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振兴：乡村振兴的一种路径

2018-09-10刘升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3期

摘要：嵌入性振兴是利用城市相对健全的经济社会结构，通过将农村的生产生活要素嵌入城市的产业体系、消费市场和基础服务体系的方式，同时利用农村在人地结构、土地制度、熟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城市和农村产业、市场融合发展，从而以经济振兴为先导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以“搭便车”的方式低成本快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嵌入性；乡村振兴；社会结构；社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135-08

Abstract：Embedded revitalization is a way to realize rapi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ll respects with low cost. By utilizing relatively sou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of city， rural production factors are embedded into industrial system， consuming market， and basic service system of city； meanwhil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rural areas in respects like man-land structure， land system， cultur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rural industry and market can be achieved， thus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rural development in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with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s priority and guidance.

Key words：embeddednes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system

一、问题提出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党和国家关注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开始，中央每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三农”工作展开部署，凸显了“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确定了“三农”的重要地位，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首次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从而在战略上为农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出路。

而现实中，长期以来，由于农业自身效率低下[2]，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单一[3]，农民人力资本整体不佳[4]等原因，除少量东部农村外，我国绝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发展长期严重滞后[5]，甚至曾出現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6]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农民大量进城打工和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虽有了较快发展，但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发展仍整体落后，[7]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更加严重。

但同时，全国也有少量农村能够逆势发展，在全国农村整体衰落的情况下取得较好的发展。贵州遵义的米村即属于发展较快较好的地区，从自然资源而言，米村人地关系非常紧张，在1980年分田到户时人均占有土地只有1亩左右，30多年来，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土地数量早已不足一亩，但米村发展较好：村级集体经济稳定，每年都有60多万元的村集体公共收入；村民收入水平整体较高，2017年村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全村贫困人口只有100多人；在村人口较多，米村有户籍人口5 600人

按照学术规范，本文人名，地名均已采用匿名化处理的方式。米村的很多女孩外嫁之后和他们孩子的户口仍然留在本村，成为空挂户。，其中常年在村人口4 600多人，真正常年在外打工的只有500人左右，村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三留守”情况；现代农业和规模农业发展良好，全村3 000多亩土地已经有1 000多亩实现了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种植，以高附加值水果蔬菜为主；村庄治理结构完整，拥有完整的“村两委——村小组——村民”的村庄组织管理结构，有9名村两委工作人员全天候为村民提供服务，26个村民小组都有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管理结构相对完整和顺畅；在村容环境中，有完善的水、电、路等基础服务设施，村庄中设置有垃圾箱等卫生收纳体系，保证了村庄的公共环境卫生，而村民近年来也纷纷建起了三四层楼高的别墅型房屋，用于自住和经营等活动。2017年11月，笔者及所在团队在米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对于这样一个位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并不占优势的农村，米村如何在近年来保持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整体满意，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村发展繁荣稳定的振兴状态，成为笔者思考的主要问题。

二、嵌入城市结构中的米村

尽管来自遵义市区的众多人流、车流等给米村带来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物价上涨等负面影响，并且因为米村地处遵义市的水源保护区，限制米村发展工商业的规定等因素都影响到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让村民有些抱怨，但整体而言，毗邻遵义城区的地利给米村带来更多是发展的有利因素。

（一）经济发展

1.个体经济快速发展

第一，农业经济的兴起。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既包括了农业产品本身的发展，也包括了农业土地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高附加值农产品得到发展。从2005年开始，米村就开始大规模种植高附加值的大葱，然后通过将大葱直接卖到遵义市区的方式获得高收入，之后各种高附加值农产品在米村得到快速发展。

当前，米村的3 000多亩土地发展了包括草莓、桃子、西瓜、生姜、折耳根等经济作物。其中，在2017年，米村种植高附加值的贡米达到500多亩，贡米的售价可以达至少5元/斤，价格远高于市场普通大米；西瓜种植达到200多亩，其临近市场从而保持西瓜的新鲜也让其得到了高于市场平均售价的高利润；同样，桃子面积达到200多亩，草莓种植也达到100多亩。这些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带来了高收入，如每亩西瓜的经济纯收入通常可以达到5 000元以上。而通过种植这些高附加值农产品，米村实现了农业就业和收入较快增长（案例1）。

