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心灵

摘要：对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指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导致经济增长缺失动力，经济增速下降，经济风险积聚;多数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劳动收入比重。这就启示我国只有持续提高劳动收入比重，适当控制资本收入，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经济增长;倒U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8）05-0005-09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滞涨”问题，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随后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指导理論，如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等，提倡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反对国家干预，在收入分配领域主张实行按要素贡献分配，由于资本势力先天强于劳动，导致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比重失衡，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将危机爆发归咎于政府监管政策失误和金融市场脆弱性，但是马克思经济学者认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1-2]。与发达国家要素收入变化趋势相似，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3-5]。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问题，比如主要工业品产能过剩严重，实体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不畅，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等等。国内不少经济学者认为这些问题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劳动收入比重的大幅下降有关。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比重的变化绝不仅仅是劳资分配利益格局的变化，它最终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质量和可持续性，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本文以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选择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发达国家统计资料比较详细，能够获得长时期的历史数据，有利于实证研究;二是2017年我国人均GDP将近9000多美元，已经跨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是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历程展示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吸收借鉴。

一、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方法

按收入法的国民收入统计中，国民收入增加值划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类。劳动收入大致相当于劳动者报酬，政府收入是生产税金额，资本收入是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这样可以明确劳动收入、政府收入和资本收入内涵。但是，政府收入既不是劳动收入也不是资本收入，如何处理政府收入对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比重影响较大。一些学者认为生产税净额是中性的[6-7]，在计算劳动收入占比时应当扣除，因此他们在处理生产税净额时，一般将生产税净额看作劳资之间的“楔子”，即生产税净额既不是劳动收入又不是资本收入。具体的计算思路如下：设Y_L是劳动收入，Y_K是资本收入，Y_T是生产税净额，Y是国民收入，那么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分别为：α_L=Y_L/（Y - Y_T）和α_K=Y_K/（Y - Y_T）。根据国际通用的国民经济统计账户SNA（2008），收入法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由雇佣报酬、总营业盈余和总混合收入与税收减去生产和进口补贴三部分构成，相当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与生产税净额。根据上述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思路，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雇佣报酬与GDP扣除生产税净额的比值。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一般认为“人类发展指数”不低于0.9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根据这几年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公认的发达国家主要有加拿大、美国、日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瑞典、瑞上、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本文以这20个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为分析对象，时间从1970到2016年共47年的数据，这个阶段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历程，而当前我国多数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即将迈入后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这个阶段发展规律对我国发展有启示作用。

（二）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一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是比较稳定的，Bowley（1920）首先对英国要素收入份额进行研究，明确提出劳动收入份额具有稳定性[8]。Brown与Hart（1952）的研究表明1870-1950年英国的工资收入份额高度稳定，印证了Bowley的观点[9]。库兹涅茨对美国1919-1935年的劳动收入进行估算，发现该时期劳动收入在390～42%小幅波动，这些研究结果后来被称为“卡尔多事实”，即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然而，后来的实证研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并不是一条铁律。Lianos（1971）发现美国1949-1968年农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明显下降”[10];近年对欧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至少在中期内不是稳定的….。依据前述的计算方法，本文利用OECD国家GDP数据库计算得出1970-2016年美国等20个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见图1、图2）。

图1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四个典型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这四个国家劳动收入比重20世纪70年代均值在60%以上，80年代开始下降，到21世纪该比重比20世纪70年代平均下降超过5个百分点。图2是这20个发达国家平均劳动收入比重变化趋势，同样该比重总体呈逐渐下降趋势，2003年以后加速下降。显然，近半个世纪时期内发达国家劳动收入比重呈现先小幅提高然后不断下降的特征，并不符合“卡尔多事实”，本文认为这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假说

为了揭示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将1970年至2016年分1970-1985年、1986-2000年、2001-2016年三个阶段，分别计算出这20个国家在这三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GDP增长率、人均GDP、消费率和投资率等指标均值（见表1）。本文后面还要分析中国的相关数据并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因而表1一并给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两个时期（1978-1997年与1998-2016年）的相关数据。

