers de taille dobsidienne. Fouilles de KmürcüKaletepe 2000，” Anatolia Antique， Vol.9， 2001， pp.193205.而通过对文明时代之后的黑曜石贸易的研究，我们可以探索贸易团体之间的社会策略与联系。 J. Peterson， D. R. Mitchell， M. S. Shackle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of Lithic Procurement： Obsidian from Classic Period Hohokam Sites，” American Antiquity， Vol.62，1997， pp.231259.还有学者提倡，黑曜石贸易不仅要从生产与运输的角度，而且应该从消费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T. Carter， et al， “From Chemistry to Consumption： Towards a History of Obsidian Use at atalhyük Through a Programme of Interlaboratory Traceelement Characterization，” in Changing Materialities at atahyük， Reports from the 1995—1999 Seasons， ed. by I. Hodder， Cambridge/London： McDonald Institute / British Institute at Ankara， 2005， pp.285306；J.E. Robb， R.H. Farr， “Substances in Motion， Neolithic Mediterranean ‘Trade，” in The Archaeology of Mediterranean Prehistory， eds. by E. Blake and A.B. Knapp， Oxford： Balckwell， 2005， pp.2445.

爱琴海、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两河流域地区经黑曜石这一共同使用的工具媒介，沟通为一个整体，都被纳入到东地中海贸易。

二、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贸易

从公元前4千纪中期开始，两河流域中的幼发拉底河就在链接波斯湾（印度洋）与东地中海（大西洋）的海上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北部）弯曲一带的“殖民”垄断控制了从波斯湾途径叙利亚港口直到埃及三角洲之间的贸易路线。 P. R. S. Moorey， “From Gulf to Delta in the Fourth Millennium BC： The Syrian Connection，” EretzIsrael， Vol.21，1990， pp.6269.

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文献和进口的商品看，在公元前3千纪的苏美尔文明时期，海上贸易有明显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波斯湾到东印度洋沿岸的印度河流域地区（古代称麦鲁哈），另一个是沿幼发拉底河向上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再由沿海港口跨海驶向爱琴海诸岛（如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以及埃及三角洲沿岸地区。后一条商路属于东地中海贸易。

从公元前3千纪中期起，这条长途贸易的商路变得越来越重要。据苏美尔作品《吉尔伽美什和胡瓦瓦》记载，恩美卡尔之孙吉尔伽美什（生活在约公元前26世纪）和他的亲密伙伴恩奇都长途跋涉来到雪松山（今黎巴嫩），杀死守林怪胡瓦瓦，砍伐雪松并用船运回乌鲁克， 有关《吉尔伽美什和胡瓦瓦》，参见A.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The Babylonian Epic Poem and Other Texts in Akkadian and Sumeri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pp.149165.说明在当时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的木材贸易日盛。约公元前2350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文献中记载，他的控制区域从麦鲁哈（印度河流域）到东地中海沿岸的“雪松林”（Cedar Forest）和“银山”（Silver Mountain，阿玛努斯山），均位于今黎巴嫩，从东南到西北有规律的一系列地名：麦鲁哈、马干、迪尔蒙、马里、亚尔姆提（Yarmuti）和埃卜拉，即从中亚的阿富汗中亚经印度河流域到东地中海沿岸的跨区域商路。 H. Hirsch， “Die Inschriften der Knige von Agade，”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Vol.20，1963， pp.3738.另据公元前23世纪的拉格什第二王朝（处于阿卡德王朝与乌尔第三王朝之间）统治者古地亚的铭文记载，古地亚为诸神（尤其宁吉尔苏神）修建神庙，为自己建造了许多闪长岩雕像，其中建造神庙所需的大型木材来自于东地中海沿岸的阿玛努斯山的雪松，闪长岩来自于波斯湾的马干（今阿曼），说明了当时两河流域沟通了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商路。 Dietz Otto Edzard， Gudea and His Dynasty， RIME 3/1，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除了两河流域的文献中记载了东地中海商路外，叙利亚地区的古国埃卜拉（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出土的文献中也有大量有关东地中海贸易的记录。 M.C. Astour，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bla （Part 1），” in Eblaitica： Essays on the Ebla Archives and Eblaite Language， Vol.3， ed. by C.H. Gordon，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2， pp.382；M.C. Astour，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Ebla （Part 2），” in Eblaitica： Essays on the Ebla Archives and Eblaite Language， Vol.4， ed. by C.H. Gordon，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2， pp.57196.