案例1：米村现任村副主任老杨从1998年就开始在村里种植蘑菇，开始是每天将自己种植的蘑菇送到遵义市区售卖，后来随着规模扩大，遵义市区的蘑菇商贩开始到自己家来收，通过种植蘑菇，老杨在90年代即达到每月收入上百元。之后，镇里选聘老杨为米村的科技副村长，带动米村发展种养业，而老杨也顺利带动了米村的20多户共同种植蘑菇，实现了这些家庭收入的增长。

对米村人而言，他们不仅通过直接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方式获得高经济收入，还利用毗邻遵义市区的优势，充分利用遵义市的消费市场，不仅赚取农产品种植环节的利润，同时赚取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利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如在米村的板砖、杨田等几个小组既毗邻遵义城区，同时又位于省道旁边，所以这几个小组的村民因地制宜，种植草莓，草莓成熟之后，村民都将草莓直接带到公路边零售，村民既省去了进入菜市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又获得了草莓的零售利润。通常草莓零售的价格比批发价格要高一倍以上，从而成为村庄中收入较高的村民组，而部分村民充分利用靠近公路边的优势，发展草莓采摘经济，更是实现了收入的高增长。因为毗邻市区，米村成了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旅游的后花园，到了周末和节假日，很多遵义市民会结伴到米村开展钓鱼、打麻将、烧烤等休闲娱乐活动，并且通过在米村购买土鸡、稻米、年猪等不同方式提高了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地租经济快速增长。因米村地处市郊，交通便利，来往人流车流较多，市场潜力大，米村的土地租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从2005年左右开始，就有来自重庆的老板以每亩土地500元的租金到米村承包500多亩土地种植大葱；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纷纷到米村投资土地从事种养殖业，随着承包土地人员的增多，米村有限的土地數量也逐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米村地租不断提高，到了2017年，在米村种植草莓的老板已经将地租提高到了1 500元/亩的价格（案例2），即便如此，很多来米村承包土地的老板仍然感叹“包不到地”。

案例2：浙江的赖老板和他的浙江朋友在2017年从武汉转到米村，赖老板在米村承包6亩土地种植草莓，地租是1 500元/亩，赖老板本打算多租一些土地，但因为在米村已经找不到更多土地，所以只有先租这6亩。而赖老板之所以同意出这么高的地租，一方面是因为米村土地相对平整集中；更主要的则是因为米村地处交通沿线，毗邻市区，赖老板打算发展草莓采摘经济，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区位有利于采摘经济的发展。

由于米村农业产值和土地租金较高，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包地老板都对土地利用效率相对重视，因此，米村土地抛荒较少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第二，打工经济快速发展。

在米村的打工经济中，包括米村自身的农业打工经济和到遵义城区从事的工商业打工经济两类。

一方面，农业打工经济发展较快，从2005年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外来资本不断到米村投资土地，从事西瓜、桃子、蔬菜等种植业，而这些种植行业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外来包地的外来资本因承包土地面积较大，自身劳动力数量无法满足土地的劳动力需要，就必须常年从米村雇工，因此促进了米村农业雇工的发展（案例3）。

案例3：米村老周，48岁，从2007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60亩，加上儿子儿媳，老周家中共有4名劳动力，因为种植西瓜的需要，老周又在米村雇佣了2名长工，每月工资3 500元，并且在种植、打药、收获等时段都需要雇佣十多人不等的劳动力，以满足西瓜生产的需要。