表1可以更清楚地发现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是逐渐下降的：第二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比第一阶段下降幅度约为2个百分点，第三阶段比第二阶段下降约3个百分点，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相反。前两个阶段GDP增长较快，1970-2000年均值都超过3%，第三阶段增长率均值几乎下降了一半，仅为1.66%;人均GDP第一阶段为8846美元，第二阶段迅速增加到24862美元，增长2.8倍，第三阶段增长速度下降，为第二阶段的1.8倍，反映了人均GDP增长率在下降。三个阶段的居民消费率呈阶梯型下降态势，从56.78%下降到51.22%，下降幅度超过5%。投资率也呈阶梯型下降趋势，从26.21%下降到21.42%，下降幅度近5%。在长达47年时间里劳动收入份额、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投资率和消费率均出现明显下降，只有资本收入份额在上升，显然这是一个趋势性的现象。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同时出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托马斯·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1950-1970年欧美发达国家前10%人群收入的比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非常稳定的，大约为30%～35%，而始于1970-1980年的强势分化导致了21世纪收入差距的拉大，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到45%～50%.基本达到了20世纪初期的水平，他把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12]。

为了进一步分析发达国家要素收入份额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计算出发达国家1970-2016年每一年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消费率、投资率和GDP增长率，借助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与这些经济指标的散点图以及趋势线，从中可以观察出一些变化规律。

图3～5分别给出了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投资率以及GDP增长率关系的散点图。图3表明当劳动收入份额从51%增长到58%时，居民消费率逐渐增加，但是当劳动收入份额超过约58%时，居民消费率开始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消费函数关系，即呈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图4表明，当劳动收入份额从51%增加到约59%过程中投资率是逐渐提高的，但是之后不升反降。图5表明当劳动收入份额从51%增加到56%时，经济增长率逐渐提高，当劳动收入份额超过56%时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劳动收入份额最优值为56%。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的数量关系，劳动收入比重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随之提高的;但是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的值将抑制经济增长。从劳动供给方来看，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是影响劳动者提供劳动强度、劳动时间的决定因素。如果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一方面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进入经济体系中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另一方面增强了对劳动者的激励，劳动者的劳动意愿越强、更加勤勉努力，管理方对劳动者的管理成本降低，这样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反之，实际工资降低，劳动者可能会更多选择闲暇，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者是出工不出力，提高了监督成本，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收入份额适度增加，可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也有利于扩大投资，此时消费和投资处于相互促进阶段，经济结构均衡，经济发展较快。但是当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超过一定值，一方面会出现消费倾向递减现象，居民消费总量不会继续提高，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损害资本收入者的利益，而投资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较低的资本收益对资本所有者是负激励效应，无法刺激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因此，超过某一阈值的劳动收入比重不利于经济增长，劳動者报酬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同方向变动，在劳动报酬增加到一个临界点以前，二者是正相关的，而劳动报酬比重一旦增加到临界点，一方面劳动供给总量和劳动生产率都会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收入大幅下降，不利于投资扩张，从而经济增长率会降低。

由此，本文提出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假说：劳动收入份额与GDP增长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GDP增长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变化特征，在数学图形上表现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形状。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理论上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最优的劳动收入比重，劳动收入比重距离最优值越远，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则越高。

三、对“倒U型”关系假设的实证分析

以上根据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趋势线提出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的假设，然而对每一个发达国家此种关系是否成立，需要做计量实证分析。本文实证分析以20个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数据时间区间为1970-2016年，建立以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劳动份额LR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考虑到GDP的滞后值、投资率IN对GDP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将它们设为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

（1）式可以看成以GDP为因变量、劳动收入LR为自变量的二次函数形式，所以只要实证结果显示一次项系数α2，为正、二次项系数α3为负，则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GDP增长率的“倒U型”关系成立。为了防止虚假回归，在实证之前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同时要正确选定面板模型的形式。

