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永爱

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住院分娩数据，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846万人和1758万人。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出生人数不升反降的现象引起了热烈讨论。

生不起且没人照料

城市地区二孩生育意愿较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1/3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让城市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则是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原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由年轻人的父母帮忙照顾，在我们调查的已育一孩城市女性中，有超过70%的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孩子的照料压力也成为影响生育的限制性因素。当然，现代女性也更注重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压力大”、“生育会影响职业发展”等也是调查中女性常提到的不生二孩的因素。

实际上，生育意愿低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范围内人口发展遇到的挑战。东欧和南欧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长期以来都面临生育水平较低的问题。

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

早在21世纪初，澳大利亚学者彼得，麦克唐纳就提出性别平等理论，提出生育率的下降是与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相关的。他将性别平等分为外部性别平等（职场上的性别平等）和内部性别平等（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随着社会发展，外部性别平等水平在上升，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与男性同等竞争；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并未适应外部市场这种性别角色的变化，导致家庭内部仍处于不平等状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演变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内”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低生育率就出现了。

低生育率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韩地区，很多年轻女性甚至不愿意走进婚姻，因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 package）”，结婚意味着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中国城市地区的女性面临同样的困境。

因生育中断职业女性比例上升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范围内位居较高的水平，城市地区20～59岁女性就业比例达61%。而在家庭内部，传统的以女性承担家务为主的分工仍占主流。在托幼服务体系不健全的环境下，养育和照料孩子的责任多由女性承担。

有数据显示，从事非农劳动的女性因为生育而中断职业的比例在持續上升，1981～1990年的职业中断比例为10.3%，2000～2010年上升到35%。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创造一个想生、敢生的友好型生育环境，性别平等视角都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的。在中国现阶段，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托幼服务体系，帮助家庭尤其是女性克服工作、家庭平衡难题。同时，应该通过政策促进男性分担家务，特别是积极参与孩子的生育和养育过程，比如建立配套的男性陪产假、育儿假制度；提倡家庭内部平等分工，逐步改变传统“女主内”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