另一方面，工商业打工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利用毗邻市区的区位优势，米村的劳动力成功嵌入到遵义市区的工商业打工市场中，实现了村民的非农化。遵义市区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改革开放之前就有一些村民到遵义打工，90年代后到遵义打工的村民逐渐增多，当时主要从事一些临时性工作，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借助地产经济的兴起，米村人在2000年之后大量到遵义市区从事建筑行业。目前，在遵义从事建筑行业每天收入至少可以达到120元，技术工则可以达到至少200元一天。到了2010年之后，村庄中几乎全部年轻人都在遵义或者更远的东部地区打工，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村民在遵义城中经营生意，有体力的村民则到建筑工地打工，没有体力优势年纪相对较大的村民则可以从事保洁、保安等对体力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作，在米村村干部看来“现在就是最老实的村民也知道到遵义当保安了！”。相对而言，通过在城市中打工，村民实现了收入的增长。同时，因为毗邻市区，村民可以生活在农村，保证他们“离土不离家”，维持家庭生活的完整。目前，米村村民除了少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外，大部分都到遵义市区打工，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经济已经是米村的主要经济模式和收入来源。

总之，米村借助毗邻遵义市区的优势，通过融入市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实现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的充分发展，目前，借助市区提供的较多就业机会，米村实现了充分就业，人均年收入已达到10 000元左右，生活相对较富裕。

2.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近年来，借助区位优势，米村集体收入增长迅速。2017年米村集体收入达60多万元，实现了稳定增长。

具体而言，除了来自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外，米村集体收入主要来自三个部分：第一是村中两个公墓山的分红收入，通过将公墓山售卖给遵义城区的居民，每年可以带来32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第二是村庄投资分红收入，2015年米村将上级给予的100万元补助款入股到本村的一个米业加工公司，该公司每年给米村15万元分红；第三是土地和厂房的租赁收入，米村将老办公室出租给幼儿园，每年带来3万元的租金收入，将部分土地租给一个桶装水厂每年带来2 000元的集体收入。加上其他一些非常规性收入，目前米村每年的集体收入可以达到60万元左右。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米村集体收入来源实际还是依托遵义市区，米村的两座公墓山建立于1993年，开始只是服务本村村民，经济收入较少。到了2003年之后，因为毗邻城区，环境较好，交通便利，方便市民祭拜，所以部分富起来的遵义市市民就想要购买公墓山，从此米村的公墓山逐步对外开放，价格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一个公墓300多元涨到了现在的10万元，平均每个公墓都有2～3万元的价格，从而给米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到了2014年，米村将两座公墓山分别承包给两个公司进行管理，分别上缴20万元和10万元的分红，并且逐年增加，从而成为米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米村投资给米业加工公司的100万元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的高回报，也是因为米业加工公司利用毗邻市区的优势开拓市场，保证了自身的稳定收入。

（二）生活便利

尽管近年来米村村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但真正在遵义城区中购买房产的人并不太多。因为在米村村民看来，在城区中购买房子主要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老人的就医方便。但因为米村本身毗邻城区，所以稍大一些的孩子都可以在家中居住，然后到城中上学，既可以享受到城市中较好的教学质量，又可以继续在家中居住；而老人则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直接到城市中就医，方便快捷（案例4）。

案例4：李全友，75岁，米村的精准扶贫户，在2017年身体得病，当时他给自己的帮扶责任人打了电话，说自己生病了，于是政府指定的帮扶责任人当即从遵义开车赶到他家里，在发现老人情况比较严重后，于是直接开车将其送到遵义市医院接受治疗，住了一周医院后就回到家休养。

同时，对农村而言，婚姻是大部分农民考虑的重要因素，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因为城乡经济差异，农民找媳妇往往相对困难。而在米村，借助良好的区位，米村将自身婚姻市场嵌入城市婚姻市场，借助米村毗邻市区，村民打工机会较多，经济收入较好的优势，大量远郊村的女孩都愿意嫁到米村，从而保证了婚姻市场的健全。在米村5 600多人中，目前仅有2例光棍现象，而且这2例光棍都是因为自身身体带有严重问题才出现的情况。

可见，因为距离市区较近，所以在婚姻中，米村的年輕人很多不需要到城市中买房也可以找到媳妇，也不需要天天住在城市中租房陪读和陪护医疗，从而极大的降低生活开支。通过米村毗邻市区的特点，米村村民即便日常居住在农村的家中，也可以充分利用城市中的医疗、教育、消费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低成本的完成乡村发展和繁荣。