兩河流域平原虽然缺乏石材、木材和金属等自然资源，但是却十分适宜饲养牲畜，尤其是牛羊，在楔形文字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其中羊毛（绵羊毛）作为两河流域的“特产”，两河流域人们拿羊毛来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以换取两河流域缺乏的石、木、金属等资源。羊毛贸易以两河流域为起点，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卜拉、乌加里特等地），从陆路向北到达安纳托利亚（赫梯），从海路跨越塞浦路斯岛到达爱琴海的希腊城邦（如克里特岛），构成了古代东地中海的羊毛贸易网，在时间上，大致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 C. Breniquet， C. Michel， eds.， Wool Econom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Aegean： From the Beginnings of Sheep Husbandry to Institutional Textile Industry， Oxford & Philadelphia： Oxbow Books， 2014， pp.111.

三、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塞浦路斯/埃及/希腊的贸易

公元前2千纪，两河流域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埃及三角洲的商路得到发展。一条商路是从幼发拉底河中游河谷的马里城邦途径塔德马尔（Tadmar）或巴尔米拉（Palmyra）到达地中海的商路尽头的喀特那（Qatna）；另一条商路从阿勒颇出发，远离幼发拉底河岸的埃马尔，途径哈拉布、喀特那和哈措尔（Hazor）直到埃及，途径的沙漠地带后来利用骆驼来运输。其他的沙漠商路都是希腊化时代以及后期才开通的。 C.P.Grant， The Syrian Desert： Caravans， Travel， Explo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8.喀特那在锡商路中被提到，锡商路从马里经喀特那到达地中海，塞浦路斯的铜在其他商路运输。马里文献中提到，衣物、纺织品、一种弓状物、珠宝、木材、葡萄酒和二轮战车作为贸易商品经喀特那被运输到马里，部分被运送到巴比伦。在喀特那发掘的一件镂空雕刻的狮头器皿（约公元前1340年）是由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琥珀制成，而这种琥珀也在同时期的迈锡尼被发现。 P.Pflzne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Royal Palace of Qatna，” in Urban and Natural Landscapes of an Ancient Syrian Capital， Settlement and Environment at Tell Mishrifeh/Qatna and in CentralWestern Syri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Udine911 December 2004）， Studi archeologici su Qatna 1， ed. by D.M Bonacossi， Udinese： Forum Editrice Universitaria Udinese， 2007， p.62.

（一）与塞浦路斯的贸易

塞浦路斯岛在古代被称为阿拉西亚，但是关于地名的认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古地名阿拉西亚等同于塞浦路斯，绝大多数楔形文字学家与古代近东学家达成了共识。在芝加哥大学所编著的《芝加哥亚述词典》（Chicago Assyrian Dictionary，简称CAD）的A词条第1部分中，将阿卡德语词alau认定为古地名阿拉西亚，进而定位为塞浦路斯。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意见，比如斯特兰奇将阿拉西亚等同于迦斐托/开弗提乌（Caphtor/Keftiu），认为该地区可能位于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某地。这些学者们大都缺乏古代近东文字（如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线形文字）知识，无法从古代文献中获得支持，或者是一只半懂、人云亦云而已。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新证据的不断出现，目前国际学界公认阿拉西亚这一地名即等同于塞浦路斯。 A. Bernard Knapp， “Review of Alashiya， Caphtor/Keftiu，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Trade： Recent Studies in Cypriot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12，No.2，1985， pp.231250.