（一）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可以使用LLC、Breitung、Hadri、Im-P-S、Fisher-ADF、Fisher-PP等方法，待检验的变量为GDP增长率、劳动份额LR、投资率IN，各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的检验结果看出，5种检验方法均表明模型（1）面板数据数列均是平稳数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建立在E-G基础二步法基础上的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以及建立在Johansen协整检验基础上的Fisher面板协整检验。本文使用Pedroni和Kao两种检验方法，对模型各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

根据表3，Kao检验结果表明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edroni检验中多数支持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1）各变量均存在协整关系。

（三）面板模型形式选定

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要确定变截距模型是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Hausman（ 1978）提出了一个严格的统计检验方法-Hausman检验[13]，本文使用该方法确定面板模型形式，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表4，Hausman统计值分别为22.7074，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故都适用固定效应模型。接着用F统计量方法判断模型是否存在结构变化，分别计算H{模型的统计量F1=6.68，在显著性水平5%下，得到临界值F_1α（72，798） =1.31，F1>1.31，因而采用变系数模型，最终模型（l）设定为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

（四）回归结果分析

对模型（1）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要关注的是表5中解释变量系数α2和α3的符号，20个发达国家中只有爱尔兰、比利时、荷兰、葡萄牙4个国家的α2<0，α3>0，表明GDP增长率与劳动份額LR的关系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形状;其他16个国家回归结果均符合α2>0，α3<0，说明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对于多数发达国家都成立，这表明多数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到了一个阈值以后劳动收入份额继续增加将导致GDP增长率下降，它的经济意义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应该保持适当比重，失衡的要素收入关系不利于经济增长。爱尔兰等4个国家的表现不符合“倒U型”曲线，但并不意味着劳资收入比重没有合理的区间。

四、发达国家劳动收入比重降低的经济效应

表1分1970-1985年、1986-2000年、2001-2016年三个阶段详细展现了发达国家要素收入格局的变化。不难发现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0年以前高于56%，位于“倒U型”曲线右侧，2000年以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临界点56%以下，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远离最优值56%，而巧合的是200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开始显著下降，从1986-2000年的3.16%下降到2001-2016年的1.66%，下降幅度几乎达到一半。据此，本文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直接相关，为了验证这个结论，需要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劳动收入比重变化的经济效应。与前面分析一致，本文使用20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分为1970-1985年、1986-2000年、2001-2016年三个时间段，分别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GDP增长率的影响。为此，建立以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一阶滞后变量、劳动份额为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2）。

经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发现各变量均为平稳变量，模型（2）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同时使用Hausman检验法和F值法确定面板模型形式，具体过程不再赘述，最终模型（2）确定为具有固定效应不变结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解释变量GDP的一阶滞后变量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系数θ1和θ2都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三个阶段劳动收入份额系数θ2的值是依次递减的，这与三个阶段劳动收入份额递减趋势是对应的，说明发达国家从1970开始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阻碍了经济增长。特别是2001年以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低于56%的水平后GDP增长率加速下滑，再次说明保持合理水平的劳动收入份额是GDP正常增长的必要前提。

对比可以从“倒U型”曲线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降做出合理的解释：发达国家劳动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56.45%下降到2016年的49.6%，位于“倒U型”曲线左侧，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逐渐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距离最优劳动收入份额愈来愈远，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处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比重大幅提高，位于收入金字塔中低层的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比重下降，导致普通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无力拉动经济增长。而资本收入份额的大幅提高并没有带来投资率的提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工业化进程完成以后，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国内投资机会较少、投资收益率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多、要素成本低，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纷纷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谋取了高额资本收益回报，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萎缩;另一方面，由于投资于国内实体经济收益不高，资本的逐利性决定过剩的资本必然投向虚拟经济领域，造成资产价格膨胀，金融风险积聚，如果宏观调控不当，在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很容易爆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发达国家平均投资率从1970年的28.78%下降到2016年的20.98%，下降幅度高达8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作用都在下降，如果没有外需的拉动，经济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当出口形势恶化时，经济增长就会雪上加霜。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国际贸易受阻，导致2009年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到-3%，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十年，但是发达国家总体发展速度还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主要问题应该是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经济增长缺少内需支撑。