（三）治理有效

一方面，米村因为地处市郊，通过公墓山、米业加工公司、老村支部房屋出租等各种投资和租赁收入，每年可以得到60万元左右的集体经济收入，为米村的自我管理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米村交通便利，区位优越，让大量米村村民都愿意留在村庄中，从而为米村治理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具体而言，村庄治理可以包括软件硬件两部分：

其一，米村的软件治理能力较高。目前，米村村委会共有9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4名大学生。米村有26个村民小组，5 600多人，日常要包括给村民办理医保、社保、矛盾调解等工作，因为人多事多，所有从2004年合村并组之后，米村的干部就被迫开始实行坐班制，以保证为村民更好的提供服务。但因为乡镇给村干部的补助每月只有1 200元，实际上很难调动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为此，村委不得不利用集体收入对村干部的收入进行了一些补贴，通过村集体经济对每个村干部每月补贴1 500元，且在年底还会给予每个村干部一万元左右的绩效奖金，加上来自上级各部门的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从而可以让村干部的年收入达到40 000元左右，让村干部得到一个不低于在外打工的收入，保证了村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工作积极性。同时，米村还利用村级集体财政收入增加26个村小组长的补贴，提高村民代表、村小组长等人开会的误工补贴等，从而维持了村庄公共服务团队的稳定。

其二，米村的硬件治理能力提升。村庄硬件主要包括村庄中的水、电、路等公共基础服务设施，这些基础服务设施的完整直接关系到村庄的治理能力。虽然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的修建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完成，但在当前项目制的财政制度下，大量国家项目的建设需要村级集体资金的配套投入，这就需要村级集体收入的支持。如米村在2015年修建万亩大坝整治工程中，国家资金投入了1 000多元的道路建设资金，但要求米村配套道路所需的占地赔偿资金，米村因为有相对较高和稳定的集体资金，在投入了100多万元的集体征地资金后，保证了米村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且通过村级集体资金的配合，从2014年开始，米村基本实现了村内公路的“户户通”，并且修建了路灯，水沟等公共设施，为村庄治理提供了基础。

（四）思想开放

1.创业思想

因为毗邻城市，打工就业机会多，米村村民打工经济开展较早，所以村民很早就开始想办法致富，在90年代就有村民为了获得高收入而到城市中开糕点店等创业尝试。

同时，因为靠近城市，外来资金在米村包地开展种植过程中也给米村带来了先进技术，为村民创业提供了基础。在2003年，来自浙江的西瓜种植户到遵义地区寻找土地种植西瓜，因米村距市区较近，所以浙江老板首先将西瓜种植地选择在了米村，而在这个过程中，米村村民也被雇佣帮助浙江老板种植西瓜，在帮忙播种、采摘、运输等过程中学会了种植西瓜的整套技术，从而在2009年浙江老板离开米村之后，尽管从西瓜种子、大棚、农药等都需要从浙江引进所有生产材料，但米村能够继续种植西瓜，并且让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00多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除了西瓜，依靠这种招商引资的方式，很多村民通过“偷师学艺”的方式学会了奶牛养殖、生姜种植、草莓种植等技术，提高了米村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借助毗邻遵义市所带来的就业和消费市场，米村村民有了较高的创业热情，米村的农家乐、米业加工、饮用水厂等产业也在村民参与下都得到了发展。

2.平和心态

随着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米村村民的整体素质也在提高。在90年代，村民因为经济水平有限，常常因为养老分配不均，土地边界占用等细小琐碎的问题而产生激烈冲突，甚至引发很多打架斗殴情况；近些年来，随着村民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的精力主要转移到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活中，2000年之后，村庄内部偷鸡摸狗和由此引发的各种村民打架斗殴等情况基本消失，村庄违法犯罪活动大大减少。

总之，借助区位优势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米村基本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状态。