塞浦路斯岛进入文明的时间与周边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相比要晚一些。在约公元前1700—前1400年，塞浦路斯逐渐将贸易重心转向东部，即东地中海沿岸，包括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但是依然维持着与爱琴海地区的贸易联系。 Y. Portugali， A. Bernard Knapp， “Cyprus and the Aegean： A Spatial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in the 17th14th Centuries B.C.，” in Prehistoric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The Aegea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ograph 25， eds. by A. Bernard Knapp and T. Stech，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4478. 在青铜时代晚期，塞浦路斯维持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贸易联系。 Y.L. Holmes， “The Foreign Trade of Cyprus during the Late Bronze Age，” in The Archaeology of Cyprus， ed. by N. Robertson， Park Ridge： Noyes Press， 1975， pp.90110.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乌加里特和阿拉拉赫是塞浦路斯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和中转站，沟通塞浦路斯与更东部的两河流域地区的跨区域贸易。 V. Hankey， “Mycenaean Trade with the Southeastern Mediterranean，” Mélanges de lUniversité SaintJoseph， Vol.46，1970—1971， pp.1130；V. Hankey， “Mycenaean Pottery in the Middle East： Notes on Finds since 1951，”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Vol.62， 1967， pp.107147；A. Bernard Knapp， “An Alashiyan Merchant at Ugarit，” Tel Aviv， Vol.10，1983， pp.3845.近东地区出口到塞浦路斯的商品多属于“奢侈品”行列，有珠宝、玻璃、彩陶、象牙、雪花石膏、鸵鸟壳等，此外还有陶轮制陶技术。 L. strm， Studies in the Arts and Crafts of the Late Cypriote Bronze Age， Lund： Klassika Institutionen， 1967， p.150；Y.L. Holmes， “The Foreign Trade of Cyprus during the Late Bronze Age，” in The Archaeology of Cyprus， ed. by N. Robertson， Park Ridge： Noyes Press， 1975， p.93；M. Artzy， I. Perlman， F. Asaro， WheelMade Pottery of the MC III and LC I Periods in Cyprus Identified by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1976， pp.2028.在今土耳其西部格里多亞角（Cape Gelidonya，约公元前1220年）和乌鲁布伦（Uluburun，公元前14世纪晚期）两个地区发现的船骸为东地中海贸易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J. D. Muhly， T. S. Wheeler， R. Maddin， “The Cape Gelidonya Shipwreck and the Bronze Age Metals Trad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4，1977， pp.353362；H. Katz， “The Ship from Uluburun and the Ship from Tyre： An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Zeitschrift des Deutschen PalstinaVereins， Vol.124， No.2， 2008， pp.128142.并且表明东地中海贸易的控制者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擅长航海”的希腊人，而是近东（尤其腓尼基地区）的商人。在公元前1400年以前，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塞浦路斯的贸易繁荣，但到了公元前1200年之后，塞浦路斯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贸易减弱，近东文化对塞浦路斯的影响日削，反而爱琴海的希腊文化对塞浦路斯的影响逐渐增强，爱琴海希腊地区的陶器出口至塞浦路斯，而塞浦路斯丰富的铜资源出口至希腊城邦， P.strm， “Comments on the Corpus of Mycenaean Pottery in Cyprus，” in 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ymposium “The Mycenaean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Nicosia， 27th March to 2nd April， 1972， ed. by V. Karageorghis， Nicosia： Zavallis Press， 1973， pp.122127；J.F. Cherry， J.L. Davis， “The Cyclades and the Greek Mainland in LC I： The Evidence of the Pottery，”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86，1982， pp.333341；H.W. Catling， “Copper in Cyprus， Bronze in Crete： Some Economic Problems，” Acts： Cyprus and Crete， 1979， pp.6975；J.D. Muhly， R. Maddin， T.S. Wheeler， The Oxhide Ingots from Enkomi and Mathiati and Late Bronze Age Copper Smelting on Cyprus，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1980， pp.8499.希腊文化从此成为塞浦路斯的主流文化，影响至今。

（二）与埃及的贸易

埃及很早就发展了同爱琴海希腊城邦和叙利亚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在埃及多地的遗址被发现。阿马尔那发掘出了许多异域商品，证明了埃及的对外贸易。埃及墓葬中出土的青金石饰品，则是经伊朗和两河流域从遥远的阿富汗进口，青金石在古埃及社会弥足珍贵，青金石的天蓝颜色被埃及人所垂青，为了节省成本并且满足埃及人的强烈需求，于是，聪明的古埃及人民发明了一种人工合成颜色——埃及蓝，作为青金石的替代品。

埃及蓝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一种人造颜料，由石英、方解石、黄铜与碱混合而成的粉末，加水稀释制成颜料，化学式是CaCuSi4O10。它是古埃及人对青金石蓝色与绿松石绿色的追求，又因为这两种矿物来自遥远的阿富汗与伊朗地区，十分昂贵，无法大量得到，所以人工制造出了埃及蓝这种颜料，主要用于陶器器皿的表面、墓室壁画的蓝色色素，以及法老面具的蓝色。作为古埃及的瑰宝，埃及蓝也随着东地中海贸易路线，出口到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地区。目前为止，阿卡德文献中没有关于埃及蓝的记录。不过，在乌尔王墓中发掘出玻璃糊状的珠子，年代大约是阿卡德王朝，很可能是埃及蓝颜料涂制而成。 L. Woolley， Ur Excavations II： The Royal Cemetery， London / Philadelphia： British Museum /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34， pp.587588.公元前2千纪后期，在努孜发掘出土大量埃及蓝熔块珠子， R.F.S. Starr， Nuzi：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Yorghan Tepe Near Kirkuk， Iraq…1927—1931， ii： Tex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460.被镶嵌在加喜特巴比伦时期杜尔库里加尔祖（Dur Kurigalzu）的一个黄金手链上。 K.R. MaxwellHyslop， Western Asiatic Jewellery， c.3000612， London： Methuen， 1971， p.164.大约公元前1200年至前900年，埃及蓝出口到伊朗西北部的Hasanlu地区，这个遗址链接了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贸易。在哈珊鲁（Hasanlu）发掘出了涂埃及蓝的镶嵌“叙利亚”象牙制品。自公元前7世纪起，埃及蓝的铸块贸易到两河流域的尼姆如德，这些铸块类似于巴勒斯坦类型，很可能是由埃及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再到两河流域地区转运贸易。 M.E.L. Mallowan， Nimrud and its Remains， London： Collins， 1966， p.180.除了出口至两河流域和伊朗，埃及蓝还沿着北线出口至安纳托利亚，在土耳其的戈尔迪（Gordion）发现了埃及蓝制成的器皿，此外，在塞浦路斯岛也发现了埃及蓝制品。在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埃及蓝依然出口至两河流域地区，直到波斯帝国时，埃及蓝出口至伊朗，尤其以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为最代表性。 E.F. Schmidt， Persepolis， 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5072；A. Spycket， “Women in Persian Art，” in Ancient Persia： The Art of an Empire，ed. by D. SchmandtBesserat， Malibu： Undena， 1980， pp.4345.埃及蓝贸易沟通了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伊朗、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等地区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东地中海贸易网。