五、对我国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发达国家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表现出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结论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变化与发达国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表1给出了我国要素分配格局变化及其他几个经济指标的均值，将改革开放的两个时期1978-1997年与1998-2016年相比，后一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大幅下降、资本收入份额大幅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这些现象都与发达国家的表现一致。不同地方有两点：一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更厉害，分别约为6个和9个百分点;二是投资率没有像发达国际那样大幅下降，反而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出，中国1998-2016年劳动收入份额与发达国家2001-2016年数据几乎相同，从表面看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并不低，但是应该注意到我国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并不处于同一个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还未完成，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2016我国人均GDP为8123.18美元，只相当于发达国家1970-1985年段的水平8846.06美元，因此我国1998-2016年段的要素收入格局应该与发达国家1970-1985年段比较才具有可比性，这样一比较就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比发达国家少4.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高达17个百分点。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中高速增长，但是隐藏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值得警惕。

首先，我国人均GDP刚迈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距离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前劳动收入份额减少非常显著，资本收入份额快速上升，由此导致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45以上，收入差距问题比较严重，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尽管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侧，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忽视需求侧方面的因素。这几年新闻宣传报道中热炒我国居民大规模出国旅游、到国外买马桶盖、奶粉以及奢侈品，给世界的感觉好像中国人民已经很富裕了，但是应该认真分析这些消费人群的比重和构成，以防造成对客观事实的趋势性误判。由于我国有近14亿人口，其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只要超过10%，人数就超过上亿人口，他们有能力到国外旅游、进行高端消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多数中国人消费能力很强。客观地说，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能力进行高端消费，特别是占总人口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很低，城市中还有相当比重的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受到限制，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直接相关，当然还与我国居民要承担高额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负担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率、消费率息息相关，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无法支撑经济持续增长。

其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要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这是质的飞跃。我国经济受制于多年高速发展累积的资源环境压力，投资已经无法维持40%以上的高速增长，今后投资率在中低位运行已经成为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客观规律使然。发达国家的经历表明，资本收入比重与投资率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这一经验将在我国得到印证。目前我国资本收入比重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随着我国国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房地产市场高潮的退去，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机会已经过去。当前我国劳动、资金、社保、物流等用工成本较以前大幅提高，资本投资收益率也大幅下降。但是，资本的本性是运动的、逐利的，它不会静止下来，可以看到我国资本有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转移的倾向。同时，在我国政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国外，当然这客观上有利于消化国内富余产能，拓展了我国企业发展空间，增强了国际竞争实力。无论是被动走出去还是主动走出去，我国投资正在重复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前的经历，投资转移国外已经非常明显，由此导致国内投资率下降不可避免。然而与发达国家居民较高的居民消费率不同，居民消费率还处于较低水平，2011-2016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仅为37.22%，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平均居民消费率14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欧洲、印度等重要经济体对我国出口商品越来越频繁地设置各种贸易壁垒，2018年3月以来美国总统扬言要对我国出口美国千亿美元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可以预计，宽松国际贸易环境在短期內难以恢复。因此，投资下降、居民消费不足、出口形势不乐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这三驾马车中，提升空间最大的应该是居民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才是保障我国经济高质量、中高速增长的长久之计。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是由于以前长期的低收入，当前居民收入水平还不足以支撑我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继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工资、奖金、津贴等劳动收入，普通居民的财产收入、利息、股息等资本收入比重很低，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主要应该提高居民劳动收入比重。为此，应该继续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从制度和机制上保障居民劳动收入持续稳步提高，一是要切实落实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二是要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市场扭曲程度;三是要在企业中推行利润分享制，让劳动者分享生产剩余;四是要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五是要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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