三、米村发展的内在优势

（一）结构优势

1.区位结构优势

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包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米村位于遵义市西北，接壤主城区，距离城区汽车站仅6公里左右，开车15分钟即可直达。同时，有高级遵义绕城高速公路从村庄旁边经过，同时还有多条沥青道路经过，交通便利，且每天都有多趟公交车从遵义城区来回米村，因此米村占有优越的区位。

2.人地结构优势

尽管米村4 600多常住人口只占有3 000多亩土地，米村在1980年分田到户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按照当时的土地分配情况，当时米村每人可以分到1亩左右土地。到现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尽管不同家庭中的人口发生了变化，但每个家庭仍然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加上每个家庭自己开发的少量自留地和分到的部分山林，米村平均每户家庭占有5～6亩左右的田地、坡地和林地等，相对于城市生活，这就给了村民相对充足的生活生产空间，而这些土地不但为村民从事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也通过为米村村民提供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方式极大减少了生活开支。

3.经济结构优势

米村的经济结构优势指的是村民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兼业。兼业指的是一人从事两种以上的工作。农民作为理性人，其可以通过合理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生产要素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相对于工商业而言，农业生产没有严格的外在时间要求，农业生产具有时间上的灵活性。对米村村民而言，他们就可以利用下班时间和周末休息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因拥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作为一个生产平台，可以生产多种农产品，这就给了农民生产上的灵活性，如当大葱价格高时，村民就可以生产大葱，当西瓜价格高时，村民又可以及时调整生产西瓜。这种劳动力、农业生产和土地使用上的灵活性促进了米村兼业经济的兴起。这样，对村民而言，他们可以白天到城市中打工，晚上或者周末就在家中务农，从而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份收入，从而最大程度提高自身收入。

（二）制度优势

米村作为农村，在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体制结构下，尽管过去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弱势，但在土地制度等方面同样存在很多制度优势。

1.宅基地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是一项颇具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我国现行宅基地的规定是，农村宅基地归村集体所有，拥有本村户籍的村民根据需要向村集体提出申请，由村集体无偿划拨给村集体使用。[8]因为宅基地的这项福利属性，所以每个村集体成员都有获得宅基地的权力，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剥夺。[9]对米村村民而言，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种农村集体成员权资格，所以可以在村庄中申请宅基地建房。当前，米村1 200多户村民早已在村中建立了自己的房屋，米村平均宅基地面积达到100多平方米，而在住房建设上，因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所以米村目前的房屋基本都是两层，甚至有很多达到四层的房屋，并且很多新修建的房子中都自带车库，居住环境非常优越。

这样，对米村村民而言，在城市中购买房子并不是刚需。而目前遵义市的平均房价在5 000元/平米左右，这样，即便是仅仅购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也至少需要50万元，而在米村，因为宅基地免费，加上自己家中可以投入部分劳动力，所以修建一个100平米左右的房子的成本仅在10万元左右，这就可以为村民节省接近40万元的开支。而实际上，因为是在村里，修建成本相对较低，所以加上庭院，很多村民往往都是修建达到200～300平米的房子，从而在住宅上实现了现代化。

2.农业用地制度

在我国，农村土地归村集體共同所有，而村集体成员拥有土地使用权。在2006年之前，农民使用农村土地需要缴纳一定的农业税作为使用费，但在2006年，全国统一免除了农业税，且开始实施种粮补贴政策，这样，在农村种地不但不花钱，国家还进行补贴。

在米村，在1980年就根据当时的村庄实有人口进行了分田，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改变。因为人多地少，所以当时村民人均分到田地二亩左右，以及少量山林土地。近30年来，尽管米村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也不断增加，但每家每户基本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土地。而利用这部分土地，第一，米村村民实现了增收。因为靠近遵义城区，村民从90年代就开始在土地上种蘑菇、折耳根、香菜等各种蔬菜，这些蔬菜经过简单加工后直接送到遵义城区的菜市场中进行销售，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案例5）。