（三）与希腊的贸易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人在史前时代已经擅长航海，并且沿海远途至爱琴海诸岛（含塞浦路斯岛）、安纳托利亚西部南部沿岸地区、埃及三角洲，以及东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克里特与塞浦路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克里特文化很多方面受到了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文明的影响。由于远洋贸易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进行，所以海上贸易都是沿海航行，许多东地中海沿岸地区成为港口和贸易中转站，比如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推罗、乌加里特，以及安纳托利亚西南部。早在公元前17世纪晚期，希腊本土已经进口来自近东的商品，包括青铜、黄金、宝石等饰品。同时，塞浦路斯与东地中海沿岸、埃及的贸易开展顺利。在克里特发现了埃及类型的物品，暗示了公元前17世纪乃至更早期，克里特已经建立了与埃及的海上贸易。 A. Furumark， “The Settlement at Ialysos and Aegean History c. 15501400 BC，” Opuscula Archaeologica， Vol.6，1950， p.261.直到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2世纪），爱琴海希腊城邦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再次繁荣，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希腊本土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主导爱琴海与东地中海贸易，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在小亚西海岸的特洛伊和米利都发现，不久之后迈锡尼商品被出口至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公元前16世纪和前15世纪早期是克里特与希腊大陆政治、经济和文化扩张与发展的时期，我们尚未完成清楚这两种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但是迈锡尼在东地中海贸易的作为越来越重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迈锡尼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陶器，而进口的商品包括各类珍贵原材料，黄金、象牙和各种宝石。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58个遗址发掘出了迈锡尼风格的陶器，著名的包括卡尔凯美什、阿拉拉赫、乌加里特、喀特那、卡迭石、比布罗斯、西顿、哈措尔、美吉多、阿什克隆等，参见J. Gilmore， Mycenaean Trade with the East Mediterranean， Durham Thesis， Durham University， 1977， pp.7484.公元前14—前13世纪，东地中海世界对迈锡尼的陶器需求大增，导致了迈锡尼陶器的快速制造与标准化，制造出专门用于出口的陶器。 J. Gilmore， Mycenaean Trade with the East Mediterranean， 1977， pp.2230.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由迈锡尼主导的爱琴海东地中海贸易暂告一段落，而近东文化对于希腊的影响却没有因此而停止。

结语

上古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体系在空间范围上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希腊城邦、塞浦路斯岛等地区，沟通了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赫梯文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明和爱琴文明等几大古老文明。具体的商路有爱琴海诸岛到东方的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又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向东到达两河流域和伊朗等地；而东方的商品最远从印度河流域、中亚阿富汗地区经伊朗高原到達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又从两河流域中转到达叙利亚巴勒斯坦，再经东地中海商路到达埃及、塞浦路斯直到爱琴海希腊城邦。通过东地中海世界的沟通，古代近东各地的特产商品被交易到更远的希腊城邦，同样，希腊的特产也被交易到东方的近东地区，东西方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交流并不是兵戎相见的战争方式，而是和平友好的贸易伙伴。随着东西方贸易的演变，政治因素逐渐凸显，公元前1274年埃及与赫梯的卡迭石战役将原先的东地中海世界搅了个乱。后来出现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扩张政策，将东地中海纳入到了自己的政治版图，原先的国际贸易演变为帝国内部的贸易，原先受希腊人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交近东人之手，贸易权力的转移也预示了政治军事势力的演变。近东文明再后来被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所代替，东地中海世界贸易再次回到西方人之手，最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统一纳入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