案例5：米村的张德全，男，43岁，平时在遵义城区开出租车，其妻子在遵义城区从事家政工作，他们在米村有两亩土地，他利用这两亩土地来种植小葱，香菜，菠菜等不同的时令蔬菜。因为出租车工作是工作四天休息两天，他就利用这两天时间回村打理蔬菜，进行施肥、打药、收割等工作，并且每次将收获的蔬菜进行简单整理和清洗后送到遵义城区的菜市场销售，通过这2亩地，每年可以获得5万元左右的收入。

第二，米村村民还可以利用土地极大降低生活开支。米村大部分村民都有一亩左右的田地和一亩左右的土地，他们一般利用田地种植水稻，年产水稻在1 000斤左右，最后产稻米700斤左右；而利用一亩左右的土地种植各种蔬菜，这样，一年中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土地保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每年主要买点油盐酱醋就可以生活，从而节省下来数千元的生活开支。

（三）文化优势

相对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米村构成一个“熟人社会”[10]。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信任成本很低，保证了村民可以低成本的生活和相处。既保证了人们生活的和谐，又可以在经济活动中互相帮助，如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带着亲戚朋友打工创业，或者通过利用所掌握的资源介绍生意等方式来共同提高收入，或者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实现资金无息借贷，互相支持发展（案例6）。

案例6：米村王家乐，在2015年借助村里有3 500元的住房補贴资金，打算将自家房屋加盖一层，但因为当时家庭情况不好，于是，他找自己的哥哥借了5万元，然后找自己姐夫借了3万元，加上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完成了房屋加盖二层的建设。鉴于其家庭条件有限，其姐夫在2016年又无偿给了他家6只羊用于发展养殖，促进了其家庭的经济发展。

总之，借助米村的结构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村民实现了在城市中赚钱，农村中消费的优势局面，从而保证了“高收入，低消费”的生活模式。

四、“嵌入性振兴”的内涵与机制

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11]，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之后，“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而本文中的“嵌入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波兰尼提出的经济嵌入社会的概念，本文中的“嵌入性”指的是部分嵌入整体的结构性嵌入。因此，“嵌入性振兴”指的是村庄的经济社会等体系作为一个部分嵌入到城市的结构中，从而与城市构成一个整体结构，利用城市在经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优势，同时利用农村在土地、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带动政治、社会、文化等整体发展，从而既能够发挥乡村自身比较优势，同时最大程度上利用城市结构的优势实现自身的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实现村庄振兴。

具体而言，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下，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整体系统，社会中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社会首先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不同结构都只是其上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传统的中西部农村，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地区人口较少，农业经济结构形式单一，农民在农村中只能依靠农业收入生活，而农业的生产剩余又比较低，使得农村长期发展比较单一，只能发展农业种植，而农业种植本身农业产出和价格都较低，导致农业水平较低，农村发展落后，农民经济收入较低。同样，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因农村本身经济落后，农村的教育、医疗、娱乐等发展都相对落后，实际上，对大部分村民而言，他们并不太愿意到城市中居住，因为他们收入相对较低，在城市中生活“一出门都要钱”，即便是在城市中买了房子，也要承担各种水、电、物业等费用，相对而言，因为农村多少有点土地可以种植蔬菜水稻，可以解决水、物业、买菜等支出，这样在农村生活的成本要小很多。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绝大部分村民都希望在农村中生活，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基础服务发展不充分，包括医疗、教育、娱乐等设施不充分，导致大量农村人无法留在家里，必须前往城市居住。而如果农民进城打工，将自身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经济收入，通过从事工商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收益，尽管在经济上通常能够得到高于农业收入的经济收入，但也带来了农村的空心化[12]农村“三留守”[13]等问题。

第一，乡村振兴的核心应该是人，也就是农民。围绕“人”，通过将各种因素有效整合，从而保证村庄的振兴；第二，从发展系统而言，乡村振兴应该是个整体系统。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还应该包括乡村政治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教育振兴、乡村社会振兴等整个乡村系统的振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展的不足都可能导致“短板效应”

短板效应：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致使整个振兴系统难以实现；第三，从乡村振兴基础而言，在市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背景下，乡村振兴中应该以乡村经济振兴为基础，否则振兴将难以持久。

与城市相比，传统农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基础服务结构中都存在很大不足。其一，产业结构方面，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剩余较少，相对而言，工商业则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剩余，但产出较高的工商业需要大机械生产和充足的劳动力市场，就需要通过集聚的“规模优势”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需要在城市完成。但在传统而言，农民为了得到工商业的收入，就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到城市打工，成为“农民工”，但“农民工”尽管可以在城市中得到工商业的收入，但因为农民工本身必须生活在城市中，他们的租房、饮食等消费都必须在城市中解决，从而开支增加，降低了他们的经济积累能力。这就构成了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如果留在农村，则农民收入难以有效提高，农村也难以真正发展；如果长期去外地打工，不仅自己要长期背井离乡，家庭难以团聚，农村也会空心化，难以得到有效发展。其二，从消费结构而言，农村中因为农业产出剩余较低，农民收入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农民的消费能力也有限，市场发展空间有限，而城市中产业多样，人口集中，不同等级的收入水平构成了不同等级的消费水平，有利于多种产业的发展。其三，从社会基础服务结构而言，农村的人口较少，经济水平低，使得农村中需要的养老、教育、医疗、婚姻等市场难以得到有效发展，也让农民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

米村因毗邻市区，城市中有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完整的消费市场、完善的基础服务等优势。米村劳动力、土地等因素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相关结构，如年轻人可以低成本到城市打工，老人则可以留在农村种植一些蔬菜，从而实现完全就业和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米村利用地利优势将自身嵌入到城市中，通过利用城市完整的产业结构发展自身产业，农业的表现能力提高，如对稻米进行农业深加工，同时，借助城市完整的工商业产业结构，为米村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就业机会；利用城市完整的消费市场，米村自身可以发展旅游经济、采摘经济、定制服务等不同形式的经济；通过利用城市中完整的基础服务资源，米村可以就近较低成本享受到较高水平的医疗、教育、娱乐等服务。从而以地利为渠道，将自身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嵌入了城市的整体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米村有了实现村民经济收入增长和村庄发展的渠道，能够达成两者的平衡。

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在人地结构、土地制度、熟人社会等方面占有优势，通过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城市中完整的产业体系，农村可以将自身不完整的产业体系、消费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等嵌入到城市的体系中，实现农村与城市功能和发展的互补，彼此利用对方优势。一方面，对城市而言，农村承接了城市部分发展需求。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包括了食品安全等高端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嵌入符合了城市功能的需求，从而保证了城市功能的完整。通过利用农村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土地，从而保证了自身廉价农产品和廉价服务的获得，城市可以得到低成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农村而言，利用近郊优势，农村的产业结构体系、消费结构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等融入城市的结构体系中，利用农村的制度优势、结构优势和文化优势，实现了乡村低成本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广大农村地区因为受到自身发展历史，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等影响，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完整产业链、完事消费市场和构建完整服务体系的能力，而借助城市各种完善的结构体系，小农本身的灵活性被城市的经济体制所激活，擁有了更大的生命力。小农灵活性有了更大的机会释放自身的经济能力，从“维持型小农经济”变成了“发展型小农经济”，让自身生存能力更大。所以对近郊农村而言，最方便和最经济的方式就是采用“搭便车”的方式，低成本的依附城市中已经完整的经济社会结构发展自己。

五、结论

综上，由于农村自身在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当前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发展动力不足，不断衰落。而农村要实现快速发展，就需要借助城市中的产业结构、消费市场和社会服务能力，将农村中的劳动力、土地等相关生产生活要素有机嵌入到城市的整体结构中，利用城市在资源、市场、服务等方面的既有优势，通过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改变资源从农村单向流向城市的局面，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从而以农村经济振兴带动农村的全面振兴。

因此，结合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就目前部分地区而言，将农村农业农民作为要素嵌入到城市整体结构中，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一种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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